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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视野下临终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及限制
【专家】 于佳佳【写作年份】 2017
【文章分类】 刑法总则
【关键词】 安乐死;尊严死;自杀关联行为;舒缓医疗;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2291    

刑法视野下临终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及限制

于佳佳


【摘要】从应然角度,临终患者对如何死亡应该有自主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刑法上处罚积极安乐死可以视为自主决定权受限制的结果。之所以受限制归根结底在于,临终患者的选择往往是因无法获得医疗资源或经济窘迫等原因而作出妥协的结果。在舒缓医疗尚未在我国普遍推广的背景下,自主决定权所受到的限制应该相对严格。舒缓医疗开始之后的消极安乐死已经存在于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司法对此的介入也极少。法律对其合法性进行确认时需要着重审查临终状态的判定和患者意愿的获取两个方面。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死;自杀关联行为;舒缓医疗;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导 言

  绝症患者临终之际,基于其意愿、帮助其有尊严死去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允许,这同样是生命权利保护的重要部分,彰显着人权的保护水平。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1]并且,绝症患者发病率迅速增加,[2]这意味着,在我国,面临着“临终医疗”问题的人口基数日益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呼吸机、体外循环设备等生命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大大改变了生命的长度,只要人的心脏可以跳动,即使丧失了自主呼吸、甚至处于无意识状态,依然可以依靠医疗设备延命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量的医疗资源用于这种延命治疗。在这样的背景下,“尊严死”这个名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2012年,医学界的人大代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全社会推广“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并被列为正式议案。[3]2013年6月,“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经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正式成立,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旨在向公众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的概念。

  临终医疗总会让人想到以解除或缓和绝症患者的苦痛为目的而实施的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受到关注,[4]在民众中也得到了相当的支持,特别是在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医学界代表率先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生命。” 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 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5]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障等的不完善,人们担心安乐死合法化有导致“保护生命的堤坊溃决”、“轻视生命”之虞,长期以来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始终是空白。

  目前,我国民间尊严死的倡导者在与安乐死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尊严死概念,主张尊严死是“在尊重个人意愿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通过终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实现人的自然死亡,这不同于安乐死,后者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6]首先,尊严死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尊严死是否会威胁到生命法益的疑虑,让尊严死有更大的余地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样的智慧也存在于国外的经验中。例如,在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立法者用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尊严死法案代替安乐死法案,使该法案成功通过了表决。根据此法案,经合理的医学判断认定余命6个月的成年患者基于自愿、通过书面向医生提出结束生命的请求时,医生将致命药剂提供给患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7]由此可见,尊严死法案也并不尽然禁止以缩短生命(很难认为,一个还可以再活六个月的患者立即面对死亡是一种自然死亡)为结果的帮助自杀行为。然后,在区别于安乐死的意义上探讨尊严死的意义也在于,否定对宽泛意义上的安乐死彻底合法化,用尊严死来指称特定的一类可以允许的行为。

  无论在上述哪一个意义上使用尊严死概念,归根结底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以承认患者对死亡方式的自主决定权为前提,刑法上帮助临终患者结束生命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容许?换言之,只以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来抗辩,是否足以排除上述行为的可罚性?

  一、我国司法中的应对现状

  以杀害或终止治疗等方式结束绝症患者生命的案例在我国一直以半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悄然存在。[8]其中,被诉到法庭的案件数量极少,笔者通过各种数据库、杂志和新闻报纸收集到了11例相对典型的案件,其中刑事案件10例,民事案件1例;争议行为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9例。为了更好地观察我国司法实务对待此类案件的态度,本文首先将临终医疗中的相关行为分为三类,然后单就单纯的帮助自杀进行说明。

  第一类本文称之为“毁灭无生存价值生命”的行为。这个概念在心理医生阿尔佛雷德·霍赫(Alfred Hoche)和法学家卡尔·宾丁(Karl Binding) 1920年合著的《允许消灭无价值生命(德文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一书中首次被提出。纳粹借此概念主张对精神疾病患者、重度身体残障者等实施所谓“慈悲杀(mercy killing)”。此类安乐死实际上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出于一种伪科学和经济政策上的理由,本质是以安乐死为名实施残酷谋杀。在我国河南发生的“母亲让癫痫儿子安乐死”事件可以视为此类案件。本案新生儿自幼痴傻,无自理能力,患严重癫痫,治疗无效,频繁发病,饱受折磨。单身母亲为了给其治病以至于债台高筑,不忍看其每天经历发病后的非人折磨,请求诊所医生实施安乐死,并承诺支付1500元人民币,医生在其妻子的唆使下同意实施,指示其妻子为新生儿注射了致死量的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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