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敲诈勒索手段行为的教义学检讨
【英文标题】 On the Dogmatics of Blackmail Method Act
【作者】 周洁【作者单位】 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敲诈勒索;手段行为;暴力;威胁;恐吓
【英文关键词】 blackmail; method act; intimidation; violence; threat
【文章编码】 1672-769X(2020)02-0075-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75
【摘要】

我国刑法典对敲诈勒索罪行为的罪名式表述未能为我们区分和认识该罪的行为手段提供明确的指引,学界和实务界采取的是相对比较随意和混同的表述,暴力、威胁、要挟、胁迫以及恐吓各种称谓兼而有之,且未详加区分。结合词源考察,对其行为方式进行区分和鉴别,以“暴力”与“威胁”指称其行为手段是比较恰当的,进而就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的“暴力”与“威胁”的内容、程度、方式,包括不作为的威胁等进行教义视角的检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实务中各种不同敲诈勒索行为的识别和定性。

【英文摘要】

The expression of blackmail in China's Criminal Code fails to provide clear guidance for us to distinguish and identify the means of action of blackmail crime,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adopt relatively random and confused expressions, including violence, threats,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 without detailed distinction. Combined with etymological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its behavior,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use “violence” and “threat” to refer to their means of conduct. Furthermore, the author makes a review of the content, degree and mode of “violence” and “threat” of extortion, including the threat of inaction according to the dogmatics of civil law.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and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of violent intimidation and threatening intimidation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the various acts of extortion in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814    
  

犯罪实行行为的定型是具体犯罪构成行为不法类型化与定型化的关键,基于我国立法对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采取了罪名式的简单表述,为此,从教义刑法学研究范式以及指导司法实务的客观需要来看,确有必要结合敲诈勒索犯罪的司法实践以及从财产犯罪体系化的视角考察和检讨该罪手段行为的内涵与表现,使其具备应有的识别和界分功能。

一、敲诈勒索手段行为检讨

敲诈勒索罪属于复合行为犯,其客观行为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两部分组成,这一点与抢劫罪的行为结构类似。关于该罪的目的行为,即索取财物的行为,基本不太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困难,疑难在于手段行为的界定。因为我国刑法典中对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付之阙如,对该罪的构成行为只做了罪名式的简单陈述: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敲诈勒索的。相比较而言,很多国家的刑法典对敲诈勒索罪(有的称恐吓取财罪)的行为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1]。面对立法的简约,我国学者不得不进行学理上的弥补,然而大家对该罪行为手段的描述也说法各异,不一而足。笔者经过查阅、梳理和比较之后,发现学者们较多地表述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索取财物[2],也有的表述为以暴力和胁迫的方式或暴力和威胁的方式索取财物[3],或以威胁的方式索取财物[4],还有一些论著中使用了以恐吓的方式索取财物[5]。总体来看,“威胁与要挟”说是我国学界对该罪行为手段较为传统的表述,新近的一些学术文献中则使用了“暴力”“胁迫”“恐吓”等表述,但在具体论述中也杂合使用威胁、要挟等表述,学者们基本对此采取的是不予细究的态度,因此基本未对这些不同的表述详加甄别和取舍。

就目前学界使用的描述敲诈勒索犯罪手段行为的各种表述来看,其中“暴力”指强制的力量,“威胁”是指用威力逼迫恫吓使人屈服、使遭遇危险,“要挟”是指利用对方的弱点,强迫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胁迫”指威胁强迫,“恐吓”是指以要挟的话或手段威胁人[6]。从词源含义来看,“暴力”“威胁”“要挟”或者“胁迫”都是可以使人产生恐惧的一种具体手段,“暴力”强调手段的强制性、力量的有形性,而“威胁”“要挟”与“胁迫”则较为类似,都是指利用声称的威力进行恫吓,属于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相比较而言,“暴力”具有不同与“威胁”“要挟”与“胁迫”的手段内涵,如果我们认可一定程度的暴力也可以作为勒索财物的手段,那么,仅将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表述为“威胁”与“要挟”或“胁迫”就是不完整的,而应该表述为“暴力与威胁”(威胁、要挟或胁迫择其一)。此外,基于立法的抽象性或者教义学解释应追求尽可能大的包容性,对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即为“暴力”与“威胁”行为再探寻一个上位概念的话,由于“恐吓”可以指称、涵摄所有使人心生恐惧并产生强制效果的方法和手段,而且其能够彰显行为手段对被害人造成“恐惧”这一要素,即通过制造恐惧而吓取,是一个较暴力、威胁、要挟、胁迫等表述更为概括和直观的表述,而且具有较强的识别性,所以“恐吓”一词可以荣当此任。用“恐吓”一词指称包含以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等各种威胁内容进行吓取财物的意义,语义更宽泛,涵摄力更强[7]。进而,我们也可将敲诈勒索罪简称为吓取,类似于盗窃罪的窃取、抢劫罪的劫取、抢夺罪的夺取,以及诈骗罪的骗取。除了对其手段行为表述作了以上的澄清之外,还需要对其包含的暴力与威胁手段分别进行教义学的深层次解构,这是使之能够与其他犯罪行为手段相区分的关键。

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

(一)对物暴力与对人暴力

所谓暴力,即对物或对人行使有形力。根据暴力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针对人身的暴力与针对财物的暴力。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只要足以造成被害人的内心恐惧,但尚未达到使他人无法反抗的程度即可,而针对被害人及其相关第三人的人身暴力和对物暴力显然都可以达到使人心生恐惧进而交付财物的目的,因此,这两种暴力都可以作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其中对人的暴力,包含对被害人本人(财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及其相关的第三人的人身施加暴力;针对人身的暴力应包括一切足以导致人体损伤的伤害,包括利用自身力量的人身攻击和借助武器的伤害等,对物暴力主要为针对他人所有、占有或管理的财物加以破坏、损毁以此向对方施加恐吓,但不包括针对财物的暴力夺取。与抢劫罪的暴力不同,抢劫罪的暴力属于绝对的暴力,即行为人完全排除了被害人的意志自由,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属于相对的暴力,并未完全排除被害人的意志自由,而旨在强迫被害人进行特定的意志决定。”[8]行为人针对自己人身实施的自我伤害,如果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利益,使之产生内心恐惧的,应该属于暴力之一种。但行为人以自杀、自伤的方式表明将进一步损害被害人及其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属于威胁的范畴。我国实务中也确实发生过以自伤勒索他人财物的案件,如“唐某敲诈勒索案——以自杀要挟他人给付钱财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一案,该案中的行为人以将要从被害人(公司)楼上跳下自我伤害的方式相要挟,由于其行为实质上可能损害被害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形象,因此构成对被害人的威胁,但这样的行为应属于“威胁”的方式[9]。如果行为人的自伤行为并没有表明将进一步加害被害人,即与被害人的法益无关,只是通过博得他人的怜悯而获取财物的,不属于敲诈勒索的暴力。

作为恐吓的暴力应与以暴力侵害为内容的威胁加以区分。作为暴力手段的“暴力”,仅指暴力本身给行为人内心造成的恐惧,应该将其与“以将要对人或对物施加暴力的威胁”相区别,如陈子平教授认为“实施暴行,会让对方了解如果不答应将继续反复地实施,而使对方产生畏惧时,就属于以恶害相通告之胁迫”[10]。但笔者以为,这里的暴力本身就属于现实的恶害,这种现实的恶害也足以使人心生恐惧,因此,没有理由否认暴力可以单独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已经实施的暴力可能会使被害人认为,如果不交付财物即可能招致行为人进一步的暴力侵害,然而这就是“致人恐惧”的发生机理,不能推定认为“已经实施的暴力”属于“可能进一步实施暴力伤害”的威胁,而否认暴力手段的独立性。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一直倾向性地认为,当场实施暴力索取财物的行为不属于敲诈勒索而构成抢劫,或者认为当场的暴力属于一种威胁行为[11]。如周光权教授即认为暴力属于威胁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有别于威胁的手段[12]。笔者以为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应该区分为作为暴力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威胁手段的暴力,其中对被害人人身实施轻微暴力伤害的暴力以及对物暴力,属于前者,对被害人以当场或将来实施暴力伤害,或将对其更加贵重的财物实施暴力损害相威胁的,属于以暴力为内容的威胁。“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例最初也认为恐吓罪的手段限于胁迫,在如果不答应要求就有可能遭受暴力这一使人产生恐惧的意义上,暴力就相当于胁迫。现在的判例通说已从正面肯定暴力也可成为恐吓的手段。”[13]

(二)暴力的程度

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首先,敲诈勒索罪的暴力须足以致人心生恐惧,如果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或针对财物的暴力毁损程度较轻,如以一般的人身纠缠、骚扰、对他人价值不大财物的污损等手段勒索他人财物,不足以造成他人的内心恐惧,仅造成他人的厌恶和反感的,尚不具备成立该罪的条件。

其次,敲诈勒索罪的暴力需要未达到致人无法反抗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刑法同时规定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这是从两罪之间的界限和衔接的角度得出的解释结论;另一方面我国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与抢劫罪相比并没有太低,对轻度暴力勒索财物的行为按照敲诈勒索罪处罚并不会出现刑罚适用上的不均等。对当面程度较低的暴力,仅仅造成被害人的恐惧,但未达到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地步,即使当场实施当场取得财物的,也能够认定为该罪,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14]。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认识也经历与我们大致相同的变迁,正如陈子平教授总结的,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曾以恶害通知的时间作为判断抢劫罪与恐吓取财罪的标准,凡以未来之恶害相通告的为恐吓,如以现在的恶害相通告的为抢劫罪的胁迫。但是现在司法实务中已经认可即使行为人以现在的恶害使对方产生畏怖心,而尚未达致不能抗拒或难以抗拒的程度,可以成立恐吓罪[15]。

(三)暴力取财“当场”性的理解

我国学者曾经一度认为敲诈勒索罪的恐吓勒索与取得财物不能同时实现,即行为人只能以未来的恶害相威胁现时取财或者以现时的暴力或恶害相威胁,勒令对方未来交付财物。尤其以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相恐吓,如果当场施加暴力伤害的,行为人只能以将来取得财物的方成立敲诈勒索罪,否则,即认为成立抢劫罪。这也正是我国以往刑法理论在区分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时,惯用的“两个当场”的判断标准[16]。但是这一标准现在正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是当场施加暴力索财行为的认定问题;二是暴力、威胁与取得财物存在一定时空距离行为的定性问题。

笔者以为“两个当场”的判断标准只是对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犯罪行为表现自然观察得出的一种现象性的归纳结论,正如认为盗窃须以秘密窃取为必要的结论类似,并不具有解释的当然合理性。尽管敲诈勒索犯罪不像抢劫罪以极强的暴力和胁迫,当场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但并无理由否认,以当场的轻微暴力或威胁当场取得财物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所谓“两个当场”虽然反映了抢劫罪对意思自由极大的强制性和取财的紧迫性,但不能由此作为反面认定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据此标准,可能造成一些存在时空跨度或场所转换的取财行为在刑法规制上的漏洞,或者将一些不具有急迫性和强制性的取财行为认定为抢劫,不仅僭越了抢劫罪应该坚守的界限,也会造成刑罚处罚上的失衡。所以,对各罪行为本质的区分和把握十分必要,不可人为地在法定的犯罪成立条件之外武断地给各罪设限。例如,关于“当场”的理解,除了一般典型的当场发生的暴力与取财行为之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暴力与取财之间存在时空转移情形下的行为应当做一种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考察,只要该暴力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持续且不间断的强制,即可以认定暴力行为与和最终的取财行为之间具备“当场性”所暗含的紧迫性与强制性,而仍然可以认定成立抢劫罪。这种对“当场性”的延展和扩张,其实即表明恪守“两个当场”的标准是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的认识。即使某一行为同时符合了“两个当场”的条件,也需要对暴力的程度进行具体判断,判断暴力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主要从实施暴力的手段、暴力的强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力量对比、当时的时空条件等角度,综合衡量认定其是否达到使他人完全无法反抗的程度还是仅仅造成被害人内心意思决定的不自由。

三、敲诈勒索罪的威胁

(一)威胁的内容与方式

威胁,即以告知现在或未来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与财产等实施侵害相恐吓的行为。很多学者也在与威胁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胁迫”一词,根据张明楷教授的分析,抢劫罪的胁迫属于最狭义的胁迫,敲诈勒索罪的胁迫应该属于狭义的胁迫[17],笔者以为这一分析是恰当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应为以实施一定的侵害相通告,足以使对方感到恐惧,但尚且不足以完全压制对方反抗的行为。这里的恶害包括日后施加的恶害,如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布他人的隐私、数日后对被害人本人或相关人的伤害行为等,也包括可以当场立刻兑现的恶害,如人身损害、毁坏财物、立即将被害人的隐私通过网络加以发布等。

由于敲诈勒索罪威胁的方式十分多样,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概括。如有学者以威胁所针对的法益类属的不同,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包括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的胁迫”[18],有的以手段方式不同,认为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包括以暴力相威胁,和以损害他人的其他权益相威胁[19]。还有的学者结合司法实务中该罪的表现,分析认为,“威胁的内容具体可包含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以实施犯罪相威胁,第二种以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相威胁,第三种以揭发他人私生活方面的秘密相威胁。”[20]具体而言,学者关于本罪威胁内容的认识,并无太大分歧,只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和认识“威胁”的内涵,各自进行了一定的抽象或类属划分,尽管各有利弊,但是分类的意义却均不甚明了。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对敲诈勒索犯罪威胁方式的归纳和概括应旨在能够使该罪的行为与相似犯罪的手段相区分,同时能够指导司法实务中对威胁方式的鉴别和认定。为此,笔者倾向于将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区分为以危及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的暴力型威胁(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爬数据可耻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8981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