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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施行与适用
【作者】 樊荣庆【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构;执行监督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5
【页码】 170
【摘要】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做了特别规定,填补了我国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专门立法的空白。这一特别程序的施行与适用,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组织保证: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二是模式延伸:拓展捕诉监防一体化的检察职能;三是人权保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检察制度;四是社会支撑: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辅助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039    
  
  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水平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近年来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1]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规定,填补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专门立法的空白,对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确立,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作为长期从事和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笔者试图从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施行和适用的组织保证、模式延伸、权益保障、社会支撑四个方面出发,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发展的新路径,从而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一、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组织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专业化建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设置,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独特性的认可和保护,也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检察机关与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前连后延的全方位联系,在政法机关中是惟一一家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中都负有职责的法律监督机关,成立专门机构聚集正能量尤为必要{1}。上海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发源地,抓住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机构专业化的探索。从1986年上海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设立的“少年起诉组”,到1992年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全国首个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再到2011年上海市检察院以及一、二分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相继成立,上海检察机关用25年的时间,构建了三级独立建制的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化机构。专业化机构体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一是专业化审理机制有了机构依托和保障,便于集中力量进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研究与探索,大大加快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发展速度,提升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水平;二是将专业化审理的范围由审查起诉工作扩展到审查逮捕、诉讼监督、犯罪预防等环节,放大了专业化审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教育、挽救以及监督的效果;三是延伸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职能,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参与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化帮教体系提供了有力支点;四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机构独立化为保持一支相对稳定的未成年人检察人才队伍提供了必要保障。[2]
  (一)形成自上而下推动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专业化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第7条明确提出:省级、地市级检察院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较多的基层检察院,原则上都应争取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暂不具备设置条件的,也应当在省级院设置专门的业务指导机构。这一规定明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自上而下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只有自上而下的推进专门机构建设,才能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各项司法改革顺畅有序的进行。截止2012年底,全国三级检察机关共有独立编制的专门未成年人检察机构540个,较2011年的299个增加了81%;公诉部门下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689个,增加了127%;在公诉部门下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小组1346个,增加了40%。[3]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二)理顺三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的职能分工
  省级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要承担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下述职能:全省各级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刑事检察和犯罪预防的业务指导和工作考核;审查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复核案件;审查提请延长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案件;办理省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上诉、抗诉二审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的案件;下级检察院书面请示的案件;督办案件、上级领导交办案件以及本院检察长交办的其他案件;对侦查、审判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监督以及犯罪预防。
  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要承担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下述职能:审查省级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审查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复议、复核案件;审查提请延长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案件;出席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或共同犯罪案件中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案件的一审、二审法庭,支持公诉、履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以及书面请示案件;上级检察机关指定或本院检察长决定的交办案件;对侦查、审判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审判机关的判决、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结合办案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基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要承担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下述职能:审查各县、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普通刑事案件;审查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复议案件;出席一审法庭支持公诉、履行职务;对审判机关的判决、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对侦查、审判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结合办案预防犯罪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推进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工作方法和审理的专业化,必然要求人员的专业化。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机构建立后,未成年人检察人员专业化的问题会越显迫切,为此要继续输送年轻的未成年人检察于部进行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另外近年招收公务员时,考虑相关专业的未成年人检察人才;培育引进若干博士人才;加大未成年人检察人才建设,完善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的专业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从而推进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的梯队化建设。
  二、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模式延伸:捕诉监防一体化职能的拓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明确了未成年人案件实行“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这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独特模式。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强调了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这一理念,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监所检察和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模式正是“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的合理延伸。
  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监督主要包括监外执行检察和所内检察。对所内关押的未成年人,加强分关分押的监督和对在押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教育改造。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运用符合未成年人年龄特点的方式与在押的未成年人谈话和教育,对其在押期间的表现进行审查,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应及时监督纠正。对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此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相关办法也仅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矫正过程基本上无异于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监外执行的监督是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重点,有必要探索设计专门的工作模式。
  (一)探索监外未成年犯执行监督和矫正模式的原则
  一是专门化原则,即一切围绕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教育手段、矫治措施、处置规定都必须依据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而专门设定,并由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来实施;二是矫正优先原则,对于社区矫正中违规的未成年犯应该设立一套有层次性的制裁选择,尽一切可能避免转处监禁;三是必要性原则,任何制裁性的执法行为只要足以接近法定矫正目的即为合理,它要求手段的运用不得超过目的所必需的“度”;四是程序正当原则,即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重大权益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给予申辩、进行不公开司法化听证、可以申请回避等,以避免执法者的恣意擅断。
  (二)监外未成年犯执行监督和矫正模式的整体设计
  1.执行监督制度的构建
  “专注惩罚,将惩罚目标绝对化,有可能使刑罚适用走向非人道;而专注矫正,将矫正目标绝对化,有可能使刑罚执行走向乌托邦”{2}(P.223)。尽管社区矫正惩罚的严厉性低于监禁刑,但是它的惩罚功能是不能否认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感化并非万能,因此绝不能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性。但是在执法环节,我们可以依据矫正优先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在减刑、假释、撤销缓刑、撤销假释等刑罚执行变更的条件方面,建立有利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操作细则,以引导督促未成年犯积极接受教育改造,遵守和履行法定的规则和义务,保证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
  (1)放宽减刑的条件。对于减刑的具体条件,各地都是以地方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具体规定的,根据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表现和日常积分,以立功、表扬、评选社区矫正积极分子等形式积累减刑的条件。基于监外未成年犯一般都是刑期3年以下的缓刑对象,同时这一群体在年龄层次、综合能力以及社会阅历上与成年人相比存在一定的不同,相对来说获得减刑的机会大为减少。监所检察实践中发现,近几年来全市监外未成年犯没有获得减刑的案例。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对立功、表扬、评选劳动积极分子以及日常积分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将少年犯在校学习表现、参加公益活动情况以及被害人的意见等情况也考虑进去,并建议相对减少减刑的条件中对立功、表扬、评选劳动积极分子的次数要求,规定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有别于成年人的条件。
  (2)简化减刑审批程序。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缓刑考验期为5年以下,但是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缓刑考验期较短,一般均为3年以下,同时减刑又必须有一定的表现积累,减刑报批手续也比较繁复,因此监外罪犯获得减刑的周期比较长。例如在上海的矫正试点中,监外罪犯减刑是由街道司法所提出后,提交区司法局日常行为考评小组进行讨论,通过后还要报市矫正办公室批准,再由街道司法所提请公安机关提出减刑建议,最后经由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如此周折往往至少要耗费二、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建议法院对于监外未成年犯减刑,可以采用不公开听证的办法,既保证执法程序的透明公开,又简化减刑的报批程序,使悔罪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及时获得减刑,尽快重返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
  (3)提高收监执行的门槛。同样根据矫正优先的原则,对监外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违反监督管理义务,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越轨行为的,应该比照成年犯的收监执行条件,适当提高收监门槛,慎用非常手段,不轻易收监执行,可以先通过训诫、延长考验期[4]等途径,给其一个改过的机会,尽可能避免直接将法律威胁变为现实。只有当未成年犯明显或重复违反有关监管义务和行为规则,采取其他措施不足以警戒未成年犯继续越轨时,才可以依法撤销缓刑、假释而收监执行刑罚。实践中,可以比照成年犯,如果未成年缓刑人员在缓刑考验期内,两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或擅自脱离监管4个月以上,或向他人提供毒品等;未成年假释人员在假释考验期内,两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或擅自脱离监管3个月以上的,或非法持有毒品不构成犯罪的以及吸食毒品或注射毒品的;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人运用非法手段取得继续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资格的,或以自伤、自残、欺骗等手段故意拖延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时间的,或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发现以上情况可予以训诫,经教育仍不改的,应当撤销监外执行予以收监,从而积极教育挽救罪错少年。
  (4)设立多种处置措施。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并不代表可以漫无节制地放纵,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措施作为补充。对于不服从矫正管理的未成年犯,除情节严重应予收监的以外,对于其他边缘行为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但是现行社区矫治模式由于缺乏更多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可供选择,导致司法实践部门对于未成年犯的出轨行为,要么升格处理—收监执行,要么降格处理—一放了之,两者均不能有效实现矫正功能,因此这种选择本身就显得很无奈。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也采取了扣分、警告、记过等惩戒措施,我们认为这种日常奖惩积累的制度,虽然具有持续改塑矫正对象行为的功效,但也存在惩处不及时兑现而养虎成患的弊端。因此应该根据必要性原则,设立灵活多样的处置措施,例如采用一系列令状制度,发出社会服务令[5]、交纳保证金令、家庭监禁令,接受戒酒、戒毒和精神治疗等矫正型惩罚措施;如果轻微出轨行为是由于家长疏于监管造成的,可以向监护人发出监管令等等。这种递次增进的原则也是国际上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保护优先”的直接体现。
  2.特殊矫治模式的构建
  鉴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还未形成,应当采取特殊矫治模式予以应对。这也正如帕尔默所说的:“我们不能强求用一种药物治愈所有的病,用一种方法矫治所有的罪犯”{3}(P.336)。同时,对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经验和发展趋势,在特殊矫治模式的构建中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做法可资借鉴。在现阶段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探索监外未成年犯的特殊矫治模式,使之与一般化的社区矫治方式加以区分。
  (1)建立培养专业的矫正队伍。矫正者的专业水平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由于这项工作具有刑事制裁性、社区参与性、教育挽救性、特殊保护性等特征,工作人员仅靠短期培训难以满足刑事执法工作的需要。在美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是学士学位。因此要在提高目前矫正工作人员的准入门槛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的考核和严格的聘任程序,择优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队伍,并定期开展以犯罪学、教育学、心理学、精神科一学、行为科学等为内容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以保证他们胜任未成年人矫正工作。
  (2)引入心理治疗矫正项目。未成年人因犯罪而受到追诉之后,其处境和心理状态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要从根本上消除其犯罪人格离不开心理矫正项目。司法部1999年通过的《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第39条规定:“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建立心理矫治机构,对未成年犯进行生理、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而目前社区矫治工作中,尚未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做出同样的规定。事实上,未成年犯恶习不深、易转变、可塑性强,对于矫正工作者来说,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相对容易。因此,我们主张专业的心理治疗应该成为未成年监外罪犯矫正中的必要的工作方法。
  (3)增加科学鉴定的工作程序。在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还应该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科学鉴定,包括医学鉴定、心理鉴定、人格调查以及重新犯罪的危险性评估等。增设这一工作程序将有助于查明少年犯罪的原因,特别是少年性犯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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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朱孝清:“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几个问题”,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2}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3}[英]布莱克伯恩:《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吴宗宪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版。

{4}韩冰:“论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司法人权保障”,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4期。

{5}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桑宁、蒋建峰:“英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及启示”,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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