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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律师帮助制度
【作者】 骆绪刚【写作年份】 2015
【文献分类】 刑事诉讼法【关键词】 刑事审前程序;律师帮助;不足与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1409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律师帮助制度

骆绪刚


【摘要】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前程序的律师帮助得到加强,但是在侦查阶段律师无阅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不明确、法律援助范围狭窄、援助申请程序繁琐以及律师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得被追诉人在审前程序中实际上无法获得有效、充分的律师帮助。鉴于此,有必要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帮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赋予律师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阅卷权明;明确律师调查取证权;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实行“先援助、后审查”;在律师资源不足的地区允许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介入侦查阶段。
【关键词】刑事审前程序;律师帮助;不足与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获得律师帮助被视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获得律师帮助权也被视为是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中规定获得律师帮助(在自己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获得指定法律援助)是被追诉人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保证;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明确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世界刑法学协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8条也有规定,应从刑事诉讼程序启动时便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聘请律师以及在没有能力聘请时国家应提供法律援助。美国将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宪法化,在其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都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1977年Brewer v. Williams案中[1],法院进一步明确被指控人的律师帮助权从刑事诉讼启动时即享有,而不论是正式提出指控、预审、正式起诉、控告或是初次聆讯。日本《宪法》第34条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亦规定,如不直接讲明理由并立即给予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对任何人均不得加以拘留或拘禁。相比较而言,我国被追诉人律师帮助权的保障不容乐观,有的学者通过调查,我国各地律师辩护率(包括指定辩护)大致在20-30%左右。[2]在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前,指定辩护仅限于审判阶段,审前阶段被追诉人无法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另外,出于侦查利益,侦查机关抗拒律师的介入,即便律师介入,辩护的实际效果也较差。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对被追诉人而言,审判阶段虽是最后的保障,但审前阶段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在侦查阶段没有与侦查机关对抗的能力,在审判阶段往往也难以扭转局面。从形式上看,决定被告命运的是审判程序,但从实质上看,绝大多数被告的命运在侦查程序中即已决定。[3]如果审前阶段律师帮助无法获得保障,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目的便会沦为空谈。

   二、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帮助的价值体现

   (一)有利于保障人权,促使检察机关公平审查案件

   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在审前程序中,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检察官组成了“控辩审”三方结构,相对于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虽然同为程序主体,但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面对的是代表国家的强大公权,在追诉过程中,可以并且往往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法进行积极地对抗;另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复杂性、专业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般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无法进行有效的取证和质证。“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刑事追究者就不可能在与刑事追究者或指控者对等的意义上充分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辩护权。”[4]获得律师帮助权本身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重要人权,通过律师的帮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另外,律师的介入能够打破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封闭性、单方性的书面审查,增强程序的兼听性,让检察机关能够进行公平的审查。

   (二)有利于侦辩对等,实现司法公正

   控辩对等是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是现代刑事司法的核心机制。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对等只是形式的对等,程序的正义性还要求控辩双方能够“平等武装”,不仅享有平等对抗的机会,还有平等对抗的能力,即实质的对等。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客观地形成了侦查机关和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两造对抗,检察官客观中立、居中裁断的三方构造。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对抗能力上天然的不对等,如果“没有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司法公正是难以实现的”[5]。可见,律师的介入是侦辩对等的必然要求,而侦辩对等又是程序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律师帮助权的保障也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此外,辩护律师还享有调查取证权,通过辩方证据的收集,增强了证据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辩护律师的有效质证,能够帮助检察官查明证据的真实性。通过律师的介入,有利于揭示案件事实,有利于最大限度发现真相,实现实体公正。

   (三)有利于制约侦查权,抑制侦查机关违法办案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曾言道:“警察官署的行动自始蕴藏侵害民权的危险,而经验告诉我们警察人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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