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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问题研究
【作者】 韩旭【写作年份】 2016
【文献分类】 律师【关键词】 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内容;范围;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9857    
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问题研究

韩旭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内容、范围和方式等均不明确,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律师核实证据还将面临“泄露案件信息”的执业风险。基于价值考量,核实证据内容应限定为客观上矛盾、主观上“存疑”的证据而非全案证据;核实范围上,在确认律师有权对言词证据进行核实的同时,应设置若干例外,并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确定不同的核实范围,办案机关可针对个案以“负面清单”形式禁止律师对某些敏感信息进行披露;在核实方式上不宜作出硬性规定,但应注意区分被追诉人是否被羁押的情形,对于未被羁押的,可予以适当限制。此外,尚需完善配套制度:修订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确立违法监听排除规则;赋予律师侦查阶段有限的核实证据权。
【关键词】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内容;范围;方式

  
  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程中能否向其披露证据内容、透露案情,长期以来是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上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再修改,首次规定了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刑诉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律师在会见时不敢向被追诉人披露证据的问题。新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上虽然有了较大进步,但由于“核实有关证据”的立法规定较为模糊,无论是核实证据的内容、范围还是核实方式均不明确,譬如辩护律师在会见时能否将知悉的全部案卷材料披露给当事人?是否应区分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在核实方式上是采取“一问一答”的提问方式还是采取概括告知的方式抑或是交付阅览的方式?等等,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导致这一新设立的制度在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实施。一方面,辩护律师因对核实证据的“度”把握不准而心存顾虑,生怕“越雷池一步”而在行使权利时显得保守,对本应核实的证据不进行核实或者不予认真核实;[1]另一方面,少数辩护律师可能滥用核实证据权,以核实证据为名,帮助实施串供行为,或者教唆、引诱当事人违背事实进行翻供。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成果,2015年9月“两院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在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问题上重复了刑诉法37条第4款的立法规定。[2]因此,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在司法实践层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拟对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方面的理论争议、存在的执业风险以及核实证据的内容、范围和方式等问题予以分析,并就修订刑诉法和律师执业规范、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核实有关证据”立法规定的理论争议和观点评析
  (一)理论争议
  对刑诉法第37条第4款辩护律师“核实有关证据”规定的理解,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焦点集中在核实证据的范围上。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阅卷权说”;二是“客观证据说”;三是“不一致证据说”。
  “阅卷权说”是指通过辩护律师会见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权的行使,实际上是等于承认了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律师界和部分学界代表。律师界代表大多对被追诉人享有阅卷权持肯定态度,认为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展示案卷材料,并向其核实相关情况。[3]有学界代表认为:对于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律师的核实证据活动所获得的查阅控方证据的权利,可以称之为“被告人的阅卷权”。其主要理由是:被告人是辩护权的行使者;阅卷权是被告人参与举证和质证活动的程序保障,也是被告人获悉起诉罪名和理由的应有之义,还是被告人与律师协调辩护思路的保证。[4]
  “客观证据说”又称“实物证据说”,主张辩护律师核实证据时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但不能核实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辩解以外的言词证据。[5]更有甚者,将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范围仅限定为“有罪的实物证据”,认为“除了可以将有罪的实物证据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其他证据都不能告诉。”[6]主张“客观证据说”的主要是检察实务部门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实物证据客观性、稳定性较强,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证据朝着背离案件真相方向改变的风险较小。”如果告知案内全部证据,会面临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甚至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惩罚。此外,辩护律师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内容不同或相反的证据予以告知,违反了证据保密原则,涉嫌违法犯罪。
  “不一致证据说”重点强调对案内“不一致”证据的核实,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学界代表。该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包括将案内有关证据的内容,特别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不一致,甚至有较大出人的证据内容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要时还可把有关物证、书证的照片或复印件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辨认。其理由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对其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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