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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论陪审制表达民意的限度
【英文标题】 The Limitation of Jury System’s Express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作者】 杜健荣【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制度【中文关键词】 陪审制;民意;表达;限度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3-12-005【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3【页码】 12
【摘要】 在当前的研究中,陪审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能够对司法审判与民众意见进行沟通的制度形态,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由于受功能定位的限制,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在事实上并没有承担表达民意的职责,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近年来出现的人民陪审团则由于自身结构及相关条件的影响,在表达民意的效果上存在明显的限度。对陪审制的改革和加强无法解决司法机关的民意获取难题,对此还需要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51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司法判决与民众意见之间的偏离甚至背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判决并不必然需要与民意保持一致,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但是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史已经证明,这种情形的发展会影响到司法活动在整体上的合法性基础,损害司法的权威。针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在2009年出台《关于加强民意沟通的若干意见》,对各级司法机关了解社情民意的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希望通过征求意见、座谈、走访等方式,在加强对民意了解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各界对审判活动的理解与支持。遗憾的是,这些意见的实施尚没有能够真正改善判决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仍然有许多案件的判决受到舆论的批评和质疑,甚至引发公众的普遍不满。造成此种情形的首要(并非唯一)原因在于,虽然各级司法机关都在不断强调了解和尊重民意的重要性,但是现有制度只注意到日常的信息沟通,对于个案中的民意表达和认知则几乎没有涉及,使得目前仍然缺乏一种民意有效进入的制度化渠道,由于审判者在许多时候并不了解民众的意见和诉求,自然也就无法对此进行反馈和回应。
  对于这种状况,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可资参考的改革措施,例如加强审判公开、扩大法院与各种社会团体的交流、通过网络收集民意、增加法官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的时间,等等。其中,有一种方案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那就是通过完善和强化陪审制来实现民意对司法的进入及影响。许多研究者认为,经由陪审活动使民意进入司法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西方经验,这种经验首先体现在陪审团制度上:“在司法如何对待民意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早就有制度化的安排。……后来英美法系逐渐形成了成熟的陪审制度来吸收理性的、程序内的民意。”[1]与此相似,“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种大陆法系普遍采用的陪审制度,让民意代表直接参与审判,对案件事实认定和裁判量刑等都拥有与法官基本相当的权利,是缓和民意与司法直接对抗的一种有效制度。”[2]他们发现,陪审制对于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意与判决冲突问题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陪审员来自民间,具有普通民众的立场、知识和经验,能够将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信息带入审判当中,从而避免法官对民意的无知;二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陪审团或陪审员的意见具有的法律上的效力,使法官无法漠视民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们提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陪审团制度和欧陆陪审员制度,对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加大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权限、扩大陪审员来源范围、增加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数量和类型、尝试组建人民陪审团参与审判,等等,使民意能够得到有效表达。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的核心部分在于一个简单明了的推论,那就是陪审员来源于民众,民众的意见属于民意,因而陪审制也就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机制。这种推论虽然易于理解,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有必要注意到,上述观点所使用的是广义上的民意概念,即将民意看作任意民众(个人或集体)的意见或诉求,在这样的概念界定之下,推论的确可以成立,问题在于,我们在实践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司法判决与广义民意的冲突,因为广义民意极为多样化,而具有唯一性的判决永远不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满意,因而必定存在其与某些个体意见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判决与狭义的民意——在社会中经过整合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意见——的差异及冲突问题。而一旦采用狭义的界定,上述观点就呈现出许多值得质疑之处,因为不管是从英美陪审制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运作,亦或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制度设计及运行环境来看,陪审制实际上并没有,也不适宜作为司法机关全面有效了解社会公众对于案件的主流意见和诉求的渠道。
  二、与民意保持距离的陪审团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当前实践来看,虽然陪审团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体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并没有承担向司法机关表达民意的功能。一如我们所知,陪审团在英国的最初产生是由当地居民向司法官员提供有关涉及王室利益的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萌芽阶段的陪审团起到的是证人的作用。换言之,其所提供的是“对事实的描述”,而与其成员的“意见”无关。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新政权为陪审团制度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与功能,使这种制度得以保留。在现代社会中,陪审团制度被认为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价值:民主、自由和理性。民主价值体现在陪审团的存在使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司法审判活动,行使司法审判权,从而实现对国家进行管理的目的;自由价值体现在陪审团成员不受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干涉和控制,遵循一个诚实自由人应有的良心做出裁决,从而控制司法专权,以维护公民的自由;而理性价值则体现在陪审团在实现刑事诉讼庭审结构合理化及庭审原则正当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优势,能够有效促进司法真实的实现。[3]从这三种价值看来,虽然关于陪审团表达民意的说法与民主价值有一定关联,但是它又与自由和理性两项功能存在矛盾:从维护自由的角度说,陪审团成员应当秉持自由人的良心,这意味着他们既不受行政干涉,也不应被周围民众的意见所左右;从实现理性的角度说,陪审员必须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中根据法庭认定的事实做出决定,而社会公众则常常是基于道德、情感等因素进行评价,其意见当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就此而言,如果要真正实现陪审团的功能,就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民意表达机构。
  也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英美国家的法院系统不仅没有采取措施鼓励陪审员了解并反映民情民意,反而还对民意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美国为例,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陪审员的挑选上,对“排除权”的规定减少了陪审员受其成见影响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陪审员是从选举名单中随机挑选产生,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社会立场、宗教信仰等,因而被认为有可能代表各种阶层和群体的意见。但是在实践中,为了减少陪审团成员的既有立场所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因此赋予控辩双方一定程度的排除权,即可以在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否决陪审员资格。这种安排的实质性后果在于会将那些对于该案最有主见的人都排除出去,留下的基本上都是“中间派”,从而降低了陪审团成员受某种强烈观念影响的可能性,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陪审团成员的挑选往往是把那些了解并反映主流民意的人筛选出去,中国法学人津津乐道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例证。”[4]其次,从陪审团的信息获取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要尽力减少相关舆论对陪审团的影响。在Sheppardv.Maxwell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5]在实践中,为了实现“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进行审判的目标,法院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外部信息对陪审团的干扰,这不仅包括限制陪审团成员阅读有关案件的新闻评论或观看相关电视节目,也包括禁止陪审团成员与家人讨论案情,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在私下讨论对案件的看法。这些措施无疑是要确保陪审员基于庭审情况以及自己的独立意识做出判断,而不是传递周边社会民众对案件的看法;再次,在法官与陪审团的权力分配中,陪审团主要负责事实认定,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对“有罪”或“无罪”的判断,法官则负责在事实已认定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这一安排也限制了陪审团成员表达自己或他人的意见,因为事实问题必须从证据出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因此可获得的周转空间远远不及以解决法律适用为目的而存在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陪审团——无论是整体还是其成员——在审判活动中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十分有限。而在此有限空间中,陪审团做出决定所需要遵循的“全体一致”原则,又进一步将非理性意见加以排除,使得陪审团经由其决定表达社会中民众意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陪审团的决定与主流民意不一致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二者之间甚至有可能发生明显的背离。1996年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民意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辛普森有罪,但陪审团最终做出罪名不成立的决定,由于判决结果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引发公众对于判决合理性的质疑,甚至有人以此为契机提出废除陪审团制度的诉求。而在2013年的黑人青年马丁被枪杀一案中,判决前的民意调查同样显示大部分民众认为开枪者齐默曼谋杀意图明显,应当被判决有罪,但是7月13日陪审团仍然做出无罪决定,由此引发7月20日全国性的示威抗议,据媒体报道,当天至少有101个美国城市举行了名为“为马丁伸张正义”的抗议示威和守夜活动。[6]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至少可以说明,如果将陪审团视为表达民意的渠道,那么其效果一定是值得质疑的。与此相反的是,有许多美国学者更倾向于将陪审团视为司法体系抵御民意压力的“防火墙”,因为相比于法院,陪审团在审判之后随即解散,并不需要像法院那样顾忌民意在诸如选举等活动中可能带来的压力,也不会像法官那样可能受到指名道姓的批评,因此经由陪审团做出不受大众欢迎的决定,可以让法院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超脱地位和公正形象。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美国司法系统中扮演民意表达渠道的主要机制是“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所谓法庭之友,是指针对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问题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特定的个人,等等,从理论上说,任何得到法庭许可的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向法庭递交与判决有关的意见。与陪审团制度相比,法庭之友制度有十分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向司法机关传递民意的渠道:首先,法庭之友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各种类型的主体均有机会将意见直接递交给法庭,这促进了社会各方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据研究者统计,在1998至1999年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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