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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中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立法选择
【作者】 彭诚信;李贝【写作年份】 2019
【文献分类】 民法总则
【关键词】 行为能力认定模式;形式审查;个案审查;双轨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6648    
民法典编纂中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立法选择


—— 基于个案审查与形式审查的比较分析

彭诚信;李贝


【摘要】在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认定上,我国现行法律、审判实践以及学者观点都在意思能力的形式审查和个案审查之间摇摆不定。事实上,无论是形式审查还是个案审查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一种理想的行为能力认定模式应当是兼顾两者的“双轨制”:以意思能力的法律拟制为原则,并辅之以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作矫正。为了在未来民法典中落实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双轨制”,需要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拟制规则作出区别对待,将其改造为受保护人单方面的特权规则。同时,在个案行为能力的判断时,应结合法律行为与当事人生活之关联性、行为人的精神状况以及法律行为内容的公平性等要素综合考量。
【关键词】行为能力认定模式;形式审查;个案审查;双轨制

  
  在大陆法传统中,行为能力是“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可以独自、完全有效地从事法律行为的能力”,[1]是自然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必要前提。作为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对行为能力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


  
  采用何种方式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加以认定,是这一制度的核心问题。行为能力在本质上即“理性地形成意思的能力”,[2]因此对其判定要以自然人的意思能力有无作为依据。理论上对意思能力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模式:一种是借助一些客观的外部标准(如年龄、或者法院的认定)对自然人的意思能力进行类型化,另一种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对自然人有无意思能力作出个案的判断。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行为能力的上述两种认定模式作出明确的选择,从而导致理论和实践中的巨大混乱。本文旨在揭示实体法上的混乱现状,结合现代社会的语境,对行为能力的两种认定模式作出优劣对比,并在民法典编纂的契机下,寻求未来我国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立法的应然路径。


  
  一、我国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混乱现状北大法宝


  
  对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认定,我国法并没有在个案审查和抽象形式审查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反而呈现出一种左右摇摆的立场。这种摇摆具体表现为:我国法所使用的“行为能力”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个案审查和形式审查两种内涵;在行为能力的类型化中,无行为能力与限制行为能力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立法与特别立法在规制方式上也存在矛盾。这种摇摆立场也同时存在于学者之间,根据讨论对象为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学界对于个案审查与形式审查往往给出不同的评价。


  
  (一)我国法上两种不同的“行为能力”认定模式


  
  我国部分学者将行为能力定义为意思能力的“类型化”,这种认知决定了行为能力必然采用对意思能力的抽象判断模式,而意思能力则专就个案实质审查而言。[3]《民法总则》20条的规定就体现了这种“类型化”的判断模式:“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此处法律完全采用年龄的判断模式,将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概认定为“无行为能力人”,而不问其是否具有意思能力。根据《民法总则》21条第1款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描述的是当事人的一种客观状态,这种状态独立于法院对自然人所作的行为能力宣告判决而存在。《民法总则》24条的规定将行为能力“宣告”改为行为能力的“认定”,一方面实现了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一致性,[4]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作为事实状态的行为能力概念。盖因“宣告”具有形成判决的意味,更加强调成年人由于法院的宣告裁定而获得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身份。“认定”则更倾向于被理解为对既有事实的一种确认,似乎更进一步佐证了成年人在经过法院裁定之前就已经基于其客观情况而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了。[5]最后,《民法总则》21条第2款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为无行为能力人。按照“年龄主义”类型化的逻辑,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当然地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不问其事实上是否具有“辨认自己行为”的意思能力。由此,这一新增规定打破了行为能力“一刀切”的判断模式,兼顾了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是否能够辨别自己行为)。


  
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在审判实务中,法院对于行为能力概念的使用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模糊性。一些判决采用狭义理解,认为成年人只有在经过法院认定之后才能成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吕桂艳等与吕兴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中,[6]法院认为虽然当事人被医院鉴定为“器质性痴呆”,但是她“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确认”,因此不能认定其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欠缺行为能力。在“赵先民诉赵庆民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案”中,[7]法院认为:“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经过《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来认定,而后依法指定监护人”。根据这些判决,成年人行为能力的认定必须以法院认定为前提,其事实上是否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则在所不问,并且行为能力的认定不具有溯及力。但在更多情况下,法院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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