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现代科技背景下生命支配权之理论审视与制度构建
【副标题】 兼论“民法典·人格权”编之生命权立法的完善
【英文标题】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n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agains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副标题】 A Discussion on the Legislation on Right of Life in Civil Code and Personality Right Section
【作者】 周平严永和
【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人身权【中文关键词】 生命权;支配权能;公共利益;个体权利
【英文关键词】 right of life; disposable right; public interest; individual right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9)01-0111-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11
【摘要】

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挑战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死”标准,令人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思考生命支配权能。法学界对于生命权是否具有支配权能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否认说基于人格尊严维护、防卫立法宗旨、公益属性分析等否认自然人拥有生命支配权。肯定说则基于自然权利、自主权、财产权、人格权等理论坚持自然人拥有生命支配权能。在现代科技背景下,固守旧制否认生命权之支配权能,漠视个体的正当权利诉求,不仅无法解释各种生命支配现象,而且导致相关法律与实践割裂、法律自身矛盾。反之,承认生命权具有支配权能,将展现法律对“人”祛魅的务实态度,使生命权更加符合支配权构造,体现了尊重个体权利的理念,并可以合理解决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死”难题。“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应承认自然人对自己的生命享有依法支配权能。

【英文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llenging the standards of “life” and “death” that people have formed over a long period. It makes people re-examine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ink about the right of life. There always existed disagreement in the jurists on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human dignity, the defensive purpose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the negative theory denie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dispose life. According natural rights, autonomy, property rights, and personality rights, affirmative doctrine insist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v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In modern times, the practice adhering to the old law denie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and disregards individual claims. This not only fails to explain various phenomena of life disposal,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epar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ractices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law. On the contrary, recognizing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it will demonstrate the pragmatic attitude of the law: the right of life is more compliant with the structure of dominance; it shows th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it can ration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ife brought by modern technology. The legislation should recognize that natural person ha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in the “Civil Code o Personality Righ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573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使其对自然人的生命可以深度介入,从而导致人的“死亡”不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现代科技增强了人们控制“生育”的手段,拓宽了人们如何“生存”的途径,也改变了人们对“死亡”标准、价值等相关问题的判断。在现代,“死亡”已经部分地由医疗技术来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自然人的死亡可能是生命体的暂时“关机”或者“停电”,而不是生物器官或生命体走向衰亡的过程,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油尽灯灭”,寿终正寝。[1]但是自然人能否主动选择“关机”、“停电”,能否在必要的时候自主决定死亡,仍然取决于法律对自然人生命支配权能认可与否。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韩启德2018年4月在北京大学“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论坛公开宣称“我准备好了,我会死得很好!”他通过签署“生前预嘱”[2]来安排自己的“死亡”。[3]但如果法律不认可自然人对其生命享有支配权能,这些“安排”可能终将落空。自然人的生死正在被现代科技操纵。2018年11月26日,人民网发布消息称深圳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毒的基因编辑婴儿——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已在中国诞生。这个消息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在业内业外都引起广泛讨论,令人类再次审视生命科技对生命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直面生命科技的挑战,审视传统的生命支配权能理论,思考构建与时代相匹配的生命支配权能制度,势在必行。
  一、现代科技对传统生命权制度的挑战
  (一)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死”判断之惑
  现代生命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死亡标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布莱克法律辞典》把死亡界定为:生命之终结,人之不存;即医生确定血液循环全部停止以及由此导致的呼吸脉搏等生物生命活动终止之时。但是传统医学用以判定死亡的标准,如呼吸、心跳停止、脉搏消逝、瞳孔放大等,都面临现代生命科技的挑战,一些出现上述症状的人,经由现代医学技术干预,部分出现“复活”的情况。如心肺机可以代替停止工作的心肺功能,使一个依据传统“死亡标准”已经“死亡”的自然人依然“活着”。
  传统的死亡界限被打破。过往必死之人今日或可借助现代医学技术而推迟死期,在昂贵的医疗设备、高价的医药药品和大量的医疗服务支撑下的现代医学技术,可以使当事人在或痛苦不堪,或无知无觉,或毫不快乐的情况下延长生命。譬如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各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治疗,对“无脑儿”施加的各种生命维系治疗,对长期昏迷病人的呼吸机使用及“饲管”喂养……在技术落后的时代,这些生命都会很快自然终止,但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传统上关于死亡的认知被推翻。死亡概念经历着从全身死亡到全脑死亡,又发展到高位脑中心死亡这一历程。现代医学发现大脑才是控制生命的中枢,从而提出了脑死亡标准,以之代替传统的全身死亡标准。脑死亡是指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地停止。脑死亡者尽管有被动心跳、呼吸的存在,仍可判定为死亡。这样一来,脑死亡兼具传统全身死亡症状的自然人是确确实实死亡了。但是也可能存在依据脑死亡标准判断死亡的人,借助现代科技帮助,仍维持心跳与呼吸,成为常人眼中的“活人”。如现实中一位孕妇遭遇车祸已经死亡,但医院借助心肺机等生命维持系统,使其继续“活”了数月,直至胎儿剖腹产出生。普通人关于死亡的认知因此或被现代医学所推翻。是要像“人”一样死去还是作为“行尸走肉”般活着成为艰难的选择。
  (二)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死”价值之惑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生命的内涵,区分人的社会生命与生物生命。现代医学对死亡标准从侧重全身死亡发展成侧重全脑死亡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进步,也昭示着一种从强调人类生物学生命价值向强调人的社会学生命价值的转变。阿甘本指出,生命有双重属性:生物生命和社会生命。在古希腊语汇中,没有life(生命)或类似的词汇,而是由两个词来表达生命的内涵:zoē和bios。 zoē指所有活的存在,如动物、人;而bios指人的特有生活方式。[4]人活着不仅仅是维持生物学意义的生命机能;人应该是作为人,像人一样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否则行尸走肉就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白描”。而当社会生命已经终结,维持生物生命是否还有必要,值得深思。
  人们开始反思生命质量与生命数量(长度)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存活是最大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但今天这种观念受到质疑。塞加尔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共识:“活着不是善,良好地活着才是善。因而明智的人活到他应该活得那么长,而不是他能够活得那么长。……他将始终根据质量而不是数量来考虑生命。”[5]如前述备受折磨的绝症患者、昏迷不醒的植物人等,对其而言,存活是否就一定优于死亡,不无疑问。自然人是应该放弃一切生命质量要求努力“活着”,还是可以在生命质量低下时选择“体面”而“尊严”地“死去”?
  (三)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死”支配之惑
  恩格斯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6]现代生命科技,虽然不能阻止死亡,但却可以延续死亡。对部分现代人而言,生不如死的状态才是比死亡更可怕的诅咒。传统的基督徒向上帝祈祷:“主啊,请勿将突然的死亡赐予我”,——那时人们担心的是不期而至的横死。但是今天,人们更加需要担心的是“垂而不死”:生命已经接近“终点”,身体却还在机器的帮助下维持着“行尸走肉”的状态,使“终点”变成咫尺天涯。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现代医学技术。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因此指出:“死亡需要选择。好死,如同好活一样,需要预谋和计划。它不可能随机发生。”[7]自然人若想获得“选择”死亡的自由,需要法律认可他对生命的支配权能。否则,一切“预谋和计划”,都可能落空。但赋予自然人生命支配权,可能会导致生命权丧失(如自杀)。自然人是应该享有支配生命的权利,还是只能被动接受命运与技术的摆布,法律应该如何取舍?
  二、否认生命支配权能之理据分析与实践考察
  (一)否认生命支配权能的理据分析
  生命权是否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能,意味着生命权人可否处分自己的生命。传统理论中的主流学说否认生命权包含支配权能的,其理由不一而足,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承认生命可支配有害人格尊严
  法学上反对规定生命支配权最具拥趸的理由是肯定生命支配权能有害人格尊严。霍布斯指出,“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8]。生命是人格的载体,为维持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应允许“把生命直接作为实现任何进一步目的之途径”[9]。持否认观点的学者坚持,支配是人对于物的一种联系,承认人对生命的支配权就是将人本身物化。人一旦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等人格要素获得支配权,将会带来主客体的混淆,贬损人格尊严。福尔克尔·博伊廷认为,人不可像利用财产一样利用人格,不能在自己身上设立支配权,这样会践踏人的尊严,因此为《德国民法典》所禁止。[10]持此观点的学者均强调,坚持人身权的不可支配性旨在保障人的尊严。生命是人的第一尊严,“生命权保障优先于人性尊严之保障;认为法律拒绝‘尊严死’因而侵害人性尊严,将被生命权保障所吸收与正当化”[11]。
  这种提法强调人格尊严的价值,却无视时代变迁的影响,也忽视了人格尊严的价值优越性并不代表人格尊严的内涵固定。如以往卖妻鬻儿,既非不法,也无不伦;今日买卖人口、杀害人命则既是严重违法也不合乎伦理。这表明人格尊严的内涵会因应时代变化而演进。昔日规定人格要素不能支配,是因为当时科技制约,对人体的支配实属稀有。今日科技则全面介入自然人身体与生活,使得事实上的支配日益普遍和深入。血液、组织、器官、精卵等都有了不同以往的利用模式,安乐死、代孕等新型生命身体支配方式出现。立法墨守陈规,则无法妥善处理这类新问题,也无助于人的尊严维护。
  2.生命权立法宗旨排斥其支配属性
  一些学者坚持人格权是防卫性权利,本身不具支配性,生命权亦同。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人身权并非一种支配权,其实质是一种受尊重、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12]萨维尼反对人格权法入法的理由即一旦承认人格权,就会导致人格权的支配性的问题,而承认生命权有支配性将导致自杀等行为合法化。[13]《德国民法典》当初拒绝承认人格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图回避由此而来的人格支配问题,——“否则就会得出存在一项‘自杀权’的结论”。[14]学者尹田等认为,法律设置人格权的宗旨并非要赋予自然人支配利用其人格利益的自由,而是旨在保障决定“人之为人”的那些基本要素不受非法侵害。因此,支配性并非人格权的基本特性。[15]温世扬先生认为,我国学者认为人格权具有支配权属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权利特别是所有权构造的路径依赖,具体人格权的模式效应以及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的“启示”。但无论是从私法创设人格权的目的,还是权利主体对其人格利益或者人的伦理价值实现支配的可能性考察,都不能证明人格权的支配性。[16]
  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越来越多人体的物性利用与人格商品化现象。人体的物性利用日益普遍,器官与组织捐献等比比皆是;支配人格利益以获利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都表明真正应该禁止的并非人体不得支配,而是对人体的支配不得违背人性尊严。生命权亦同,需禁止的不是支配生命,而是对生命的支配不得违背人性尊严。
  3.生命的公益属性反对其为个体支配
  生命对社会具有积极利益,支配生命的行为(如自杀)会伤害社会利益。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Berdyaev)就坚称人的生命是天赐的、神圣的:它首先属于上帝;其次属于我们的亲友和社会;最后属于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属于我们人本身。[17]由此可推知,主体的生命受伤害,受害者包括社会、其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以及受害人自己。
  支配生命行为(如自杀),可能会伤害公共利益。社会学家指出,为了维护社会分工,最低限度的生命存在是必需的。因此个体的生命不仅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自杀是对生命的终极支配,但在此却不适用意思自治的私法准则。因为对自己的生命的侵犯同时意味着反对公众法益时,同意的效力就被排除。[18]韩大元先生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19]主体可能处于各种契约、身份关系之中,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义务;自杀有时是对这些义务的逃避,不值得提倡。生命的存活有赖于他人、社会的付出:一个新生命无人抚养不可能存活,自杀者使得抚养者、社会都因此蒙受损失;而自杀者还可能充当抚养者的角色,一个丈夫与父亲自杀使得妻儿失去抚养者;一些人自杀是为了躲避各种债务,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金钱债务或人情负债,自杀者一死了之,但债权人则必会因此受损。
  当事人自杀哪怕仅是伤害自己,社会也应努力保护个人,避免其做出这种选择。因生命本身有其内在价值,至高无上;禁止自杀,对于保护生命有积极意义。因此自杀应受到谴责,法律绝不可规定生命支配权能。个体没有自杀的权利,同理也不能使协助自杀正当化,任何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支配都应被限制。
  这种学说强调生命的公益属性,有其合理之处。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它未能给予生命的自利性、专属性应有的重视,而片面强调生命的利他性,有以偏概全之嫌,无法调适个体生命利益支配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间的冲突。
  (二)否定生命支配权能之实务观察
  传统理论虽然否认生命权内涵支配权能,但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是长久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献身问题;二是现代逐渐为多国立法确认的安乐死制度。不承认生命支配权能,就无法对上述现象予以合理解释和规制。[20]一意孤行地坚持传统理论,拒绝对现实的献身问题和安乐死问题予以回应,已经造成立法和实践的割裂,法律内部的自相矛盾。
  法律否认生命支配权能使得生命支配的实践与立法相割裂。对生命的事实上处分普遍存在,而对生命的法律上处分却被立法禁止。实践和立法在此沿着不同方向伸展,造成两者的背离。社会伦理和制度实践实际上认可自然人在一定限度内对自己生命的支配权能。生命作为个体享有的一种资源,无论法律承认与否,支配现象一直存在。法律从来也未能禁止自然人对自己生命的事实上处分。客观的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法律无法禁止一个酗酒者醉生梦死、一个吸毒者中毒而死、一个冒险者意外而死、一个绝望者自杀而死……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对有支配能力者的某些支配行为是无可奈何的。目前禁止支配生命的法律成功之处仅仅是阻止了一些无力自杀者接受他人协助结束生命,如安乐死。而这也是现行法律备受争议和诟病的地方:法律禁止支配生命的规定成功地使得一些备受煎熬却无能为力的绝症患者得不到想要的解脱,不得不忍受度日如年的痛苦折磨。1992年加拿大一个听证会上,一直争取安乐死的罗德里格斯太太用虚弱的声音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质问:“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21]此情此景,让人不得不叹息:不该死的死了,想死的却死不了。
  法律对生命支配权能的一律否认与对生命支配行为的部分肯定相矛盾。现行法律一面坚决否认生命支配权能,一面又对一些支配生命的行为进行褒扬。如果法律对实际上的生命支配行为保持一律无视,也可避免制度内部冲突。毕竟一项制度,哪怕只有宣示意义,它也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如果间或能起到震慑作用,那也部分地达成了效果。但现实情况是法律不得不对一些事实上处分生命的行为进行积极评价。例如,不同社会都高度评价诸如舍己为人的生命支配行为,中外都赞美为“正义”献身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得到来自立法和执法方面积极的评价。法律的褒扬体现了伦理道德与社会制度对这些生命支配行为的肯定。这无疑是合理的——不给予应有的评价反而是不公的——但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那些“献出生命”的自然人,无论情景如何特殊,选择如何伟大,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确实在对自己的生命利益进行事实上的处分。如果生存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享有和维护是生命权“唯二”的权能,那这种支配行为就于法无据,对其褒扬更难以在法律上自圆其说。这种自相矛盾恰好展示了我们法律的逻辑悖反:掩耳盗铃地否认生命支配权能,琵琶半抱地承认生命支配权能。一种学说,先不说其理论上是否正确,若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其价值就令人质疑。否定说显然不能解决上述现实问题,而且某种意义上正是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肯定生命支配权能之学说梳理与理论证成
  一些学者坚定地认为自然人对自己的生命享有支配权。法学家登厄鲁斯就宣称人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德国学者吉尔克认为:“人格权,就是指保障一个主体能够支配自己的人格必要组成部分的权利。”[22]在我国民法学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人格权属支配权。如梁慧星先生就曾论及,人格权人可以直接支配其人格利益,同时排除他人的干涉。[23]部分学者坚持生命支配权能是生命权的内容,个体拥有支配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支持生命支配权能的学说有自然权利说、自主权说、财产权说、人格权说等。
  (一)肯定生命支配权能的学说梳理与审视
  1.基于自然权利的生命支配权说
  在主张自然权利说的学者看来,很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拥有对自身与生命的权利更值得肯定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普遍认为,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基本权利;虽然他们也谴责“轻率”的自杀行为。该学派哲学家塞尼卡(Seneca)说,最理想的死亡方式是用我们喜欢的方式结束生命。蒙田、伏尔泰、卢梭、休漠、叔本华等著名哲学家也主张自杀是人的权利。叔本华(Schopenhauer)坚信每个人都有毋庸置疑的自杀权利。玛格丽特·巴庭坚持人们应把可以提升人的尊严的各种权利都看作自然权利。同理以人的尊严为根据,必须将自杀看作是与其他基本权利并列的一种自然权利。这样才能使自杀权得到有效保护,否则自杀权很容易被限制或压倒。[24]
  自然权利说为生命支配权之正当性给予了有力辩护,而且主张将其定位在权利位阶中的上层,对于生命支配权之认可与定位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是此说也有比较严重的缺陷。它是人格权“固有说”的一种演绎,与人格权由“法律授予”,而非“天赋”的事实矛盾。在缺乏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人格利益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是由人格权法发展的历史证明的观点。例如隐私权,在各国立法确认之前,难以获得切实保护;再如性自主权,因我国立法缺失,迄今仍存在民事救济的困难。自然权利说只能证明其正当性、应然性,却难以使其具备实然性,获得法律保障。因此借助自然权利说,将生命支配权能仅仅定性为一项自然权利,仍无助于此项权能的实现。
  2.基于自主权的生命支配权说
  自主权以个体理性为基础,以个人行动自由为表现方式。“自主”的一个广为引用的定义是“做我们自己或能够按照自己的信念与意愿去行动而不受任何干涉”。[25]自主权论者往往秉持这种观点:人若为万物的尺度,应先做自己的主人;倘若一己之躯尚不能自主,何谈拥有万物。古希腊的斯多噶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457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