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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原则的悖论与是非
【作者】 秦小健【写作年份】 2019
【文献分类】 民法总则【关键词】 公序良俗;道德情感;价值多元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10468    
“公序良俗”原则的悖论与是非

秦小健


【关键词】公序良俗;道德情感;价值多元化

  

  在现代价值多元社会,公序良俗可谓是为私人生活守护共识和秩序的基础性原则。身处从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当下,公序良俗的复兴,是日趋式微的传统,为抵抗被割裂的命运,而衍生出的一种符合现代理解的“变体”。但这一“变体”,在价值多元且不可公度的复杂情景下,仍不免遭遇某种“悖论”:一方面,价值越是多元,就越需要公序良俗来维系基础性的价值共识和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诸种多元的价值,纷纷以其自身理解来定义公序良俗。这就使得看上去言之凿凿的“公序良俗”,始终难以取得共识性的一致理解,反而为迎合多元价值而不断走向模糊化、空泛化。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民法通则》《婚姻法》姓名权条款的立法解释中,首次明确提出“不违反公序良俗”; 2018年《民法总则》则将“尊重适合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传统表述,凝练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43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若违反公序良俗,则无效。《民法总则》的“公序良俗”规定,被视为民法连结价值世界的纽带,在保证民法得以从其体系之外充分汲取价值资源的同时,也为体系内的民法行为确立了源于最低道德标准的底线,确保获得民法承认的合法有效行为不致与社会道德标准相抵触。



  

  不过,司法实践中,不乏将“公序良俗”泛化为一般道德情感、以道德直觉定义“公序良俗”的情形。其法律后果,不仅在于侵犯了不符合其道德判断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在于它轻易地挑战了作为现代文明成果的私法自治秩序,也破坏了在价值多元时代弥足珍贵的规则稳定预期。在著名的泸州遗赠案中,所谓“公序良俗”,很显然不能简单地被传统婚姻道德所替代。疑难案件之所以称得上“疑难”,并非由于规则适用的疑难,而深刻地体现为价值“两难”。在泸州遗赠案中,至少存在两重价值冲突及由此所致价值“两难”:一是婚姻道德与病患中同居者尽到充分照顾之情感二者之间的“两难”;二是遗嘱合法背后的法律稳定预期价值及当事人对规则的信任,与维持传统婚姻道德但要否定遗嘱规则适用之间的“两难”。价值多元注定无法给出某种“正确”结论,但绝不允许一种价值可以无理由地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

菊花碎了一地

  

  应该承认,立法很难对“公序良俗”进行确定化的界定,也很难明确列举出符合公序良俗的诸种具体情形。这是因为,在价值多元时代,“公序良俗”具有一张普罗透斯般的脸,根据个人的道德情感而变幻无常。即使立法将社会共同体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时代所公认的道德标准列举出来,也断不可能消除公序良俗的模糊性。可以参考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先例。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使得“公共利益”被滥用,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进行强拆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有鉴于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概括+列举”的方式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看似为“公共利益”赋予了确定性内涵。但是,所列举的诸种具体情形仍然显得较为空泛,稍加引申,就可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仍未根本杜绝“公共利益”的滥用。



  

  不过,立法将“公序良俗”确认为法律的“原则”,其意义不容小视。麦考密克说过:“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的汇合点。”有观点正确指出,“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一个转介条款,将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转介为具有规范效力的法律规范,从而为特定情形下明显践踏道德底线的法律行为提供否定性规范评价,以保证所有有效的法律行为均符合最低道德标准。作为“原则”的公序良俗,在法律的规范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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