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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
【作者】 汪海燕【写作年份】 2017
【文献分类】 刑事诉讼法
【关键词】 聂树斌案;刑事冤错案件;审判中心;无罪推定;再审启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0366    
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

汪海燕


【摘要】聂树斌案再次引发各界对于刑事冤错案件的警醒与反思。鉴于冤错案件成因的复杂性,应当秉持立体化思路,从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以及法律适用等“多重面向”完善冤错案件的防范与纠正机制。在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基础上,应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法律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探索启动模式的法治化转型,并明确刑事诉讼法适用遵循“从新兼有利”原则。
【关键词】聂树斌案;刑事冤错案件;审判中心;无罪推定;再审启动

  
  一、引言
  在被执行死刑21年后,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终被再审宣告无罪。无论从案件本身之复杂程度、案情之离奇程度,还是从申诉过程之曲折程度,再审启动、纠正之艰难程度,学界及实务部门均认为聂树斌案(下文简称“聂案”)应当载入史册。[1]
  聂案自1994年案发至2016年再审改判无罪,其间不仅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订。聂案如一座墓志铭,不仅记载了当事人命运的悲歌,映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在呼号程序法治、司法文明与公正。
  聂案所涉问题繁杂,限于论述主旨与篇幅,本文仅从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与法律适用等维度,在梳理案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完善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一方面,从历史的维度审视聂案的成因,既要看到表象的证据法问题,更要刺穿表象认知其背后包括单核化犯罪控制诉讼理念、侦查中心等“无形的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聂案再审改判无罪之法治意义,尤其应当重视其对于我国今后防范和纠正刑事冤错案件、完善刑事诉讼结构或改革相关诉讼制度所具有的积极价值。下文以聂案为线索,探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再审启动程序以及明确刑事诉讼法之时间效力等问题。
  二、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基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其实,近年来曝光的有影响的刑事冤错案件除聂案之外,还有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于英生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刑事冤假错案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刑事冤假错案轻则使无辜者身陷囹圄,重则使其被剥夺生命,而且,对于我国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的破坏力十分巨大,甚至会动摇普通公众的法治信念。[2]
  客观地说,立法者为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发生也设计或完善了诸多制度: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到2013年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先后颁布实施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工作办法,[3]再到2013年、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及至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7月两高三部联合印发该意见,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对上述制度或规范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刑事冤错案件的纠正与防范已悄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基本指向及重要内容。而在这些制度中,“审判中心”又成为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立足点与落脚点。诚如有学者所言,“以审判为中心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落脚点是防范冤假错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若无法成功聚焦于冤假错案的防范,这种改革就有可能失焦而违背改革的初衷”。[4]但是,何谓“以审判为中心”,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莫衷一是。因此,为了防范冤错案件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与要求加以科学的厘定。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从“单一视角”转向“多维把握”
  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聚讼不已,概言之,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庭审为中心”,改革的目的即实现庭审实质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仅意味着“以庭审为中心”,同时也内含着“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即审判程序应当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环节,以充分发挥对审前程序的制约。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两种观点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集中限定于诉讼法制层面,属于一种“技术型审判中心论”,而罔顾真正意义上的“以审判为中心”所蕴含的司法体制、司法权力结构方面的改革,而后者才是确保“庭审实质化”、“审判程序中心化”目标实现的前提,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直接决定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及最终成效。[5]
  由于主张者视角不同,其对“以审判为中心”内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聂案为分析对象,也许能更清晰地得出当下我国所“需要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毫无疑问,聂案的形成与侦查中心主义、庭审虚化等有直接关系,本文将在相关部分详述。但同样值得警醒的是,与其他很多刑事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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