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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实证研究
【作者】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作者单位】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心理;成因;实证研究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3-22-007【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3【页码】 22
【摘要】 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分析,重点讨论影响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并从多角度审视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效性,寻求解决对策,以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水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47    
  职务犯罪心理成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导致了犯罪心理的形成、加深和巩固。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实证研究对于探究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腐败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基层司法实践,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工作中获取的关于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
  一、研究目标和方法
  (一)意义和目标
  1.收集基层职务犯罪人员心理成因数据,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参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犯罪心理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心理成因的研究则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犯罪既是个体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不同时期、不同个体、不同类型的犯罪,都有其相应的心理成因,这些成因是极为复杂的,有的成因归结为个人因素,有的成因归结为社会因素,厘清犯罪心理成因,是犯罪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因职务犯罪常始于基层,因此基层犯罪人员心理成因的数据极为重要。本课题通过研究犯罪心理成因,寻求阻断和矫正犯罪心理的对策,从而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着眼点在于犯罪心理产生因素的剖析,而非犯罪心理本身研究。
  2.从多维视角审视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效性,开辟预防工作的新路径,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水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做为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新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也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新兴文化的日益繁荣、意识形态的碰撞冲突,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面临着说教色彩浓、公众接受差、效果评估难等困局。新形势下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氛围和政务环境,根植于公职人员的内心世界,既要从理论出发也要从现实出发,既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也要站在现实的角度,从心理学、犯罪学和社会学等多角度剖析职务犯罪成因。提供来自基层、源于实战的数据和建议无疑对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着现实意义。
  3.探索职务犯罪心理成因与廉政文化的内在联系机理,明确现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为形成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提供合理化建议。职务犯罪心理成因作为应用心理学的范畴,社会文化是其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是以遏制职务犯罪为根本目的,因此两者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需要以此为内容的系统思考和探究。研究职务犯罪心理成因和廉政文化之间包括形成过程、组织结构、作用方式在内的机理问题,对于反腐倡廉工作而言,在理论上有助于完善多维视角,在实践中有利于形成系统方法,为职务犯罪心理分析找到文化归宿,让廉政文化建设有的放矢。可以说,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反腐倡廉工程的成败。此项研究将站在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角度,从实践出发,借鉴历史优秀廉政文化,思考现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力争找到廉政文化的着力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二)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和量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调查问卷、访谈等形式会受到问卷设计者、访谈者本身的观念、心理的影响和限制,对于复杂心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次本次实证研究采用了书面悔罪材料、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在书面悔罪材料的数据归纳、分类汇总基础上,我们设计了针对公职人员的调查问卷和访谈题目。问卷包括了影响职务犯罪心理的因素以及目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效果两个主题。
  二、实证研究
  (一)实证概述
  本次研究共采集了80份书面悔罪材料,[1]进行提炼、归纳和汇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20人进行了面对面访谈。[2]此外,我们向通州区机关、国有企事业等10家单位公职人员进行了书面问卷访问,收回有效问卷300份,[3]了解在职公职人员对于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认识和看法,以及评估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对于干部心理意志干预的效果。
  书面悔罪材料是在北京市职务犯罪侦查或起诉过程中向犯罪嫌疑人采集的书面材料,包括了犯罪嫌疑人对犯罪的认罪态度、犯罪初始及犯罪过程中的想法、对犯罪原因的反思等内容,对于审判认定认罪态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由于其内容的丰富和个性化等特点,对研究职务犯罪心理成因,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面谈和针对公务人员的问卷的设计均是建立在对大量书面悔罪材料进行分析、汇总的结果之上,因此问卷的设计选项并不存在倾向性。
  通过一次小型实证研究不一定能得到全面的结论,但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于能够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数据,给决策提供参考。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心理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互为作用的结果。一份悔罪书中既诉说朋友之托不能拒绝之苦,同时又感慨单位的监督制度如果更严格一些多好,单独因素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职务犯罪的主体,而主体对这些因素还会加以选择,因此主体的选择最终成为决定性因素。[4]从统计数据来看,职务犯罪心理成因主要包括个体和社会两类因素:个体因素包括个体经历(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成长经历)以及个体人格。只有当某种因素变成内在驱动力时,才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社会体制结构、社会观念、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等因素,职务犯罪心理是消极社会因素的反映。[5]其中,影响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社会作用机制包括社会意识、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的影响。社会意识影响个体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人们对事物价值进行判断、衡量的标准,不同的价值取向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进而构成不同的行为心理模式。社会道德做为一种约束机制,对于干预犯罪心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发挥着深刻的作用。制度规范在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个体具有选择性,制度规范的刚性制约无疑是影响犯罪心理成因的重要作用机制。
  (二)三个重点因素的探讨
  尽管影响犯罪心理的因素很多,但是,就犯罪个体而言,导致其犯罪心理的因素又不尽相同,因此无法比较哪些因素更容易导致犯罪。不过,当把犯罪做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具体行为进行考察时,一些因素就显示出其特殊的影响力和作用。因此,通过对书面悔罪材料的数据归纳汇总,我们选取三个最具典型性的因素即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重点探讨,
  1.文化因素。在所采集的80份悔罪材料中有“都是朋友,不好推脱”、“当清官得罪人,没什么好处”、“周围人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等类似表述的共有57份,高达71.3%的比例。这些直白的表述尽管表达不同,但体现了鲜明的个体犯罪心理特征,产生这些心理的因素可归纳为社会风气、熟人社会的影响、道德行为的社会赞许度等几个维度,而这几个维度我们认为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的因素。
  从调查问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职务犯罪心理有重要影响”这一观念是认同的,在“您认为产生腐败现象最根本的原因”问题上,“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选项比例最高。(见表格1)
  表格1产生腐败现象原因的调查情况表

┌────┬──────┬──────┬─────┬─────┬─────┬────┐
│因素  │政治、体制因│传统文化中的│行业环境因│制度、管理│个体及家庭│其它  │
│    │素     │负面因素  │素    │因素   │因素   │    │
├────┼──────┼──────┼─────┼─────┼─────┼────┤
│人数  │26     │117     │61    │65    │22    │9    │
├────┼──────┼──────┼─────┼─────┼─────┼────┤
│比例  │8.7%    │39.1%    │20.3%   │21.7%   │7.2%   │3%   │
└────┴──────┴──────┴─────┴─────┴─────┴────┘

  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文化来分析和探讨职务犯罪心理成因是有其现实意义和必要性的。两千年封建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人治”、“官本位”理念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这些理念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人的心理和思维,如“当官发财”做为一种人们普遍追求的世俗信念,把“当官”跟“发财”连在一起说,要么体现出二者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同等价值,要么意味着二者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有着必然的联系,悔罪材料中所表述的“比起清官,社会上人们都尊敬有钱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体现;而社交文化上的轻公德重私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熟人社会”、“礼尚往来”又使各种人际关系交往具有某种道德的合理性。在与犯罪嫌疑人面谈时有人向我们哭诉他的“情非得已”,认为一个成功的官员就应该善于“打理”好各种关系,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另一位犯罪嫌疑人跟我们强调他的行为正当性,“如果不懂这些,业务没办法开展,工作就做不好”“没有礼尚往来就没有朋友”,这些公务人员理所当然地将贿赂行为与工作能力联系起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法不责众”则产生不以为然、逃避惩处的社会心理,所以“周围的人贪污享乐,我为什么不能”就成为很多人辩解的理由。(见表格2)
  表格2引发职务犯罪社会心理的调查情况表

┌──┬────┬────┬────┬────┬────┬────┬────┬────┬──┐
│因素│周围的人│为工作尽│贪污受贿│人生在世│升迁仕途│不用钱办│礼尚往来│比起清官│其它│
│  │贪污享乐│心竭力,│的人很多│就应及时│遇阻,捞│不了大事│很正常 │,社会上│  │
│  │,我为什│偶尔拿点│,没有多│享乐  │钱来弥补│    │    │人们更尊│  │
│  │么不能 │实惠不算│少人被发│    │    │    │    │敬羡慕有│  │
│  │    │腐败  │现、被重│    │    │    │    │钱的人 │  │
│  │    │    │罚   │    │    │    │    │    │  │
├──┼────┼────┼────┼────┼────┼────┼────┼────┼──┤
│人数│55   │51   │31   │27   │32   │23   │45   │27   │9  │
├──┼────┼────┼────┼────┼────┼────┼────┼────┼──┤
│比例│18.3%  │17%   │10.3%  │9%   │10.7%  │7.7%  │15%   │9%   │3% │
└──┴────┴────┴────┴────┴────┴────┴────┴────┴──┘

  表格2是在“您认为引发职务犯罪的最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的问题上的调研结果。列出的是我们针对悔罪书所总结出的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八项理由。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选择“周围的人贪污享乐,我为什么不能”、“礼尚往来很正常”、“比起清官,社会上人们更尊敬有钱的人”三项涉及文化因素的比例达54.7%。
  统计数据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文化与犯罪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文化是影响犯罪的深层因素,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超越时空范围的效力。较之政治和经济因素,文化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具有持久性。而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我们的思维方式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也刻有近现代文化的烙印。以多元化、个性化、分层化、异质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存在着多种彼此矛盾、冲突的文化观念,社会生活提供给人们多元化行为选择方案的同时,社会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各种不良的诱因和犯罪刺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大众传播过程中与主导文化相背离的负面文化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人生在世就应及时享乐”正是当前拜金主义文化的影响。
  但我们的文化从没有鼓励过腐败,因此腐败观念在当今的社会意识中不可能成为主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下,腐败可以借助文化传播的渗透性,产生一定的社会性,并渗透到各个层面。“群体文化是人们生活的软环境,具有强大的心理调控作用”。[6]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就会形成一种“潜规则”,谁违背了这种“潜规则”,心理上就会受到巨大的群体压力,[7]也就是面对“周围很多人都这样做,我该如何做”的时候,个体的选择问题。
  从一份份血泪写出的“悔罪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往往会产生动摇和妥协,放弃原则,最终做出“从众”的选择,按照“潜规则”的导向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清官”的社会赞许程度并没有成为足够的激励因素,“比起清官,社会上人们更尊敬、羡慕有钱的人”,这种情况下腐败就会成为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并向社会各个层面延伸,由此产生一系列消极效应:贪渎者更加心安理得,廉洁者遭到排斥和打击,更多的人习惯了用助长腐败风气的方式办事。“周围人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的心理使主观行为正当化,并理所当然地去实施犯罪。当然,上述数据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是“周围人都这样做”,这是一个行为前的认识。而文化与犯罪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是文化造就了心理,还是心理成就了文化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环境因素。尽管职务犯罪是一种个体行为,犯罪者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犯罪者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却是在长期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社会成员偏离了社会化的结果,也是社会环境与个人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8]
  环境的意义比较复杂,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单位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等所处的圈子环境,涵盖了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亲属群体、同辈群体等要素。[9]之所以把环境列为重要因素进行探讨,是因为犯罪者的行为的实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很多的悔罪材料中能看到类似表述:“周围人都能奢侈享乐,我为什么不能”、“不能升官就只能在物欲上满足自己”、“同学中只有我还这么清贫”等,我们做了粗略统计类似表述的共有41份,也有高达51.3%的比例,这些都是由环境导致的心理失衡,我们可归结为环境因素,也就是周围人在物质、地位等方面的处境对于犯罪者心理产生的影响。调查问卷的数据也显示,选择“周围的人贪污享乐,我为什么不能”、“为工作尽心竭力,偶尔拿点实惠不算腐败”、“升迁仕途遇阻,捞钱来弥补”三项的比例共计46%。(见表2)
  上述数据表明,对职务犯罪心理成因的研究来说,环境所导致的心理补偿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环境是重要的职务犯罪心理成因之一。环境因素体现尤为明显的是构成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单位的状况对犯罪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由于单位是占有一定资源的复合体,单位中的成员都拥有一定的资源,对资源的支配权就可以成为单位成员犯罪的诱因和手段。[10]其次,单位人际关系的紧张、重大的内部改革、职级晋升等都可能导致犯罪心理的产生。而单位内部不正当利益的团结,将导致单位犯罪的发生。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法人为了单位部分人的利益或单位的利益,采取违背法律、政策的手段去实现利益的诉求。正如一位事业单位法人向我们解释其设置小金库以及行贿行为的时候强调“打点这些人是为了单位职工的利益,不是为了我自己”。而一个行业、一个系统中所谓的潜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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