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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证据开示”试点的观察与思考
【副标题】 以某地方法院“庭前示证”为背景【作者】 梁雅丽
【合作机构】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作刊物】 京都律师
【刊物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69【发布时间】 2013.04.0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26580    
  自从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和公安部等司法机关相继制定的司法解释或规则的出台之后,各地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诉讼规则,包括“证据开示”规则的制定和试点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各地制定的诉讼或证据规则中包含着证据开示的相关内容,有的地方甚至专门制定了“证据开示”规则。其中典型的有2003年7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制定的《证据开示规则》和2004年底由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负责指导、寿光市委政法委组织协调、法院牵头,与寿光市检察院、司法局以及部分律师事务所一起制定的《刑事案件证据开示操作规程》。以检察院检察官主持下的北京海淀区证据开示试点被称为“海检模式”,以法官助理主持下的证据开示试点叫“寿光模式”。
  2013年修改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4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基于新刑诉法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各地法院针对社会敏感案件,采取了通过庭前会议的方式进行庭前示证。
  我无意对全国各地的“证据开示”或“庭前示证”试点进行评述,仅就自己担任刑事辩护的某一刑事案件诉讼中所经历的“庭前示证”活动为背景,对其过程的观察和对其存在的问题的揭示,从实证的角度,以法治的思维分析其利弊,以此引起司法实务部门和学界对此现象的关注。
  一、某地“证据开示”试点状况描述
  (一)走秀式的“庭前示证”快醒醒开学了
  证据开示是英美法系诉讼制度或证据规则中的概念。在英美等国,证据开示主要是在审前阶段进行。证据开示是由法律确定的制度,包括开示的主体、开示的范围与例外、开示的程序、开示的方式、开示争议的解决、证据开示的救济等内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认为,“允许被告人审前知悉控方案件的基本目的就是促进事实发现过程,减少无辜者被定罪的危险。”在我担任辩护律师的某一刑事案件的诉讼中,庭审之前,在法院法官主持下,由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检察官参加,由控辩双方对各自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互相向对方进行了出示,控方采用视频播放方式,辩方采用口头宣读方式。在证据出示过程中,并未对证据的合法性、相关性等进行质证和辩论。而对有疑议的证据则在庭审中的法庭辩论环节由当事人进行质辩。由此看出,这种所谓的“庭前示证”只是对证据材料的纯粹出示或展示(用英文表述应该是“show or exhibit”),既不是对证据的一种事实判断,也不涉及对证据采纳与否的价值判断。如果证据材料量达上百本甚至上千本的情况下,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出示方式根本无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如此多的证据进行有效的辨认。但是对那些虽经展示而犯罪嫌疑人无法辨认或判断的证据并没有被排除。这种既不是大陆法系的律师阅卷方式,也与真正意义上的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方式相去甚远,而差不多成了一种“证据走秀”了。
  (二)“省工减料”的开庭审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的出示、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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