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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
【作者】 亓晓鹏【写作年份】 2015
【文献分类】 行政诉讼法【关键词】 疑难案件;法律发现;法律论证;安全裁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0004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


——对105件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的研究

亓晓鹏


【摘要】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中的法律发现,主要集中在法律规范效力冲突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两个方面。最高法院的规律性做法包括对行政机关的尊重、对一般性法理的依赖,以及支持下级法院避免地方干预。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一种安全裁判观。
【关键词】疑难案件;法律发现;法律论证;安全裁判

  

   一般来讲,高级法院向最高法院请示的案件都是疑难案件。通常最高法院采用“批复”或“答复”对其中疑义作出解释。[1]但是,批复、答复的研究并非理论研究热点,行政诉讼批复、答复更是长期远离学者视野。通过对105个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2]的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拨开疑难案件处理的神秘面纱,认知真实世界里的行政诉讼法律适用。

   一、批复答复中的法律发现

   法律发现是司法方法论中一个重要的也是较有争议的概念,[3]有法官认为它是指发现解决个案纠纷的法律规则所采取的方法,并分为对明确法律规范的寻找、对模糊法律规范的解释、对法律冲突的判断与选择、“空缺立法”、从现行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以及法学理论中提取法律原则,以及价值衡量等六种途径。[4]

   (一)法律发现的主要形态

   1.法律规范冲突的判断与选择

   大量批复、答复基于法律规范冲突而发生,高级法院提交请示的主要目的是让最高法院选择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关于呼和浩特市废旧金属管理规定效力问题的答复》([1996]行他字23号)中,最高法院认定呼和浩特市政府规章中“废旧金属出省区运输必须办理准运证、非法外运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否定了相关条款的效力。《关于公安交警部门能否以交通违章行为未处理为由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20号)中,最高法院认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不得附加任何其他条件”,否定了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冲突条款。此类冲突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法律法规居多。[5]

   2.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最高法院主要运用了两种解释方法:一是字面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是否需要复议前置问题的答复》([1997]法行字27号),明确认定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复查”并非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复议”,因此被决定教养的人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关于能否对仅有一次盗窃行为的公民实施劳动教养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8号),明确了“屡教不改”作为实施劳动教养的必要条件之一,“仅有一次盗窃行为”不属于“屡教不改”。二是扩大解释。《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6号),指出“离退休工作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的,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从而将退休返聘人员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范畴。在解释结果上,此类批复、答复都倾向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6]

   (二)法律发现的特点

   1.案件疑难程度不高

   处理规范冲突类案件,最高法院的法律发现遵循严格的规范主义进路,假定整个行政法律规范形成了一个完善闭合的体系,按照法律效力符合从上到下逐级递减的规律,运用逻辑方法选择适用规范。大部分的法律规范冲突发生在公安、交通、工商管理等传统秩序行政中,法律规范较为完备,效力等级明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最高法院总能找到现成的法律。同时这也说明,此类请示的复杂疑难程度并不高。实际上,《立法法》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出台后,法律规范效力的选择更为明确。但是,高级法院在一些请示案件中并没有直接利用法律规范选择权来处置此类案件,而是依旧请示最高法院来找法。

   2.论证简单化。

   法律论证是与法律发现紧密联系的逻辑过程,只有通过论证才能证明法律发现的正当。但是,批复、答复多则两百字,少则几十字,并且“直接给出证立的具体方案,但是对自身解释的可能限度与论证理由的具体展开缺乏方法论上的自省和发展”,[7]并没有对各类法律规范效力冲突做一个详细的论述,从而展示法律适用的证立过程。

   3.批复答复不规范

   最高法院一直强调禁止就证据和事实认定进行请示。《关于审理行政案件时对善意取得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1999]行他字5号)指出“是否是善意取得,请你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应如何处理的答复》([2008]行他字15号)指出“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等待有关机关有效确认后适用相关法律”。《关于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能否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等问题的答复》([2009]行他字9号)指出,“如果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下设的大队相当于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即有相当于县级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权力”。这些都没有对事实问题进行答复。但是,最高法院有时也会突破制度预设。《关于学校向学生推销保险收取保险公司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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