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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权利”概念的本土化建构——再论严复对卢梭“民约”思想的批判
【专家】 熊道宏【写作年份】 2019
【文章分类】 理论法学【关键词】 权利;本土化;严复;卢梭;概念史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7887    

近代中国“权利”概念的本土化建构——再论严复对卢梭“民约”思想的批判

熊道宏


【摘要】自1864年《万国公法》以“权利”翻译rights始,汉语词汇“权利”就不断获得新的现代意涵,并逐步被建构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对探究这一概念的本土化进程而言,严复关于卢梭“民约”思想的批判论述具有重要的讨论意义。尤其是严复《〈民约〉平议》一文,因其展现了不同权利概念之间的冲突,能够成为一个颇具分析价值的思想片段。通过梳理严复在该文中对卢梭权利观点的评述,结合背后赫胥黎的论述,能够看到“权利”的本土化建构朝着两个方向进行:表达了非道德正当性的权利概念,以及融合了现实化、竞争化和力量化意涵的权利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笔下的“权利”原本有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内涵丢失了,但卢梭思想的引入却为近代中国“权利”的本土化提供了思想载体。
【关键词】权利;本土化;严复;卢梭;概念史

  
  自19世纪rights/droit等西文词汇进入中国以来,汉语中的“权利”就开始被注入新的现代意涵,或者说进入中国语境的rights/droit等词开启了本土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可以概括为,“权利”从一个普通词语,逐渐获得丰富的政治内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政治概念。(1)权利概念的本土化建构,离不开政治实践与思想观念对它的形塑,其中,某些关键的思想者及其思想文本必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关于近代中国权利概念演变,学界的讨论可谓成果丰硕,但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是有关概念演变脉络的整体梳理,而针对某一具体思想文本进行的阐释却相对较少。本文将围绕严复对卢梭“民约”思想的批判这一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议题,尝试建构一个“权利”在近代中国思想场域内发展演变的“思想切片”,通过分析其内在的思想理路,为理解近代中国“权利”的本土化建构提供启示。
  “权利”意涵的演变
  一般认为,1864年出版的由丁韪良翻译的惠顿(Wheaton)的《万国公法》,乃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rights对应为“权利”或“权”。(1)自此,“权利”一词获得了传统语境中所没有的新意涵。在传统典籍中,“权利”指权势和货财,或者是作为动词指权衡考虑有利可图之事。如“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荀子·劝学》),“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商君书·算地》)等。总体而言,“权利”在传统语境中多数时候表达了“权力”与“利益”的意涵集合,与具有rights意义的“权利”相去甚远。
  “权利”对应rights显然经历了新的意涵建构,这一建构事实上也是汉语词“权利”中不同于西方rights的独特意涵元素发酵的过程,这些意涵元素使“权利”与近代知识语境相互融合而具有了本土色彩。可以认为,权利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语境中权利概念的内涵;二是中国近代知识语境提供的思想背景与问题意识。王赓武认为,传统儒家思想表达了一种等级制背景下基于互惠性(reciprocity)的隐性权利内涵,这种权利表达无疑与义务(duties)是密切勾连的。在秦汉之后,伴随帝国统治的需要与法家思想逐步内化于统治意识形态,“权利”更多地与一种“有权使用绝对权力”(righttoabsolutepower)的表达相关,基于互惠性的隐性权利逐步被消解,而权力承受方的义务(忠、孝等)则逐渐无条件化。在传统内涵的影响下,“权利”对应于rights之后,“权”之权力、力量意涵得以延续,并且仍然与义务、责任或者服从相关。(2)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转型的迫切任务与问题导向,无疑也形塑了作为政治概念的“权利”,对主权独立、民族富强的追求为权利概念设定了问题意识。“权利”始终难以如西方自然权利观念传统中的rights一样作为终极目的而存在,而需要与主权、民族实力等内容相联。
  概念建构是思想与实践合力的结果,同时也往往伴随思想语境的整体变化而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按照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从1840年至1924年,“权利”一词意义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1860—1900年)、“对西方现代观念新意义的学习”(1900—1915年)和“用中国深层思维模式对外来新观念的重构”(1915—1924年)。(3)在金、刘看来,“权利”的现代意涵建构在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国家和群体的主权正当性并不意味着个人自主性是正当的;二是个人权利往往被道德化与工具化,例如国家强盛成为判断个人权利的价值标准。即使在“权利”概念最接近西方rights中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意涵的“第二阶段”,“权利”依然与rights存在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权利”与“力量”之间界限不清;二是对“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认为尽义务是获得权利的前提。(4)
  因此,近代中国权利概念的建构进程始终与权力、力量、义务等意涵交织,使得“权利”呈现出相当现实化、工具化甚至是功利性的倾向(尽管这种现实化或工具化的目的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从而与西方权利观念传统中表达了正当性、个体自主性及法律关系中的利益合法性的rights概念保持了某种距离。(5)要理解这一建构进程具有多种路径,通过经典思想者的文本来进入无疑是较为传统但绝非过时的方法。本文将选取严复及其《<民约>平议》(以下简称《平议》)一文来进行切入。在王赓武看来,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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