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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质故意论破解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难题——以环境犯罪为例
【专家】 陈洪兵【写作年份】 2017
【文章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事实错误;法律错误;实质的故意;环境犯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1133    

以实质故意论破解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难题——以环境犯罪为例

陈洪兵


【摘要】国外通常不在刑法典中对犯罪故意下定义,而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采一种实质的故意概念。无论采平面式还是阶层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的实质均在于能否肯定故意犯罪的成立。就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可根据行为人的职业、知能水平、行为的地点、时间、次数等因素,判断是否可能认识到所捕杀对象的野生性、稀少性、要保护性等特征,即有无实质的违法性意识,是否达到了值得以故意犯罪予以非难的程度。
【关键词】事实错误;法律错误;实质的故意;环境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各国刑法理论都承认事实错误(亦称构成要件的错误)与法律错误(即违法性的错误,也称禁止的错误)的分类,无论在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采故意理论(严格故意说和限制故意说),还是责任理论(严格责任说与限制责任说),[1]都承认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法律效果明显不同,故而都主张严格区分二者。二者在概念上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含有一定评价因素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及行政犯的认识错误中,究属阻却故意的事实错误还是不影响故意成立的法律错误,未必容易确定。[2]
  例如,在日本两个著名的所谓“狸·貉案”和“姆马(もま)·姆萨萨比(むささび)案”中,基本案情均是误以为所捕杀的是当地俗称的动物“貉”或“姆马”,而非《狩猎法》所禁止的“狸”或“姆萨萨比”,但日本最高法院却认为,前者属于事实错误而阻却故意,后者属于法律错误而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3]对这两个判例,学界评价也大相径庭,有认为均属于法律错误,有主张均为事实错误,有声称前者属于事实错误、后者属于法律错误,因而两个判例结论并无矛盾,等等。[4]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有关不明知所猎捕、杀害的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辩解,法院在判决中,要么模糊处理、不予回应,[5]要么采取推定的方法,如认为“上诉人杨某[6]运输时已知道所运是野生动物,其行为发生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之后,应当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受国家保护”[7],要么主张“不知法不免责”,如认为“其主观不明知所猎杀的灰鹤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理由,更不属法定从轻处罚之情节”[8]。又如虽然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主张关于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错误,阻却故意,不成立妨害公务罪,[9]但“总体而言,我国司法实践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即认为对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妨害公务罪故意的认定”[10]。
  国外通常不在刑法典中直接对犯罪故意下定义,而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明文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是犯罪故意。可以认为,无论采平面式的犯罪构成体系,还是采阶层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实质还是在于能否肯定故意犯罪的成立。是故,要想破解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区分难题,必须立足于我国犯罪故意的规定。
  二、区分的基准
  (一)主要观点及其评析
  关于二者的区分基准,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如下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刑罚法规的错误与非刑罚法规的错误进行区分。[11]这曾是德国帝国法院所采用的的区别基准,日本以往也有判例表示支持。[12]该说的问题在于:(1)认为有关伪造文书罪中的“文书”性质的误认,属于刑罚法规的错误而不阻却故意,这明显不合理;(2)刑罚法规与非刑罚法规的区别本身,对于故意的成立与否,并不具有意义;(3)误以为对子女的伤害属于法律允许的惩戒权范畴,究系刑法的错误(刑罚法规的错误)还是民法的错误(非刑罚法规的错误),未必明确。[13]
  第二种观点提出,在事实错误的场合,一般人大体上不能产生违法性意识,而在法律错误的场合,虽对能够产生违法性意识的事实具有认识,却由于错误而认为不违法。[14]该说虽被指责因立足于故意理论而存在故意理论的固有缺陷,[15]但笔者认为,根据对能够产生违法性意识的事实本身存在认识与否,来把握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可谓抓住了区分二者的关键。
  第三种观点认为,具有对犯罪事实的认识才承担故意责任的实质意义在于,只有存在这种认识才有可能唤起行为人的违法性意识并形成反对动机,因而,在能够唤起违法性意识从而形成反对动机的事实认识上存在错误的,属于事实错误,相应地,尽管对事实本身存在认识,但误认为是法律上所允许的,系法律错误。[16]该说虽然被指责忽视了对违法阻却事由的前提事实的错误,[17]但笔者倒是认为,该说触及到了故意责任的实质和区分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根本。只有因为认识错误而未能唤起违法性意识进而形成反对动机的,才不能以故意责任进行非难。故而可以认为,该观点契合了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
  第四种观点声称,应根据是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还是对规范的评价产生错误来区分二者。也就是说,事实错误是行为人通过对事实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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