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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思考
【作者】 胡晓静【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意思表示;司法审制;隐名出资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2)03-0144-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3
【页码】 144
【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是司法审判实践中解决股权纠纷的前提性问题。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东投资行为是个体行为,股东投资目的是为了取得股东身份并享有股东权利,因此判断股东身份首先需要确定投资人是否有成为股东的真意,同时公司具有团体性,股东的身份需要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同。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即是投资人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加上团体的认同。在司法适用中,将现实的证据与上述标准进行比照,以判断投资人是否有成为股东的真意,其他股东是否知晓并认可投资人的股东地位,从而做出最终的裁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638    
  一、前言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发生的公司诉讼大多是基于股权纠纷引发的,解决股权纠纷首先需要解决股东资格问题,股权的享有以股东资格为前提,只有确定了股东身份之后才能明晰股权的归属。因此,股东资格确认理所当然成为解决股权纠纷的第一个环节。由于存在着出资行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和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多重彰显股东身份的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显得扑朔迷离。“在理想的法律世界里,股东资格的取得就像一列准点到达的动车组:始发站是签署公司章程与出资,途经站是取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终点站是实际行使股东权利。”[1]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所有能够证明股东身份的证据应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均能得出唯一性的结论。然而,复杂的现实生活往往使各证据之间出现偏差,究竟依据哪一个标准确定股东身份便成为实践中纠缠不清的难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前,我国公司法理论对如何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缺乏较为统一、明确的认识由于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进一步加大了审判实践中确认股东资格的难度,导致各地法院处理这类纠纷缺乏统一标准,相似案件甚至会出现不同审判结果。[2]“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因缺乏统一的股东资格确认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往往基于细致却相互重叠的多种标准之某一标准进行司法裁决,因而仍难以避免出现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3]
  化解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即是在相互冲突的证据中确定最具证明力的证据,而如何确定最终证据则成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解决的关键所在。在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作出统一规定之前,学者们在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上主要是对不同的证据效力进行排序或者进行证据的比较。比如刘俊海教授认为应当将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源泉证据包括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继受取得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等;效力证据指的是股东名册;对抗证据指的是工商登记文件。以上各种证据相互冲突时,应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如果存在善意第三人,则优先考虑对抗证据。[4]蒋大兴教授则从公司法作为团体法和交易法的性质出发,认为应坚持“形式化证据一般优先适用,而实质性证据个别例外适用”的原则,并呼吁“应当对缴纳出资、章程记载、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及股份证书与股东资格取得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应当对这几种文件(或行为)的效力和功能分别情形作出安排”。[5]而虞政平教授则认为,各类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既可单独运用,亦可联合并用,而且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当它们发生实际冲突之时,更要依据证据的真实与否、准确与否以及时间的先后等,来综合判断并确认股东资格存在与否,绝不应当厚此薄彼。[6]
  上述观点虽具合理之处,但仍有偏颇。正因为能够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之间会存在不一致,而各个证据又均不具有充分的证明效力,一成不变的证据效力排序是不存在的,单纯的证据比较也只会使本已复杂的确认标准更加混乱和不确定,而依法规定各个证据的证明效力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针对股权归属纠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显然,最高院肯定了确认股东资格时实质证据的效力。然而,这一规定是从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人手,更多是出于司法适用的考虑,而并非明确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标准问题,即是司法审判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是公司法理论问题。尽管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对股权归属纠纷的举证规定已经涉及了股东资格确认的依据,但仍然不能说已经从公司法理论上解决了股东资格确认标准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从投资行为和公司特性的角度,从股东资格取得的源头上考虑,确认一个抽象的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并能够将该标准普遍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股东资格确认或股权归属纠纷。如果排除那些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获得股权的情形,股东身份的取得实际上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投资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其他股东的合意。第一个要素依托于投资法律行为,第二个要素则依托于公司的团体特性。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即是考察这两个要素是否存在,或者说,既存的各个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这两个要素的存在。
  二、投资人成为股东的个体意思表示
  股东资格的取得,源于股东的投资行为。当然,这里的“投资”应作广义上的理解,即不仅指向公司出资以设立公司,还包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7]因为受让人受让股权需支付对价,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投资,只不过并非直接将财产投入公司。向公司投资是一种个体的法律行为,是出资人将成为股东的内在意思表示于外,并希望产生获得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利的法律后果的行为。
  股权为一种民事权利,而一项民事权利的取得,需要借助法律行为来完成。按照民法理论,法律行为的进行是行为人将其内心的效力意思表示于外的过程。“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它由作为心理事实的法律后果意思和此种意思的宣示(表达、表白)组成。[8]当法律后果意思与表示行为不一致时,对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效力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和立法例:真意主义、表示主义和折衷主义。蒋大兴教授认为,“真意主义是适合于民法等个人法的立法理念,而表示主义则与商法等团体法的立法观念相吻合。公司法属于典型的团体法,自应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因此,对“股东资格应考量表示主义的运用,赋予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材料等表示行为优先于内心意思的效力。”[9]显然,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投资行为本身的个体性,而直接从公司法的团体法特征出发,从法规范归类适用的角度将公司法范围内的问题统统归于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以法规范的适用对象掩盖投资行为的法律行为特征,以外在表示而不是投资人的真实意思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不可否认,公司是一个团体,公司法是团体法。但是,也应该看到,公司乃投资人投资设立而成,从公司产生的顺序上来看,也是先有投资行为后有公司团体,先适用调整投资行为的民事行为规范,后适用规制公司组织的公司法规范。投资人向公司投资,是一种个体行为,是投资者自愿支配其财产的法律行为。投资人将其财产投人公司,是为了获得股东的身份,进而享有股东的权利。“股东资格或者取得股权是股东身份的象征,是股东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础。”[10]如果套用法律行为的民法理论,则投资人的法律后果意思为取得股东资格和享有股权,即成为股东,为将该意思表示于外,投资人向公司出资、签署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在法律后果意思与表示行为出现偏差的情况下,应探究投资人成为股东的内心真意,而该真实意思又需要从表现于外的各种证据进行反推。“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理股东资格内部确认的案件,正是揭示公示外观、探求法律实质、去伪存真的过程。”[11]“由于意思表示实为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缺乏直接判断和审查的可操作性,因而,能够反映该真实意思表示的外在证据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2]需要从投资人的以下行为表现上推定其是否存在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
  第一,向公司出资。投资人将某项财产投入公司,向公司让渡其财产所有权,从而取得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因此,向公司出资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获得股东资格并享有股东权利,获得投资收益。如果能够证明存在向公司出资的行为,如当事人将资金打人公司帐户时相关银行凭证“投资款”等内容的记载,当事人在自己的财务资料上对投人款项在相关记帐凭证的记载,当事人从公司获得的相关证据上的资金用途记载等,[13]即可推定出资人成为股东的内心意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也恰恰要求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股权归属的当事人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能够通过其他证据证明股东身份的存在,但是没有实际缴纳出资的证据,也不能因此否定其股东资格。出资是股东的义务,该义务的产生是基于股东/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契约和公司章程,是先有了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之后产生的义务,而违反该义务只需承受违约/章程的法律后果,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或丧失股东资格。[14]快醒醒开学了
  第二,签署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订立的关于公司组织及营运基本规则的法律文件,是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就公司章程的内容而言,既包含了调整股东之间关系的债法性条款,也可以包括调整团体意思构成及其活动并对未来成员也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性规范。”[15]公司章程既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根据,也是规制公司组织运作的基本规则。因此,“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说明行为人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16]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的人就必然是公司股东。比如在隐名投资的情况下,尽管在章程上签名的是显名股东,但是仍可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隐名投资人的股东地位。所以,不能仅以签署公司章程为由确认股东资格。
  第三,行使股东权利。向公司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享有股东权利,获得投资回报。而股东权利的享有是以股东身份为前提的。如果某人参加了股东会会议(表现为在股东会决议或者会议记录上签字),或者获得了红利分配,则可以推定出其成为股东的内心真意的存在。因为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行使股东权利实际上意味着其已经将自己视为股东,或者说已经认为自己具有股东身份,其以行使股权的行为表明其对自己股东身份的认同。有人认为,“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者原因”,因此,“以享有股东权利为由主张股东资格是不能支持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佐证材料”。[17]股东资格的取得和股东权利的实际享有固然在逻辑关系上有先后之分,不能以实际享有股东权利而当然确认股东资格的存在,但是从判断行为人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角度,行使股东权利还是具有决定性的推定作用的。作为股东,除了享有红利分配等财产性权利外,其只能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以股东身份间接参与公司经营,而不能以股东身份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因此,如果只是作为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经营,还不能确认为行使股东权利。
  三、其他股东接受投资的团体意思表示
  向公司投资固然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但是除了并不普遍的一人公司形式,绝大多数公司仍需两个以上股东共同组建,即公司是人的结合体,具有团体性。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由于其通常具有很少的股东人数,股东通常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而且不具有公开筹资的能力,更是强调股东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合意,即具有较强的人合性。有限责任公司既然是一个由各投资人/股东组成的团体,是各投资人/股东成就共同事业的法律形式,其成立、运作等事项也当然不能仅仅取决于投资人/股东的个人意愿或者个人行为。因此,尽管“是否”成为公司股东首先取决于投资人的个人意愿,但是“能否”成为股东还需要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和认可。“公司具有资合和人合的属性,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人合性高于资合性,因此有出资意愿者能否成为股东,需要视其余股东的意思而定。”[18]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之前,对于如何确定投资人的股东身份是否为其他股东所认可和接受,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一个出资意愿人不仅要将其出资成为股东的意思以恰当形式予以表示,而且应当与其他出资意愿人就设立公司或者与已经实现出资意愿的公司股东就受让股权、认购新股达成一致意见方能成为股东”。[19]有人认为,“在隐名投资人依据投资合同或委托合同主张其具有股东资格时,需得到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对于隐名投资人的实际出资的明知和确认,若公司的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关系不知情,法院就不能仅凭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确认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20]《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人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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