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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之关系
【作者】 金其高【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中文关键词】 经济效益 犯罪 犯罪原因 犯罪防治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2
【页码】 7
【摘要】 本文分析了在提高经济效益中产生犯罪的各种原因,研究了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直接经济效益因素,最后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探讨了防治犯罪的思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301    
  
  

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建设的中心。我国大力开展经济建设以来,社会上的犯罪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之间是何种关系?对此,世人关注,众说纷纭。认清这个问题,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利于防治犯罪。

一、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之产生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7页)犯罪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经济原因。社会经济效益不高,物质财富不丰。必然从根本上导致犯罪的大量产生。然而,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经济效益本身的畸形性,忽视、损害社会效益,也会从另一侧面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

1.不根据经济效益应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去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犯罪的产生。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必然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既讲求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效益。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职工健康、下代成长、民族团结、生态平衡、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等社会效益的状况,引发了各种犯罪。有的地区、部门、单位、个人将经济效益当成工作与生活中的唯一追求,而不管自己要达到的其他目标(社会效益),“8”就是研究的全部程序,“发”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全力经商,抓经济效益,有的甚至撤消保卫部门,放松对犯罪分子的控制,放纵犯罪活动的进行。什么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吃苦在前变成“吃苦在钱”,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而对于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社会性事务,人为地造成各种“三不管”,放纵犯罪肆疟,致使演成老鼠过街,喊打人人。有的厂家只管经济效益,全不管社会效益,大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坑害社会,有的消费者被低劣的热水器葬送性命。有的医院为了经济效益而见死不救,急诊室对急诊患者实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要救人先拿钱来!”有的文化出版部门及其各种非法组织,为了赚钱公开地、地下地、直接地、间接地出版大量黄色书刊、录像,放纵精神鸦片去毒害社会。这些年,一定程度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损害社会效益,形成物质文明水平有较大提高而精神文明水平却相对落后,如此就使青少年本身存在的生理发展速度快而心理发展速度慢的剪刀差加大,引起了青少年犯罪的骤增。这些年,某些方面的不根据经济效益应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去追求经济效益的状况,污染了社会风气,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经济效益好,动脑袋的不如扭屁股的经济效益好,搞科学的不如搞迷信的经济效益好,促使社会心理发生畸变,引起各种违法犯罪的发生发展。

只讲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效益,势必导致犯罪的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应同时作为社会与人文运动系统的元素而存在,社会与人文运动系统要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质上保持平衡、在量上形成比例,不能片面绝对。任何一个系统,其中某一元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都将限制整个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引起系统内耗。决策科学的“木桶理论”指出,木桶最大的容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其余的木板再长也不起作用。生物学的“最低限制原理”指出,组成人体蛋白质的八种氨基酸中只要有一种含量不足,其余七种氨基酸就不能组成蛋白质,而只能变成热能而浪费,因此,各种氨基酸的营养值取决于含量最低的那种氨基酸。追求经济效益而不管社会效益,不利于社会与人文的整个大系统,其既会引发犯罪,又会影响经济效益本身的提高。

2.不根据公平竞争的原则去提高经济效益,甚至用破坏他人经济效益的方式去提高经济效益,导致犯罪的发生。市场经济下,不同的地区、部门、单位、个人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冲突。诸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开放地区与封闭地区之间,诸如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单位之间,诸如同一产品的生产、营销、使用者之间,在经济效益方面均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矛盾冲突,激烈的竞争从客观上引发大量的违法犯罪。“犯罪也受竞争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23页)而当一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不根据公平竞争的原则来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甚至用破坏他人经济效益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时,违法犯罪的发生就带有必然性。1993年初,福建两地为争夺旅游景点凌霄山的经济效益而塞洞、炸洞破坏对方经济效益而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就是明例。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其原因并非依靠公平竞争,而是依赖不公平竞争,甚至系依赖破坏他人经济效益而成。如江南某地的产品之所以畅售,一些部门、单位、个人的经济效益好,个中原因之一便是假冒质量上乘、誉满全国的上海产地、上海名牌出售,最终造成正宗上海产地、上海名牌的产品信誉下降,营销困难。假“佛手”斗败真“佛手”(上海佛手牌味精),百鸟“嘲”凤(上海凤凰牌自行车),破坏了这些厂家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实行不公平竞争,用破坏他人经济效益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使自己处于竞争有利的地位,本身就构成了违法犯罪,而又引起连锁的违法犯罪。一些处于竞争不利的,特别是受上述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受害者在报复或无奈心理支配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再去破坏对方及他人利益,抑或从事抢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不根据公平竞争原则、甚至用破坏他人经济效益的方式去追求经济效益,是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往往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自己价值,除己之外看不见其他人。这种缺乏尊重别人尊严、自由、利益等道德准则的个人主义,不但会做损人利己的事,而且会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红眼就是白眼,总不能以平等的目光正视他人的努力与利益,用其从事市场经济,必然在追求自己经济效益时损害他人及社会的经济效益,引发大量的违法犯罪。

3.不根据手段应与目的相统一的原则去提高经济效益,导致犯罪的产生。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任何地区、部门、单位、个人都应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正当的目的应当以正当的手段来满足,倘若目的正当面手段不正当,在追求经济效益目的时不择手段,就会导致犯罪的大量发生。在市场经济下,许多物品都成为商品,金钱虽买不到一切,但却能决定大半切,违法犯罪更会产生。“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有些人在“钱文.化”的影响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有些人纵横捭阖,用各种非法手段打击对手,将人与人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害关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笑贫不笑娼”,有些人不惜以各种手段弄钱,或杀人或抢劫或盗窃或卖淫,走上犯罪之途。君不见,1990年8月,江西省进贤县一公安派出所负责人钟某,为了派出所与个人的经济效益,与联防队长陈某、个体饭店老板游某勾结,策划由饭店的女服务员勾引过路汽车的司机,然后由派出所干警、联防队员出面抓获嫖客。派出所对嫖客予以每人几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所得罚款之80%作为派出所之经济效益。20%作为奖金奖给公安干警、联防队员与“报案”的饭店老板。几个月中,派出所经济效益达5万余元。君不见,一个从1965年到1985年吃了20年政府救济粮的陕西青年农民尤某,被商品经济热风吹拂后,欲迅速致富然而又无门路,一心想赚大钱但又不愿吃大苦,便以在交通要道旁的家中开设客栈为门面,夜晚杀死来往投宿客商。一年之内先后杀死46人,劫得了一大笔钱财。

不根据手段应与目的相统一的原则去提高经济效益,目的正当,手段不当,为了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甚至本身就以犯罪手段追求经济效益,直接追求犯罪效益,如高价走私与贩卖毒品、枪支弹药,必然产生大量犯罪。这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96页)。

4.不根据经济规律去提高经济效益,导致犯罪的产生。经济活动有其自身规律,提高经济效益,应该根据经济规律进行,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产生犯罪问题。现实中,这种情况大量存在。首先,提高经济效益不是采用经济手段,而是采用非经济手段、反经济手段、超经济手段,导致犯罪的发生。提高经济效益应该运用的经济手段是: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却是依靠经济欺诈、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皮肉买卖等非经济手段、反经济手段、超经济手段来攫取超常的经济效益。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提高经济效益不是靠经济规律中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是依赖按“捞”分配,多捞多得。某些有一定职、权者为何能提高经济效益?为何能“权家福”,在“权”、“利”方面“领先一步”、“先天下之忧而忧”?靠的就是贪污受贿、以位谋私等非经济手段、反经济手段、超经济手段。其次,提高经济效益,不是通过经济过程,而是以非经济程序开展的,生意、交易是在经济活动之外进行和实现的。经济活动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提高经济效益应依靠经济过程来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中某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提高经济效益主要以非经济程序展开,生意、交易是在经济活动之外进行和完成的。从“吃喝可以创造价值”、“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可见其一斑。这种非经济程序的活动实际上是非社会秩序活动,隐藏与滋生各种违法犯罪。其三,提高经济效益不是从经济本身出发,而是不懂得经济效益,追求表面的、虚假的“经济效益”。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不懂得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必要环节,创造经济效益要靠四个经济环节形成一个整体,而将流通理解为经济过程的全部内容,经济似乎就是经商,所谓工农兵“学”商,集体流入流通领域,造成经济“肠阻塞”,破坏生产、胀死流通、分配不公、消费畸形,引发了大量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二是某些地区、部门、单位、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益的基础是社会的使用价值,而只认为经济效益只是价格问题,经济效益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赚钱,经济效益就等于钱,所谓“万水千山总是钱”。将经济效益叫得震天价响,但对经济效益的内容全然不知晓,全然不重视,追求的实际上并不是经济效益,搞的也不是市场经济。表面看来经济效益特别好,实际上经济生产没有,经济管理混乱。表面效益,虚假繁荣,造成社会治安不稳,违法犯罪增多。

二、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之实施

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不但社会非常关注,而且犯罪方面也很“重视”。犯罪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现象进行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犯罪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的行为进行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经过选择的,讲求经济效益性。这种经济效益不但包括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包括了一种最经济的犯罪模式的追求,犯罪实施受类似于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所支配。

1.犯罪的实施讲求得利。犯罪能否发生、如何实施,受到利益支配。犯罪为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产生与实施?为何犯罪有一定的高发时区?答案就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促使犯罪能够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从社会现象上看,一些犯罪之所以经常在一定的地区、部门、场合运动,不断地滋生,说明这些地区、部门、场合在社会运动中出现的某些情形,客观上比其他地区、部门、场合更有利于犯罪的产生,使犯罪得到较多的经济效益。这些特定的社会情况一方面促使其地区、部门、场合容易成为犯罪的侵害现象,另一方面又使其地区、部门、场合容易产生犯罪的行为主体。以上说明,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其产生与实施客观上却深谙得利之道,受经济效益支配。

从人的行为上看,犯罪人实施犯罪,一般不是随心所欲的,多经过“甜头”与“苦头”之得失及其大小之权衡。首先,行为人事前要考虑实施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快乐、生理上的满足之甜头与因犯罪而被社会惩罚之苦头之比例。特别是双方剪刀差更大一些,行为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效益时,其就会实施犯罪。其次,行为人事前还要考虑如何去实施犯罪,才能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若行为人抢、骗、偷都会,究竟是抢、是骗、是偷呢?其一般经抢、骗、偷各自甜头与苦头比较后,选择其中经济效益较好的一种方式进行。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规律促使行为人选择经济效益好而且可能得利最多的行为对象与行为模式去实施犯罪。

2.犯罪的实施讲求方便。犯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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