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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企业如何看待和应对环保责任风险?
【作者】 孙彬彬;李宏杰【合作机构】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主题分类】 环境法【发布时间】 2016.07.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219147    
  2015年年末,大范围持续性的雾霾天气,给“新《环保法》实施元年”添上一笔凝重的灰色调。2016年伊始,北京城或许还没来得及好好喘口气,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便鼓足了劲,接连敲响两记振聋发聩的警世钟。
  2016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当庭裁定驳回江苏省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纷案件,随着法槌的再一次落下,这宗备受瞩目的“1.6亿天价环保公益诉讼案”终究尘埃落定。[1]然而,这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就在一周之后,同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的再审中,支持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再审请求,最终裁定撤销宁夏两级人民法院先前作出的民事裁定,要求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受理该案件。[2]
  当我们从钟声中回过神来,一个值得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律师群体深思的问题是,企业头顶那柄仅仅依靠蛛丝与马鬃维系的,名为“环保责任”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否又近了几分?
  一企业环保责任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显著扩张
  关于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显著增强的立法、司法与执法力度,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已有不少针对其背景的阐释,有的站在政治角度,有的着眼历史维度,而本文则选择从社会背景切入,借助社会学上的“风险社会”理论,指出这是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情势下,企业环保责任的当然扩张。
  “风险社会”理论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堪称伟大的学术遗产,他因这一理论及相关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3]该理论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社会学领域,在法学领域同样备受推崇。虽然也存在争议与质疑,但可以确定的是,“风险社会”理论是诠释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背景的有力工具。
  简单概括起来,“风险社会”包括如下两个特征:第一,人类面临着无处不在的,由人类社会自身所制造的风险,而这一风险甚至威胁到人类之存亡;第二,风险与利益同在,如果禁止乃至企图消灭一切风险,那么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停滞。
  直观地看,当下的中国社会或许正是上述特征的现实写照。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着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某种程度上却忽视了其中隐含的风险,这为近年来突发的严重环境问题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危险境地。以核能源为例,尽管人类对核能一直心怀畏惧,但并未妨碍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国对其的研发与利用——这正是“风险与利益同在”的表现;然而,远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近若日本福岛核泄漏,“风险”现实化为“危害”,展现出其“威胁人类存亡”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如此,人类仍然无法抛弃核能源,根据相关新闻报道,2014年,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三年之后,因以化石燃料取代核能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日本政府明确重启核电。[4]这便是人类在面对“风险社会”时所展现出的“纠结”态度。
  国家的管理者不会放弃利益,那么就得承受风险,与此同时也必须探索相应的风险控制手段,而这种风险控制手段往往瞄准着企业,这一距离“风险与利益关系”最近的现代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主体,这促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保责任迅速地扩张。
  2015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或“《解释》”)正式施行,这成为企业环保责任扩张的又一重大标志。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语境下企业环保责任的状况及对策分析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最受瞩目的特点之一是对原告资格的明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对此,《解释》第二条、第三条就其中的“社会组织”以及与此相关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解释,而第四条、第五条则分别界定了什么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及“无违法记录”。
  虽然《解释》对原告资格的界定中既有鼓励诉讼的考虑,也有防止滥诉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依然是以前者为主,即鼓励相关公益组织积极提起公益诉讼。这不仅仅是司法解释的“静态结论”,也是司法实践的“动态趋势”。例如,在前述“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件”中,在一、二审法院考虑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的章程中未确定其具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资格,且其业务范围也未写明,因而认为绿发会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推翻两级法院据此作出的裁定,并认为这是“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及环保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应予纠正。”可以认为,这是最高院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本案的示范效应无疑会在更大程度上鼓励公益组织提起相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除去“社会公益组织”之外,虽然《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都未直接明文规定检察院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仅《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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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乔文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纷》,来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1/22/content_107316.htm(《人民法院报》),2016年2月3日访问。 [2]参见信娜:《最高法要求重新受理腾格里沙漠公益诉讼》,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30/c_128685731.htm(“新华网”转载《新京报》文章),2016年2月3日访问。 [3]参见石剑峰等:《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去世曾提“风险社会”理论》,来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1269(“澎湃新闻网”),2016年2月3日访问。 [4]参见《福岛三年后:日本重返核电背后的数字》,来源:http://www.cec.org.cn/guojidianli/2014-04-23/120624.html(“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2016年2月3日访问;《日本执政党正式通过能源基本计划:明确重启核电》,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4-09/6041897.shtml(“中国新闻网”),2016年2月3日访问。 [5]参见罗书臻:《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五起公益诉讼案件均立案受理》,来源: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12/id/1778782.shtml(“人民法院网”转载《人民法院报》文章),2016年2月3日访问。 [6]参见马亚东:《泰兴1.6亿天价环保公益诉讼案最新进展》,来源:http://www.js.jcy.gov.cn/yaowen/201512/t2576979.shtml(“江苏检察网”),2016年2月3日访问。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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