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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司法改革与诉权保护 积极应对新型FTA私人诉权扩张趋势
【作者】 漆彤【写作年份】 2016
【文献分类】 国际私法【关键词】 私人诉权;TPP;司法改革;私人滥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6739    
推进司法改革与诉权保护 积极应对新型FTA私人诉权扩张趋势

漆彤


【摘要】赋予当事人国际法上的“私人诉权”,来保障国际条约中与私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如人权、环境、劳工、投资、反垄断等,正成为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新型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这一趋势将动摇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法理念,并对东道国司法主权形成挑战。在国际层面上,我国应(1)坚持国家主导,反对私人诉权过度扩张;(2)顺应时代发展,适度接纳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3)合理利用条约机制,限制私人诉权的滥用。在国内层面上,我国应(1)加快司法改革、强化多元治理、提倡公民参与司法;(2)公私诉讼并举,强化私力执行;(3)以公益诉讼为突破口,加强私人诉权保护;(4)调整立场,推进国内、国际私人执法机制的有效衔接;(5)完善立法和配套措施、防止私人滥诉。
【关键词】私人诉权;TPP;司法改革;私人滥诉

     一、国际法上的私人诉权问题

  

   传统国际法认为,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援引国际条约主张权利,国际条约的执行主要由主权国家来完成,这种执行机制被称之为“公共执法”(Public enforcement)。晚近,随着经济全球化、多元治理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条约越来越多涉及人权、环境、劳工、投资、反垄断及贸易等与私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由此产生“私人执法”(Private enforcement)问题。赋予当事人国际法上的“私人诉权”(Private rights of action),正是国际条约“私人执法”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与“私人诉权”相对应的,由国家执行国际条约的制度,则可称之为“国家诉权”(State rights of action)。国际法意义上的“公共执法”与“国家诉权”,其典型代表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如我们所熟知,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并未直接为私人创设权利与义务,仅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三大领域间接赋予私人贸易救济权利,而其他方面对他国不公平做法或违反WTO协议的措施必须请求本国政府进行外交保护,即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该权利由作为WTO成员方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专享。

  

   国际法意义上的“私人诉权”并非新鲜事物。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签署,1959年欧洲人权法院成立,在用尽国内救济的前提下,“任何个人、非政府组织、个人组织宣称一个缔约国侵犯了其公约和公约议定书所规定的权利,是受害者,则法院可以受理该个人、非政府组织、个人组织的申请,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此权利的行使。”1965年签署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ICSID公约》),也早已建立了外国私人投资者诉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仲裁机制(ISDS)。不过,由于前者仅为区域性机制且限于人权领域,后者在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受理案件数量偏少,并未对各国传统主权观念造成太大冲击。

  

   在WTO成立至今的过去二十年里,由于新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各类新型区域贸易协定(FTA)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美国主导的两大巨型FTA谈判,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因其体量大、标准高而被视为新型FTA的典范,代表着新一代全球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新型FTA除在涵盖内容及实体标准上较以往有重大突破,往往伴之以强有力的执行机制。除了传统的国与国争端解决这类“公共执法”机制以外,新型FTA在赋予“私人诉权”纳入“私人执法”方面也呈明显扩张趋势,这一趋势应当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

  

   二、新型FTA对于私人诉权的扩张

  

   (一)以TPP、TTIP为载体

  

   近日,继跨太平洋十二国达成TPP后不久,美欧在TTIP谈判中也取得重要进展。两大协定在关税减让、对等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固然引人瞩目,然而其最根本的突破还在于某些制度层面的设计。因为前者仅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成果,影响主要限于经济层面且作用时间相对短暂;而后者作为制度层面的创新,如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广泛的公众参与、普遍的争端解决,则将在法律上具有长期影响。以TPP协定为例,其争端解决机制覆盖面广,除贸易等传统议题外,金融、投资、环境、劳工等新议题均被纳入争端解决机制,并将透明度、第三方意见、专家意见等“法庭之友”制度引入争端解决机制,更加强调包括公私主体在内的多元网络治理结构。

  

   (二)以ISDS机制为形式

  

   过去的20年里,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例如:受理案件数量急剧上升、ISDS条款成为FTA标配、东道国赔偿数额屡创新高。与此同时,投资仲裁机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面临转型之痛,例如:过于偏袒私人投资者、危及国家安全与规制主权、透明度显著不足、一裁终局缺乏纠错机制、诉讼成本高昂等。针对上述问题,以TPP、TTIP为代表的新型FTA,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改变。从有关协定或谈判文本内容来看,变化趋势表现为投资仲裁场所的多元化、仲裁机制准司法化等特征。以TTIP谈判为例,欧盟提出的常设国际投资法院系统和上诉机制构想,在赋予私人投资者诉权方面逐渐淡化商事仲裁色彩,而在向类似WTO争端解决这样的准司法机制转化。在2016年初的欧盟与越南、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中,这一常设投资法院系统已经由设想迈向实践,势将对现有的ICSID投资仲裁体系及整个国际投资法治的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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