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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
【专家】 郑曦【写作年份】 2020
【文章分类】 人工智能【关键词】 人工智能;司法裁判;体制改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14570    

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

郑曦


【关键词】人工智能;司法裁判;体制改革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是近年来科技领域最火热的话题。按照人工智能领域开拓者之一、斯坦福大学尼尔斯·尼尔森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是指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感知、推理、学习、沟通等智能化行为的工具或技术,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令机器做人类所能做之事、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二是令机器理解由人类或机器甚至其他动物做出的智能化行为。[1]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已经得到运用,新时代的大门似乎已然开启。
  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已具有人类以往运用的科技所不具有的新特征,其中最核心的是其能够在获取海量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不同类型的算法模仿或理解人类的行为。从理论上看,倘若其在学习能力方面取得突破而实现自我学习,人工智能将可能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智能。[2]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不仅触发了新的技术路径,也引发了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
  司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视而不见、置之事外。一方面,司法必须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作出回应并解决相关纠纷;另一方面,司法裁判中也有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需要。在国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鲁斯·布坎南和托马斯·海德里克探讨了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的冲突与互动关系之后,[3]相关的论述极多。而在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学森先生最早预测了人工智能在法律中的运用可能,[4]近几年来人工智能逐渐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从宏观的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的影响,[5]二是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部门法立法和研究的影响,[6]三是从制度和技术的层面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司法工作的方式。[7]这些学者的论述,为我们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提供了思路和基础。
  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以往运用的科技相比,具有前述的模仿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智能化特征,其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必然与诉讼中的“人”(无论是裁判者还是诉讼参与者)发生互动,因此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既有的诉讼方式。于是关键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究竟会促进法的基本价值实现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还是会导致相反结果。具体而言需研究以下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司法裁判有无必要、有何风险?其运用于司法裁判应依据何种理念?有无有效规制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制度和手段?只有对上述问题加以充分关注、进行理性思考,才能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司法裁判的正向服务,特别是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保障公平、正义、效率等法的基本价值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这两方面的作用,降低或避免其负面效应。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现状和技术困境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其直接目的就在于解决法院所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诉讼爆炸”、案件数量激增是各国法院面临的共同难题,于是法院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案件管理和审判方式,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法官迅速、准确地审理案件、解决纠纷。然而基于同样的需求,中外法院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趋向。这与当前人工智能存在技术困境有密切关系,这些技术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制度风险,从而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在一些国家的法院“遇冷”。
  (一)中外司法裁判中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不同趋向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是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直接目标的。以我国为例,2000年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共受理案件535万余件,[8]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就飙升至2800万件,[9]增幅高达423%,使得各级法院均面临巨大压力。如此数量惊人的案件迫使法院“思变”,在编制受控、员额有限的情况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革原有的审判和管理方式,是在不大幅增加法官数量的条件下应对案件压力的不二选择。
  然而基于提高司法效率的共同目标,中外法院对于司法裁判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一问题又有颇不相同的态度。我国科技界“弯道超车”的创业激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法院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表现出了高度热情。伴随着法院信息化建设进入以建设“智慧法院”为目标的3.0版本,[10]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也迅速展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发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以下简称“206系统”),在该市三级法院被广泛使用。这套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审判辅助系统包含单一证据校验、逮捕条件审查、全案证据审查判断、社会危险性评估、类案推送、量刑辅助、语音识别及智能转换等内容,[11]为法院应对海量案件提供了技术路径,因此得到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肯定,并被推广运用于其他省市法院。[12]除上海之外,其他地方法院也开发了各自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北京的“睿法官”、江苏的“法务云”、河北的“智审”、重庆的“法治云”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智慧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建设等相结合,使我国法院逐步形成了广泛运用电子化案件卷宗、案件信息公开网站、现代办案和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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