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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防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新论
【作者】 赵亮【写作年份】 2014
【文献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腐败犯罪;零容忍;有限容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85297    
当代中国防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新论


有限容忍之提倡

赵亮


【摘要】我国一直努力根治腐败犯罪,国内对腐败犯罪的主要态度是零容忍,但杜绝一切腐败犯罪现象是不现实的。面对反腐败零容忍刑事政策的困境,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应该做出新调整,选择有限容忍政策。有限容忍政策不是姑息养奸,是对腐败犯罪现状的科学认识,应在刑事立法中进行相应调整。

【关键词】腐败犯罪;零容忍;有限容忍

  

   腐败犯罪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我们一直努力根治腐败犯罪,但终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消灭腐败犯罪。面对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条件,我们是否可以更换刑事政策,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防治腐败为目标?当代中国对腐败犯罪,可以持有限容忍的刑事政策。对这一政策的深入研究与挖掘,对中国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应有较大价值。

   腐败犯罪的现状与趋势

   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坊间流行的段子夸张地表现了腐败犯罪的严重性,“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1],言下之意,腐败犯罪成风,几乎无法控制。作为理性的法律人,应该在权威数据中寻找依据,作为研究基础。

   中国法学会自2009年起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回顾上一年法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其中关于检察工作的部分值得关注。2008年,全国检察系统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案件33546件,共计41179人。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2009年,检察院系统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其中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2011年,检察系统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2012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47338人,同比上升6.4%。其中,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11690人,同比上升10.4%。[2]对2012年的职务犯罪案件数,笔者并没有在中国法学会的报告中发现直接数据,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08至2012年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3]由此可以推算,2012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4326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69人。

   纵观2008年至2012年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数目与案件数,五年间从41179人增长至47338人,上升比率为14.95%;从33546件增长至34326件,增加了2.32%,单个案件中平均涉案人数从1.23人增长至1.38人,增长了12.12%。上述简单分析表明,当今腐败犯罪总体呈现人数增长之势头,由于县处级以上涉案国家工作人员数量较为稳定,年均约为2635人,由此可以推测县处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数量增长更为明显。由于平均涉案人数增加,可以推断共犯案件增加,或者单个案件中共犯人数增加。职务犯罪中共同犯罪案件,影响恶劣,共犯中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查处难度增加,犯罪危害更大。

   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决心、力度、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腐败犯罪的趋势也值得关注,即县处级以下涉案人员增加,共同犯罪的“窝案”呈现增长的势头。对此,刑事政策应作出及时反映,以遏制腐败犯罪的发展。

   对腐败犯罪的有限容忍政策之提倡

   国内对腐败犯罪的主要态度是零容忍。有论者认为,“职务犯罪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已经符合定罪的要件,无需再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的起点”[4],同时论者还例举了香港警察收受10元港币礼物受到刑罚处罚的案例。由此可见,论者认为对于腐败犯罪,尤其是涉及贪污、贿赂等罪名的犯罪行为,不考虑任何数额,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按照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对腐败犯罪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是一个良好的态度而非理性的认识。杜绝一切腐败犯罪现象无疑是不现实的,历史上与现实中没有任何国家完全消灭腐败犯罪,与其咬牙切齿地愤恨怒骂或者眉头紧蹙地紧张焦虑,不如心平气和地分析腐败犯罪生成的多种根源,理智地寻求控制它们的可行路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游刃有余地适用多种手段与腐败犯罪展开长期斗争。

   对腐败犯罪的有限容忍政策之内涵为,基于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容忍对严重的腐败犯罪不适用死刑;容忍对轻微的腐败行为不适用刑罚处罚措施。

   有限容忍政策绝非姑息养奸。有限容忍的刑事政策不是为腐败分子开脱,更不是将小腐败分子“养成”大腐败分子而予以更加严厉的刑法惩罚,而是对零容忍刑事政策的极端化进行的调和。

   零容忍刑事政策主要是基于破窗理论。美国的威尔逊和凯林两位教授提出,假如某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破损且没有被及时修补,那么情况将朝着恶劣方向发展,其他窗户也会被恶意毁损。这是因为没有修补的坏窗户表明没人关心它,因而毁损更多的窗户也不用担心有任何不良后果。两位教授及其追随者试图证明,无序与犯罪之间存在关联;数量庞大的、集中的和被忽视的无序在引发犯罪方面更有影响力;警察通过干预建立社区性规则,可以有效降低区域性无序;警察与社区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强化社区自控能力。[5]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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