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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贪贿犯罪预防政策的调整:从刑罚的严厉性走向刑罚的确定性
【专家】 张兆松;赵越【写作年份】 2019
【文章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政策;刑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7824    

论我国贪贿犯罪预防政策的调整:从刑罚的严厉性走向刑罚的确定性

张兆松;赵越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政策;刑罚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铁腕惩治腐败,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中央强力反腐,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让人民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最新成果之一,《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7》发布的数据显示,“99.3%的普通干部、99.6%的专业人员、95.1%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腐败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或‘腐败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比2012年分别提高11.3、29.4、34.1个百分点”。[1]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中央强力反腐的形势下,贪贿犯罪分子受到的刑罚处罚力度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后,贪贿犯罪的量刑刑期整体上成倍下降。因此,正确认识、评估、检讨现行贪贿犯罪刑罚适用的特点,并适时调整我国贪贿犯罪预防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刑罚的严厉性不是治理贪贿犯罪的理想之路

  
  1949年初,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的雄心壮志,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新中国刚刚建立,腐败现象就伴随着新生政权的成立和建设悄然滋长,并逐渐呈现出了蔓延之势。1952年3月28日,政务院举行第130次政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1亿元以上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2]根据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指出:“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则给予严厉制裁。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2人,占已处理部分的3.6%。其中机关管制的17175人,占判处刑事处分的44.7%;劳动改造的11165人,占29.1%;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占25.9%;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占0.17%;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刑缓刑9人,共计51人,占0.14%。”[3]特别是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发后,毛泽东“挥泪斩马谡”,指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4]开国肃贪“第一刀”,在国内外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在中国共产党内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一大批党员干部。

  
  1979年7月1日,我国通过的第一部刑法典只规定了贪污罪和贿赂罪两个条文,设置了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四个罪名。“79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相比,贪污贿赂犯罪的范围有所控制,刑罚有所减轻,如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贪污贿赂犯罪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索贿、受贿的犯罪行为增多,而“79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偏轻,不足以惩治犯罪,同时也与贪污罪的法定刑(最高刑是死刑)不相协调。为此,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受贿罪作了修改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1983年1月17日,广东省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贪腐被枪毙的县级“一把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用“重刑”来治理贪贿犯罪问题。邓小平同志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5]不论是1988年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还是“97刑法”,贪污罪和受贿罪都规定了无期徒刑和死刑。根据“97刑法”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贪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上述条文属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范畴。由于立法对贪贿犯罪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重刑案件特别是死刑、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占一定比例。改革开放以来到十八大之前的35年中,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腐败行为受到查办,而对判处刑罚的103个省部级官员统计,有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约占已判案例的53%。[6]1993年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薛根和等人内外勾结,共同贪污公款总计3344万元,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0年9月14日,原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他人贿赂4109余万元,被执行死刑。根据美国学者魏得安对2448个腐败案例进行的分析,腐败行为在中国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其中有26.35%被判处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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