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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专家】 潘昆仑;刘学涛【写作年份】 2020
【文章分类】 刑法学
【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司法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13898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潘昆仑;刘学涛


【摘要】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功能分为:落实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保护、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发挥先议制度的指引功能。此制度运行中面临先议主体的适格、绝对保护下的价值以及实体和程序事项与先议制度衔接的困境。结合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在符合本土司法体制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体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需要落实采用检察机关主导,多元主体为辅的模式、适用刑事案件,兼具不良行为的范围、实行分级干预保护管理的体系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司法制度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我国践行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尽可能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为首要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政策脉络。[1]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如何实现好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受害方合法利益和社会综合利益的维护是做好未成年人司法案件的关键环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2019年轰动社会反响较大的大连十岁女童遇害案,十三岁杀人凶手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被送往辽宁省少管所收容教养三年,该案行为人因刑事责任年龄阻却事由的出现,而被排除刑事规范制裁范围,案件发生后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问题再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强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性保护,是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有效规制的基点。[2]面对频频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在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是否有其它解决问题的手段机制呢?未成年人的身心尚未成熟,具有不健全性,对自身行为的理性认识不足,容易产生犯意,但又处于人生价值塑造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矫治性,双向特点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特殊性,既要追求公平正义,也要体现权益保护,既要实现法律效果,也要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之下,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结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事前预防、事中惩罚与保护并举和事后监督的形式,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理论依据
  国内学界对“先议”概念的研究来源于对域外少年法庭地实践认识。我国台湾地区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中较早地引入先议制度,并积极运用于司法实践中。美国作为域外法治发达的国家,在司法实践领域对先议制度的运用比较成熟,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首先要经过少年法院的先议,适用保护处分的案件由少年法院直接处理,情节严重的案件逆送至检察机关调查起诉,少年法院案前审查分流的过程机制就是先议。在实务层面主要认为未成年人案件中,涉及违法情节(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犯)、案件种类、阻却事由以及违法未成年人自身的品行、性格和经历等因素,考虑未成年人具有极强可塑性特征,综合考量对于罪错少年适用保护处分或予以刑事制裁以及适用的合法性、正当性。此种对罪错少年采取何种处遇模式的选择过程,称之为先议。在理论层面对先议的研究比较宽泛,主要考虑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即在法律上限定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存在罪错行为,拥有先议权的先议机关可以优先处置,优先处置的行为就是先议。在大陆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疑难复杂的案件调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给予案件调查部门指导与监督,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先议制度部分理念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相似。
  未成年人刑事工作具有特殊性,工作成效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密切关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首先,体现在司法理念的特殊性,遵循少年司法、国家亲权理论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对于成年人罪错行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严惩处,可以起到法治震慑和宣传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少年司法基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理性意识和自我保护的缺位,而采用不同于成年人司法模式的司法标准和司法程序。国家亲权理论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待家庭功能不彰的问题,国家以公权力代替或干预未成年人监护人疲软或失效的监护权,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最基础、最关键的一项原则,条约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者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充分考虑儿童利益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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