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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页码】 864
【内容】法宝引证码CLI.A.1212406    
  【概况】2014年,正值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一周年之际,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质和量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学术研讨热烈,著述丰厚,成果斐然。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发表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论文多达1600余篇,著作和教材120余部。
  2014年召开的民事诉讼法学学术会议主要有:11月22—23日,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2014年年会在成都成功举行,年会主题为“新民事诉讼法适用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11月29日,由“第七届东北亚民事诉讼法制国际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恶意诉讼的法律对策与第三人诉讼权利的保护”。12月6日,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的第二届中国民事诉讼法学青年论坛“紫荆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圆满举行。
  【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诉讼模式。有学者认为,现代纠纷解决理念在诉讼模式上表现为商谈主义。有学者认为,将协商性司法引入民事诉讼领域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
  诉讼目的。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目的学说应当能够最大限度接近真实、合乎情理地解释绝大多数民事诉讼现象,使两方面的交集最大化。
  既判力。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美国既判力援引程序以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判力援引程序,核心内容包括援引时间、主体和方式;援引证明责任、证明对象及证据种类;援引权利的放弃、反驳和裁判等内容。有学者认为,离婚判决的既判力有多种下位效力,其中,再诉禁止效力、遮断效力和预决效力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结合离婚判决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并要为受离婚判决效力影响的主体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
  有学者认为,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应当只限于形成诉权,而不包括普通形成权。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诚实信用原则。有学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有诉讼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确立很有可能动摇诉讼对抗的根基,竞技性的对抗因此会受到强烈干扰。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诚信原则进入现实的司法操作层面所需要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尚需进一步观察。有学者认为,应当强调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辅助性和补充性,在具体适用中对法官的诚实信用审查采取克制态度。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诚信原则与禁反言规则之间的关系表示为“诚信原则一禁反言观念一禁反言规则”的结构。有学者认为,在理解禁反言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尚未确立、当事人的行为空间有限、诉讼结果缺乏可预见性、难以为当事人理性选择诉讼策略提供保障等现实因素。有学者认为,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的法条,可以直接适用;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不能直接作用于司法活动,必通过一定的具体制度或者规则来实现。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应当履行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事实阐明义务,禁止滥用诉权,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禁反言。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就具体的规则而言,应细化禁止诉讼上的权利滥用、禁反言和权利失效三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应构建与完善一系列体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制度,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对恶意诉讼和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有学者认为,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实体性责任和程序性责任,审判人员则主要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检察监督原则。有学者认为,检察监督应有边界,监督诉权的边界在于限定调查核实权和限定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次数和期限;监督审判权的边界在于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维护审判权对诉权的优先救济。有学者认为,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权力滥用出现的可能,有必要实行全程监督。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中的“调解书”,解释上应包括调解笔录、司法确认裁定书,但不包括仲裁调解书。对调解书的监督,应当采用依职权监督的方式。有学者认为,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一般应依申请监督,如果虚假诉讼损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监督。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应着力扩大民事调解案件检察监督的抗诉范围,完善虚假调解行为的法律责任体系,强化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以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学者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为抗诉和检察建议,不宜再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和建议更换办案人这两种监督方式。有学者认为,确定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范围应遵守合法原则、必要原则、中立原则和效益原则。
  陪审制度。有学者认为,陪审制的功能应重新确定为:构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保障司法的公共理性。有学者认为,要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之目标,就必须正视二元社会结构、民众参与能力等现实条件,并合理配置人民陪审员的职权、提高民众的认同感以及参与度。有学者认为,陪审制的目的应该是社会期待的最大公约数,即“让裁判体现民意”。有学者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性质;放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完善人民陪审员任职事由体系;建立候选陪审员名册制度;在参与案件审理方面实行个案抽选制。关于审判组织。有学者认为,实现合议制良性运转应当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的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提升法官的综合素养。有学者认为,应当反思我国合议制与普通程序捆绑、独任制与简易程序捆绑的立法模式的科学性及其可操作性。有学者认为,应当去除法院内部的领导审批案件制度,改革案件承办人制度,保障合议庭依法规范并独立负责地审理和裁判案件。有学者呼吁应当澄清审判委员会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定性内涵,校正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错误定位,从而促使法院系统率先叫停审判委员会对民事案件的讨论与决定,还审判权于民事审判组织,以力求推动民事司法在此问题上做到“忠实于法律”。
  审级制度。有学者认为对现行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必须建立在深入考察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基础之上。审判监督程序对审级制度的影响绝非仅仅在于其“补充”意义,随时代发展已经起到了严重侵蚀和瓦解的作用。新的审级制度的建构不仅需要适当的技术原理,还必须以新的正当性资源为基础。
  【管辖】协议管辖。有学者认为管辖协议虽然属于诉讼契约,但其成立与无效却应当适用民法规范;我国法院在判断管辖协议是否满足“明确性”要求时应当持相对宽松的标准,并应当区别对待备选性和排他性管辖协议。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典型案例总结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地”的规则,考虑不平等约定的救济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应诉管辖。有学者认为,应当从立法上明确非涉外民事应诉管辖的适用条件,并明确被告的答辩义务和法院的释明义务等配套制度。有学者认为,应当协调应诉管辖中当事人异议义务与法院职权查明职责矛盾,识别与规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解决应诉管辖正当性不足的问题。
  管辖权下移。有学者认为,管辖权下移的具体方案是:适当限制审判权,合理界定“确有必要”的具体情形,明确报请的适用条件;充分保障诉权,充分保障当事人对管辖权下移的协议权、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积极改进与管辖权下移相关的配套制度。有学者认为,应明确管辖权“下放”转移的条件、程序和救济机制。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级别管辖。有学者认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案件应由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而专利权中的外观设计专利案件可以由特定的基层法院管辖。
  【民事诉讼证据】有学者认为,在建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有把关注点从证据本身转移到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之上,方可创设出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
  有学者认为,物证的研究应当以信息为中心只有以待证事实留下的信息为基点。
  有学者认为,为严格贯彻证据调查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时,应采取法院外的证据调查方式,由法官到证人所在地对证人进行询问以获取证言。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如果构成不确定期间的障碍,法院应舍弃对该证人的证据调查并据此驳回举证人的证据调查申请。有学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应然给付路径为:证人在履行了出庭作证义务的合理期间内,请求受诉法院给付其支出的合理费用,并由受诉法院围绕证人的请求是否合法作出相应的处理。
  有学者认为,电子数据中适用传统证据规则时,既应当遵循传统证据规则的要求和精神,还可根据电子数据的独特特点,对证据规则的适用有所变通。
  有学者认为,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必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制定详细的鉴定人出庭庭审细则和鉴定意见采信标准,在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意见不被采信时,应准许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
  有学者认为,新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规定忽视了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公法义务性质和鉴定的证据法构造。在民事诉讼中,出庭作证系鉴定人对代表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法院承担的诉讼法上的义务。基于该义务的公法性质,鉴定人不出庭作证应遭受罚款、拘留等公法上的制裁。
  有学者认为,应适当放宽对初次申请鉴定的限制条件,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实现,细化专家辅助人制度,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尤其是加强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核认定。
  有学者认为,应当明晰专家辅助人的职责,准确界定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规范专家辅助人的聘用,完善专家意见的开示程序,明确专家意见的采信标准。有学者认为,专家辅助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遵守出庭的程序规范;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在证据种类方面可视为专家证人证言;出庭费用可以依据省级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指导性文件所规定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应确定社会科学证据的法律依据,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及技术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应限制法院决定是否同意社会调查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当事人程序性救济权,对重新调查程序的启动予以具体化规定;应建立技术性出庭制度、法官技术顾问及专家陪审制度等。
  【民事诉讼证明】释明的功能。有学者认为,释明的功能包括!追求实质正义与程序正当的统一,实现“该胜者胜诉,该败者败诉”;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避免“突袭性裁判”;促进纠纷在一审程序中“一揽子”解决,提高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而提升诉讼效率。有学者认为,法官释明的原则包括:第一,释明以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为前提。第二,释明不能违反法官中立的原则。第三,对释明的范围不应作太多的限制。释明可以针对诉讼请求、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以及诉讼程序。第四,释明应该及时。有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法院所进行的释明,首先应在当事人双方都在场的情境下实施或者同时通知双方;其次,在释明的方式上,则应尽可能地使用暗示、提示、引导等比较间接的方法;最后,对于没有聘请律师代理又缺乏辩论能力的当事人,可更加积极主动地予以释明。
  个案举证释明。有学者认为,实现个案举证释明机制,一方面,应从释明主体、阶段、内容、方式四方面进行重构;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措施,确保释明精准。
  证明责任分配。有学者认为,法官在适用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中不应享有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提供证据责任分配中,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证明责任与证据调查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从证据调查和主观证明责任的关系方面来说,第一,法院依申请进行的证据调查增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为当事人履行主观证明责任提供了保障。第二,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减轻了部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第三,法院依职权对证据的调取和对证据的审查免除了部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从证据调查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关系来说,第一,法院通过依申请的证据调查和依职权的证据调查,积极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活动。第二,在对证据的审查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证据调查方式,如推定、证明妨碍规则、司法知悉等等方式,减少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发生。
  证明妨碍。有学者认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法官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决定使用何种方法对证明妨碍实施者进行制裁。适用证明妨碍规则时应当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并协调好与诉前证据保全之间的关系。
  酌定证据失权。有学者认为,酌定证据失权完备的构成要件应包括四个方面: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当事人具有主观可归责性;诉讼迟延;因果关系。酌定证据失权的适用例外:“新证据”作为酌定证据失权的适用例外,应作严格解释,即只有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证据才构成酌定证据失权的例外。
  证据收集与保全。有学者认为,在程序分化基础上实现审判结构“庭前准备程序一庭审程序一宣判”三阶结构变革,才能强化法官的释明权,完善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保障。有学者认为,应当明确法院是调查证据而非收集证据的主体,确立“调审分离”制度,严格规范证人出庭。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有学者认为,在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过程中,应当运用多种方法,还应当规定一些特殊程序,如允许灵活选择收集证据的地点、多种主体参与、排除某些证据收集人员及其收集到的证据,并将各种准备工作制度化。
  诉前证据收集。有学者认为,诉前证据收集的指导理念是实质公正,诉讼程序一体论、诚实信用论、诉讼预防论及诉讼程序促进论则构成了诉前证据收集的基本理由。
  自由证明。有学者认为,应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确立自由证明制度。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诉讼要件事实及诉讼中的附随性程序事实;外国法规的调查;特殊的经验法则;裁定和决定事项;简易程序中的证明;小额诉讼程序中的证明;非诉程序中的证明;当事人同意适用自由证明的事项。
  表见证明。有学者认为,表见证明的实质在于:将证明对象从要件事实转化为更容易证明的典型的关联事实。我国未来有必要改革审级建构和转变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以构建起表见证明的判例体系。有学者认为,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引入表见证明规则。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推定的法律效果与证明责任直接勾连的研究范式具有逻辑上的不周延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事诉讼不宜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偏重实质正义,审判程序实行一元法庭结构,且当事人举证属于非公权性行为,对其违法取证行为的制裁具有可替代性。
  【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有学者认为,民诉法可以从明确审酌义务与扩大释明义务两方面充实认识权及陈述权,以及在证据调查参与权及在场见证权两方面充实证明权,进而促进当事人之程序主体权得到实质保障。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有学者认为,有必要扩大无独第三人的适用范围,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在类型化上应涵括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与程序法上的利害关系,对于前者应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广义解释,基于后者应当在我国引入程序保障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
  案外第三人权益程序保障体系。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案外第三人权益救济途径予以优化配置。执行异议应定位为程序性审查,终局性中止或撤销相关执行行为有赖于执行异议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基于再审制度的兜底性质,撤销之诉应当被优先适用。如果案外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相关程序主张权利,原则上在执行结束后排除撤销之诉和审判监督程序适用。从立法论视角出发,撤销之诉在我国的确立是针对虚假诉讼的应激举措,只有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确立既判力制度,才能根本保障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
  指定特别诉讼代理人制度。有学者认为,当从立法上,将指定诉讼代理人制度再做细化为指定特別诉讼代理人制度,使之成为由民事诉讼法调整的、临时的、例外的制度,对实体法规定的、常规性的法定代理人制度形成补充。
  【共同诉讼】有学者认为,我国过分注重必要共同诉讼程序上合一裁判效果,忽视了民事主体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体现出浓厚的法院职权色彩;共有物权关系纠纷并非都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债务人与受益人须作为共同被告。有学者认为,将必要共同诉讼限制在诉讼标的是同一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民事诉讼制度一次性解决纠纷的价值。
  有学者认为,应将团体诉讼区分为公益保护型的团体诉讼和私益保护型的团体诉讼两种类型。
  消费者集体性损害赔偿诉讼。有学者认为,二阶型消费者集体性损害团体诉讼制度将法定赋权模式与意定赋权模式高度融合,代表着消费者集体性损害赔偿团体诉讼的未来走向。
  【公益诉讼】“公益”内涵。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一种不同于以维护私益为目的的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的独立诉讼制度。公共利益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公共性与主体的不确定性,目的在于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有学者认为,不应将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案件类型的逻辑起点。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所要承载之“公益”价值目标可一分为二:其一为“集合性公益”,其二为“纯粹性公益”。
  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学者认为,立法者应当在实体法律规范中赋予“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的实体请求权。有学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原告范围的限定、设立前置程序及通知制度等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权进行限制。有学者认为,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宜进行抽象探讨,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领域分别予以研究。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分为普通原告和公权原告。普通原告为公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权原告为人民检察院。对于普通原告之间的冲突可以举代表人诉讼来处理。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原告适格规则是对纠纷解决模式的阐释与捍卫,已无法适应作为公共价值模式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现实需要。有学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原告范围的限定、设立前置程序及通知制度等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权进行限制。
  关于公民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有学者认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并不意味着公民个人无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民个人完全可以提起具有保护公共利益效果的诉讼。有学者认为,公民必将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在法律未赋予公民主体资格的条件下,可以构想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在程序设计为公民向检察机关和有权起诉的其他团体以举报或控告的方式提出申请。
  公益诉讼原告的顺序。有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包括国家与公民、社会团体,其中国家处于第一顺位,公民与社会团体处于第二顺位。相对于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更适宜代表国家提起环镜公益诉讼。只有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没有恰当履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责时,位于第二顺位的公民与社会团体方可起诉。为实现此顺位安排,应建立针对公民与社会团体起诉的诉前通告制度。
  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有学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包括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请求两类。要求污染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属于补偿性损害赔偿请求,并有权依法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消费公益诉讼中,有权提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行为请求,依据私益诉讼形式的单独诉讼或代表人诉讼提出补偿性损害赔偿请求和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内容应当限定在“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上;仅例外情形才允许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主张“没收不当收益”请求权并上缴基金。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学者认为,除了消费者保护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之外,民事公益诉讼还可以在反垄断和反正当竞争领域有所作为。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为无主公益而特别设定的担当人诉讼。只有在实体法上无主的公益,法律才可在诉讼中赋予特定机关和有关组织以单纯的程序当事人地位。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一种不同于以维护私益为目的的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的独立诉讼制度。只要基于环境污染事件所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特定人或者特定多数人的私人利益,无论该私人利益所涉及的主体多少,该诉讼就不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益诉讼。有学者认为,目前公益诉讼的范围应暂限于法律规定的“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两类情形为宜。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利益的纠纷大量属于私人利益纠纷,适用公益诉讼程序的部分应根据其损害的对象严格加以界定。
  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有在明确公益诉讼的范围、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和职责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督促起诉、检察建议等工作机制,并在加强与其他国家机关的配合中提升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工作的能力,从而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公益诉讼调解规则。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原则上仍然可以适用调解,但公益诉讼调解应该与行政部门、有关组织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充分协调,以便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对环境侵权损害的公益诉讼。有学者认为,应当建构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以及加强对环境侵权之公力和社会救济的制度。
  消费公益诉讼。有学者认为,审判消费公益诉讼案件时必须秉持的基本法则包括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司法权行使的核心价值,以职权主义作为司法权行使的主要方式,以法官自由裁量作为司法权行使的重要补充,以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作为司法权行使的合理限制。
  证券公益诉讼。有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证券公益类型,应分别赋予检察机关、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和公民个人以诉权,以保护相应的证券公益,并须配套既判力规则和执行问题以及相关激励机制等具体证券公益诉讼程序的构建,来平衡相关证券公益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未来拟建构的证券公益诉讼制度中,原告资格应依法得到证券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许可为宜,具体可采取团体公益诉讼与示范公益诉讼相结合的二元诉讼机制。
  有学者认为,从食品安全案件公益性、原告主体资格、举证责任分配和诉讼费用的承担等方面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有学者认为,应扩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与目的。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案外人撤销诉讼应以保障判决效力扩张之背景下的案外人程序保障作为制度功能。有学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为“为受生效裁判不利影响的第三人提供实体救济”。有学者认为,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引入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秉承了实用主义逻辑,以抑制恶意诉讼为制度初衷。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构建。有学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构建应当更加侧重“程序保障”而非“纠纷一次性解决”。有学者认为,应当使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相脱离,同时对虚假诉讼现象进行大致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来重新型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空间,以理清其与再审之诉及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边界。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相关制度的适用顺序。有学者认为,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适用选择上,应当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状况决定适用顺序。有学者认为,对于再审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宜提倡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优先性。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等相关制度,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制度应成为案外第三人权利救济的最后的选择。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主体。有学者认为,应当适当地放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范围。首先,对于权益受到诈害诉讼影响的当事人,可以考虑将之归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畴。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将预决事实的范围扩大至判决理由认定的事实时,除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外,只要权益遭受到案件处理结果影响的案外人,都应当有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护自身的利益。有学者认为,受生效裁判不利影响的一般债权人应当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必要共同诉讼人不宜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有学者认为_,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包括实体法中已有规定的第三人、虚假诉讼的受害人(包括普通程序中的虚假诉讼、督促程序、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等的虚假诉讼的受害人)、离婚案件相关财产及债务的利害关系人。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方式。有学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作为单独的诉讼提起,在不违反专属管辖的情形下,可以在其他诉讼当中附带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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