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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中的法律建设
【作者】 吴玉章【写作年份】 2016
【文献分类】 中国法制史【关键词】 志书;志书中的法律观念;法律建设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9809    
志书中的法律建设


——以部分省级志书为考察对象

吴玉章


【摘要】针对志书相关部分开展研究,在法学界尚属少见。本文从法学的立场出发,认真思考了志书所体现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建设。本文提出了三个关键标准,以此来确定志书所体现的法律观念,并通过阅读志书的相关章节描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建设的大致过程。最后,本人从法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修改志书法律部分编写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志书;志书中的法律观念;法律建设

  
  一、引言
  本文将对志书所反映的法律建设展开相关研究。在我国现有的三级志书中,都有法律建设的内容,因此,法律建设问题是志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鉴于我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志书数量惊人,本文的考察对象只能局限于部分志书,又由于搜集资料的困难,本文只能将考察重点放在部分省级志书(但又不限于省级志书)上面,希望通过对“部分”的研究而发现一些“一般性”结论,实现“管中窥豹”的目的。
  志书,就是地方志。地方志的编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地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各种说法总共有17种之多{1}(P.19-23)。看来,要确定志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还不容易。不过,大家公认,晋人所著《华阳国志》[1]是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志书。再就志书的性质而言,当前即使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还是接受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2]的说法。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早在1986年底,胡乔木就曾经指出,地方志是指以记录特定地方行政区域内各项事业现状与发展为内容的资料性图书。[3]
法小宝
  志书起源说法甚多,而志书内容也多有变化。早期志书多为地理记载,即以文字记载一地山川形胜的地理书籍{2}(P.10)。后来,渐渐出现了以《图经》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书。所谓《图经》指以一地地理地图为主的地方志书。隋唐五代时期,《图经》大行其道,其代表作有隋代《区宇图志》、《隋诸州图经集》等。宋代时期,我国地方志书基本定型。地方志大都具备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等基本特点,并发展成为一类与众不同的历史资料图书。元、明、清时期,地方志继续发展,不仅志书的形式日趋多样,而且,志书的理论也日益发展。清代,甚至成为我国地方志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康、雍、乾时期,随着地方志书的逐渐发展完善,学者们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也日益突出,学者们甚至通过编修志书的实践而提出或丰富自己的志书理论。例如,戴震编纂乾隆《汾州府志》、孙星衍主修的乾隆《松江府志》,以及章学诚编纂的《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等。民国时期,地方志工作也有所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度关注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了《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等一批书稿,并选辑了其中部分内容,转发给到会人员。同时他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2}(P.22)。之后,1958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后转至中国科学院。1959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档案局联合成立了“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的组织领导。
  就在地方志工作全面启动,稳步前进的大好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基本中断,中国地方志小组也停止了工作{2}(P.2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并易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志工作高度重视,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各地普遍开始了由各级地方行政系统组织编修地方志书的工作,各级(省、市、县)人民政府普遍设立了地方志办公室,其中工作人员或为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其人员的工资与工作经费由各级财政负责直接拨款。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开始了两轮志书的编修工作。二轮志书的起止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但是,由于各地的差异,各地完成的进度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例如广东,已经完成二轮志书的编修,有《广东省志》(方志出版社2014年出版)为证。而有的省、自治区则刚刚完成一轮志书的编修。
  2014年5月,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志书5800多部。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其中广东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从2008年11月到现在,五年来,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志书1000多部,累计1400多部。
  为什么要研究志书?作为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三级志书不仅是了解特定行政区域历史与现状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也是了解有关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何在地方落地的首选材料。同时,志书包含着大量的相关材料,数据、概念,甚至有一些认识模式。因此,深入认识、研究志书,同时参考其他材料,不仅可以理性地了解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而且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东西。
  作为法学人,我们大都愿意以法律为圭臬,视法律为生活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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