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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与国家建设:纪念北大法律教育100年
【作者】 强世功【写作年份】 2004
【文献分类】 法理学【关键词】 法律教育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25258    
法律教育与国家建设:纪念北大法律教育100年

强世功


【关键词】法律教育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的广阔,也不在于其历史上的文化奇迹,而在于一套成熟的政教制度能将广阔领土上复杂的文化凝结为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的伟大就在于儒法合流的政教传统塑造了几千年的东方文明。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建现代国家与复兴中华文明的纪纲。法律教育不仅为塑造现代国家提供重要思想依据和制度建设,而且培养了承担国家重建和文明复兴之重任的栋梁之材。北大法学院百年的法律教育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试图以法治为纪纲来重建文明国家的见证。  
 北大法学院的百年,也是现代中国风雨飘摇的百年。其间,社会变迁,国家转型;政权更替,山河易色;革命、割据、战争、运动、改革,在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法律教育也随之一波三折,但是,现代法律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中显示出维系现代国家的巨大力量,从而深深地嵌入到现代中国的重建之中。  
  
 一、  
  
  从现代法律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法律就不是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来理解的,而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系试图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前身的京师同文馆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就是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法律成为我们这个文明帝国理解世界关系的窗口,通过这种窗口,清王朝在缓慢地改变着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通过“约法”把自己从一个想象中的天朝帝国变成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民族国家。法律成为约束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意味着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民族国家必须通过法律建构为一个国际秩序的主体。因此,法律成为塑造现代国家的重要手段。  
  用法律来驯服君主。这是法律塑造现代国家的第一步。戊戌变法中要变得就是重建政治统治关系的法,君主立宪就是现代法律对新型政治统治关系的建构。然而,现代法律在这个民族的土地上刚刚萌芽,它的力量太稚嫩了,它还来不及成长就被扼杀了,不过法律的种子播种在了京师大学堂。法律在成为一种政教纪纲之前,首先必须要作为一个知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甚至一个文化而被传播。  
  1904年,张之洞等人拟定《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分科大学事宜,法律学为十种专业之一,从此法律学始终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专业学科,北京大学的法律教育也由此发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可能没有意识到,多少年之后,法律正是在“体”与“用”的张力中探索自己的定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秉持“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最初主张把法科从大学中分离出去,办成专门的法政学校,后因遭到普遍反对而作罢。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普遍误解,因为在儒法的政教传统中,法律仅仅是解决具体问题之“术”,它不可能成为真正之“学”,因此也不配享受“大学”的名声。但是,传承洪堡教育思想的蔡元培有没有真正想过,法律对于现代人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法律教育对于建构现代国家真正意味着什么。  
 当然,蔡元培对法学专业的排斥与其说是由于蔡元培对法律的误解,不如说是由于法律教育的现实让蔡元培倍感失望。当正式的西方法律教育引进中国的时候,法律教育被看作是新的科举机制,成为选拔官吏的阶梯。这样的法律教育丧失了对法律思想和精神的把握。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有计划地改造法学,设立了旨在研究学术的法科研究所,内设法律门、政治门和经济门。这样的思路显然是为了摆脱狭隘的职业法律教育,把法学置于更为包括的背景之上。即便在法律门内,北大依然开设大量的与职业教育似乎无关的课程,比如王宠惠的比较法,康宝忠的中国法制史,王景歧的中国国际关系及各种条约,陈长乐的美国宪法之研究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把法律教育定为人文教育的四年制,以利于对法律理念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法律职业培训的三年教育。  
 正是由于蔡元培对法律教育的这种改造,法学在中国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法学不再是对职业的培训或官员的选拔,而是对法律精神的探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课程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北京大学法律系1920年给一年级本科生所开课程包括:宪法、政治学原理、民法、英国法、法国法、德国法、罗马法、刑法总则、拉丁文、经济学原理和法院编制法。从这些学科就可以看出当时法学研究的学术趋向。正是由于这种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的学术追求,北大法律系吸引了当时全国知名的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法律教育的领导者。  
  
 二、  
  
 尽管北京大学法律系把追求法律知识和法律真理的学术研究作为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研究由此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法律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国家需要的实用知识,法律知识的这种特殊性导致法律知识对于现实具有很强的制度建构性。正因为如此,法律教育如何建构国家制度,如何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就成为法律教育中不可避免的根本性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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