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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繁权——评大陆的注册资本认缴制
【英文标题】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but Complicate Relations: On the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for Subscribed Shares
【作者】 王文宇【写作年份】 2016
【文献分类】 公司法【关键词】 注册资本;资本实缴制;资本认缴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7169    
简政繁权——评大陆的注册资本认缴制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but Complicate Relations: On the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for Subscribed Shares


王文宇


【摘要】根据“简政放权”政策,中国大陆最近修改了《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修改为认缴登记制。本文对此体制松绑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并与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的注册资本制度进行了比较。四个视角可以用来检视此新体制:登记制度和披露制度的分离,股东、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复杂三边关系,公司募集资本时弹性的缺乏,股东会作为资本结构协调者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应做出立法和行政变化以因应新体制。
【关键词】注册资本;资本实缴制;资本认缴制

  

目录

  一、前言

  二、资本制度的法制设计

  (一)资本额的公示登记

  (二)资本制度的设计

  三、资本制度的比较法制

  (一)中国大陆的法制演进

  (二)台湾法制

  (三)英国及美国法制

  1.英国法制

  2.美国法制

  四、评注册资本认缴制

  (一)“认缴登记”与“实缴公示”脱钩

  (二)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三方关系 ─ 滋生投机行为

  (三)筹资弹性的缺乏 ─ 资金配置的主导权

  (四)协调筹资的机关─股东会?

  五、结语

   一、前言

   2013年3月,中国大陆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简政放权”的政策,即下放政府的一部分监管权限,让经济回归市场机制运作,以提高行政机关管理效率,并促进市场的蓬勃发展,立意至为良善。此政策可谓是对长久以来各界对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之期盼的正面回应。在公司资本领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亦从善如流,于当年12月修订《公司法》,主要内容包括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修改为认缴登记制、简化登记事项与登记文件、取消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等。[1]其中部分修订内容,例如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符合公司法发展趋势,体现中国大陆政府的改革魄力,值得肯定。

   然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划分不易。因此由政府主导演进到回归市场,不但需要周延的制度设计,而且需要适切调整政府与市场的权责分工,实非易事。再者,公司法涉及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等多方当事人,因此资本制度允宜求取平衡,不宜以偏盖全。例如片面强化股东自治而牺牲公司筹资的弹性,即不可取。

   为了阐明这个道理,本文拟聚焦于《公司法》修订[2]所创独树一帜资本制度─“注册资本认缴制”为主题,评析它在中国大陆转轨经济下,是否能充分满足企业筹资需求,扮演关键承先启后的角色。依作者见解,修法实行的认缴制仅能部分或局部实现“简政放权”的政策目标。

   本文以“简政繁权”为标题,认为虽然认缴制简化了政府注册登记的职权,但是模糊了政府与市场于信息审查及公示事项上的分工。此外,完全认缴制赋予股东出资期限的自由,会间接鼓励股东采取策略性投机行为,而且无法满足企业筹资的弹性需求,未必可取。

   追根究柢,完整的资本登记制度应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以促进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降低交易成本关键主要在于消除交易当事人信息不对称,并且确保交易履行顺畅。因此,无论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或筹资弹性与交易安全的保障,其制度设计之目标亦是如此。

   本文章节安排如下:首先讨论资本及登记制度的法制,分析其规范重点所在;再进一步就中国大陆现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与台湾、英国、美国的资本制度做比较,对照异同以资借镜。接着,本文评估现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缺失,包括“认缴登记”与“实缴公示”脱钩、提供“投机行为”诱因等缺失,并提出以“催缴”机制为核心的改革方向,引导出最后结论。

   本文强调,资本制度的规范涉及政府与市场之分工安排,目的在于追求股东、公司、债权人间利益的平衡。由于认缴制未厘清这些基本关系,实施效果将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简言之,“简政『放』权”一片美意带来的却是“简政『繁』权”的结果,允宜谋求改进之道。

   二、资本制度的法制设计

   (一)资本额的公示登记

法小宝

   法律上资本制度中所谓的资本,其意义等同股本[3],其来源为股东认购公司所发行股票时,向公司缴纳的股款。这通常为公司赖以维持营运的核心资金。应先叙明,股东在入股后享有的股权属于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4],其受偿次序劣后于公司一般债权人,但可享有公司的盈余分派,所以股东缴纳的股本得配合公司需求变动,不过仍宜求客观化与单纯化。但是有限责任原则产生外部性,一方面债权人有债权无法受清偿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出资比例往往影响股权的划分,促成一系列“债权人VS. 股东”与“股东VS. 股东”之利益冲突[5]。为寻找冲突间平衡点,兼顾保护债权人与保障股东利益,各国在公司规范上对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即形成现今型态各异的资本制度。

   于资本制度设计上,政府为确保交易安全,便于让公司外市场参与者查知公司资金状况,政府往往择用登记制度,要求公司向市场公示其资本额,此因政府登记具有明确且方便查证之优点。[6]登记制度的设计亦非易事,核心在于如何确保登记的质量。传统上,政府多亲自担纲守门角色,对公司陈报登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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