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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初探
【作者】 马贵翔;蔡震宇【写作年份】 2014
【文献分类】 刑事诉讼法
【关键词】 效率均衡;实体完整;集中起诉;集中审判;集中法庭援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1072    
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初探

马贵翔;蔡震宇


【摘要】集中审理制度有助于提升简易程序案件的整体效率,但实践中存在繁简分流不彻底、适用范围不明确、目的理解有偏差、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简易程序的集中审理通常关注的是多个案件的集中审理,要遵循效率均衡原则与实体完整原则。集中审理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不得进行;与其目的本身相抵触的,不宜进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可通过优化侦查程序终结后的案件分流、建立相应的办案组织与模式来实现案件的集中审查与集中起诉。审判阶段,法院应对案件进行集中的庭前审查与庭前准备,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模式实行集中审理。司法机关在对简易程序案件适用集中审理的同时,应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集中提供法律援助。
【关键词】效率均衡;实体完整;集中起诉;集中审判;集中法庭援助

  

   一、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的产生背景与实践探索

   自文革后司法机关重建以来,刑事案件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79年的12万余件增加到2011年的84万余件。[1]美国法官波斯纳曾指出,案件负担的增长将同时导致法院体系的扩大与简化。法院体系的扩大指法官与助手数量的增加,法院体系的简化指审判程序的简化。[2]中国司法发展的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斯纳的结论。为了应对诉讼案件数量的迅速增加,中国法官与检察官的人数也逐渐增长,检察官人数从1986年的9.7万余人[3]增加到2012年底的约15万人[4]法官人数从1981年的6万余人[5]增加到2013年初的19.6万余人[6]。

   司法机关员额的增长远难以抵消案件暴增带来的压力,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诉讼程序的简化。在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首次超过每年60万件的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修改内容之一便是增设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此后四年,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年均约50万件。在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再次超过每年60万件的2001年,两高协同司法部着手研究简易程序的制度完善与类型拓展,并于2003年出台《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与《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7]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设立,极大缓解了司法部门的办案压力,但同时也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应对案件增长的突发因素埋下了隐患,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在2012年以前的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案件几乎等同于不出庭的案件,[8]检察官在绝大多数简易程序案件起诉后便只需静候判决书与装订卷宗了。只有少量在庭审中可能出现变化的案件,如被告人有可能翻供的、出现新的重要证据需要当庭出示的,检察官才会选择出庭公诉。2012年刑诉法修订后,检察机关被要求派员出席简易程序案件,简易程序案件检察院不派员出庭的制度红利消失。与此同时,公安部的“破案会战”导致刑事案件数量继2011年突破80万件之后又突破了90万件,2012年的刑事案件总数达到98万件。[9]

   在红利消减与案件量激增双重压力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开始积极探索各种简易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便属其中之一。新修订的刑诉法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但对集中审理尚未作出细致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试行)》第486条只是原则性地规定检察院可以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相对集中提起公诉,并建议人民法院相对集中审理。

   在各地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不彻底,导致集中审理的效果无法充分发挥。根据现行刑诉法,刑事案件在侦查程序终结后的分流主要是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与非刑事案件的分流,并不涉及不同类型刑事案件的分流,不论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案件难易程度如何,都被不加区分地一并移送至检察院接受审查起诉。虽然检察院内部存在对受理的案件进行技术性分流的机制,但这种案件分流机制无法摆脱主观性过强,且专业性与行政管理性无法兼顾的问题。如在我们考察的上海市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2667起被告人认罪案件中,仍有521起案件的审查起诉天数超过了31天,占被告人认罪案件总数的19.5%。从具体年份来看,独任制简易程序的审查起诉天数占普通程序审查起诉天数的比例除2003、2004年以外,2005-2013年的比例均超过50%,在2012年甚至达到历史最高的80.6%。合议制简易程序的审查起诉天数占普通程序审查起诉天数的比例除2004年以外,2005-2013年的比例均超过60%,2011-2013年均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可见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分流的缺失导致了不同类型案件办案效率的趋同化,同时也导致集中审理的覆盖面更窄。

   第二,集中审理的运行缺乏规范,适用条件、程序操作不明确。实践中适用集中审理的简易程序案件类型较少,以盗窃罪、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等案件居多,[10]集中审理的覆盖面过于狭窄,不利于充分发挥集中审理的规模化效应。此外,各地司法虽在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理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总结归纳不够,没有及时形成相应的操作规程,导致集中审理的规范性缺失,不利于制度的延续与推广。

   第三,对集中审理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存在“为了集中而集中”的现象。如浙江萧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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