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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作者】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10【页码】 4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3548    
  
  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却又不断遭遇尴尬和非议。为了客观、全面地了解、评价和更好地执行这一司法解释,同时也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立法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笔者特在《规定》颁布实施四周年之际组织了本次专题调研,以对成都市两级法院对《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调研,以期为研究这个重要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提供详尽的实证依据。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了组织办案法官随机查阅自己所办案件卷宗和召开专题座谈会这两种调研方式。首先采取的是查阅卷宗方式,即根据《规定》的主要内容预先设计了9个板块共计56个具体问题,然后将配合调研的38名法官分成四个组,按照事先确定的调查内容,分年段共查阅了4年来成都市中院和20个基层法院所办理的共1140件民事案件,并针对需要了解的问题逐一展开了分析调查。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根据拟定的调查提纲,再组织资深法官进行专题座谈,将面上的调研进一步深入下去。
  本调研报告旨在提供综述性质的执法情况,所以,一是以面上情况为主要内容,而很少涉及具体案例;二是尽量客观全面,而对执行正确与否基本不带主观评价;三是不正面评价《规定》的优劣和利弊,而是从执行情况中折射和反映出相关情况。
  以下是本次调研的详细报告。
  一、《规定》初步实现民事审判中运用证据有章可循
  无论我们对这个司法解释存有多大的疑虑和不满,但它已经成为民事审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律依据,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规定》毕竟发挥着统一的民事证据立法的替代作用。就调查的1140个案件而言,在办理过程中,无论适用程度如何,但均适用了《规定》。换而言之,《规定》已成为审理民事案件时不可缺少的法律依据。
  使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原则性规定有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现途径。例如,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实现、法官组织双方当庭质证、法院调查证据和对证据进行认证等重要环节,都基本实现有章可循。
  对事实无争议和即使有争议但可以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案件,法官按照规定的程序就可以直接作出认定而不需要再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我们调查的案件中,因当事人自认、默认、代理人代为承认和法官司法认知而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有293件(项){2};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但对方认可的情况下,法院直接支持其主张的有27件。
  《规定》中某些涉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规定虽然较民事诉讼立法有所突破,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得到实现。例如,被告在答辩期限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的有376件,占所调查案件总数的32.7%;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有993件,占所调查案件总数的87.1%;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有64件,占到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案件总数的77.1%。
  确定一定的规则并赋予法官相应的裁量权,使法官能够运用规则处理疑难案件。在本次调查的案件中,属于《规定》第73条规定的双方证据都不足而按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或不认定案件事实的案件有55件;属于《规定》第64条规定的证明力难以判断的疑难案件而以自由心证原则独立作出证明力有无判断的案件有33件;属于《规定》第7条规定的疑难案件由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案件有9件。这些规则对法官处理疑难案件起到了执法有据的重要作用。这些都说明,《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否认和低估。当然,《规定》也有个别内容用处不大,但完全被虚置的情况基本没有。适用得较少的规则主要是证据保全规定。在本次调查的案件中,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只有15件,而法院准许并实际采取保全的只有12件,占1.05%。
  二、《规定》的执行引领和推动着民事审判程序的实质性变化
  以下调查结论毫无疑问可以支撑这样一种观点:《规定》实施四年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事审判程序发生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有效落实。在被调查的1140件案件中,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而提供证据胜诉的有790件;为反驳对方主张而提出反驳证据胜诉的有94件;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而承担败诉责任的有146件;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和依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两项共计162件(其中,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有39件),仅占所调查案件总数的14.2%。当事人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基本落实,意味着以法院为主调查收集证据或法院包揽调查取证的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基本已被打破。这是数据反映的情况。从公民普遍的诉讼意识来看,可以说“打官司要提供证据,否则可能败诉”的理念,在成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城市已经逐步为公众所接受。
  举证时限制度大体能够得到遵循。举证时限制度是《规定》突破现行民事诉讼法建立的一项新制度,且受到的批评最多。尽管如此,这项制度的运行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在本次调查的案件中,当事人能够遵守举证时限并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有993件,占87%左右;申请延期并在批准的期限内举证的有93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有147件,只占12.9%。从逾期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看,一审案件有48件,二审案件有14件,再审案件5件,三项共计占5.9%,比例较小。可见,以前民事诉讼中常见的当事人在庭审后甚至判决后还在不断提供证据的状况已大有改观。举证时限制度的初步运行,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据随时提出的传统做法,有效地避免了由此造成的诉讼拖延。
  庭前交换证据的模式逐步形成。庭前交换证据制度也是《规定》中新设立的程序,它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审前程序的弊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这项制度已逐步进入了正常轨道。在被调查的1140件案件中,法院组织庭前交换证据的有164件,占14.4%。其中,由法院决定进行庭前交换证据的有113件,当事人申请进行庭前交换证据的有51件。从这个比例可以推断,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这个程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从分段考察的情况来看,法院组织庭前交换证据的案件在数量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02年至2003年段有27件;2003年至2004年段有45件;2004年至2005年段有34件;2005年至2006年段有58件。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总结。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询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在被调查的案件中,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有148件,实际出庭作证的有125件;庭前交换证据时出席作证被视为出庭作证的有13件;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的有22件。以上几项数据反映的情况,特别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远比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高得多,约为14%。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质询能够使案件的审理形成诉讼对抗,有利于法官对证据进行判断和认证。{3}
  法官认证过程大体有一个可以遵循的规则。法官认证是一种内心确信过程,也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式之一。《规定》为了限制法官过分自由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也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提供了一些近乎于可以操作的规则。虽然这也招致不少批评,且实践中因机械操作而导致的问题也时有出现,但从某种程度说,这也对法官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一定的规则。在被调查的案件中,属于《规定》第69条规定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孤证而不被采信的有36件;属于《规定》第70条规定的“证明力较强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有385件;属于《规定》第75条规定的“持有不利于已方证据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而推定对方主张成立的有12件;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而未被采纳的有4件。这些情况从数据看虽然不多,但毕竟形成了一种认证模式和规则,传统的“估堆”和基本凭经验判断证据的方式正在向比较精确和更加理性的方向转变。
  三、《规定》的执行经历着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过程
  《规定》是在司法实践亟需民事证据立法、各地法院纷纷探索制订证据规则以及理论界推波助澜的背景下出台的,可以说是司法实践迫切需要和理论研究呼之欲出所决定的,因此《规定》的出台引起了各界极大反响。作为法官,应当说是兴奋和持欢迎态度的,认为有了这套规则,法院就有了解决诸多实际问题和疑惑问题的宝剑,法官可以从大量的不该包揽的诉讼活动中解脱出来,一些无休止的诉讼拖延也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理论界对这个司法解释的内容也是比较肯定的。出于这种乐观、理想和良好的愿望以及比较超前的诉讼理念和理论的支撑,法院在执行《规定》之初是非常严格的,有的甚至偏激和过于机械,这特别表现在对逾期证据的强硬态度、简单追求程序公正和对司法中立的绝对理解上。随着这种刚性执法导致的诸多问题的不断出现(尤以案结事不了特别突出),也随着《规定》本身的缺陷在实践中的逐步暴露,加之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的实际情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法院和法官对《规定》的严格执行意识逐步发生转变,随之而来的是调整执法思路,总的说变得消极和软化。以下几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种状况。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在我们调查的四个阶段案件中,2002年至2003年段法官释明的案件为31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14.8%;2003年至2004年段为101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30.6%;2004年至2005年段为60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20%;2005年至2006年段为128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42.7%。法官行使释明权案件的数量和比例明显呈上升的趋势,说明改革以来过分弱化法官职权的做法又在向适当强化法官职权的做法回归。
  法院调查取证的案件数量由减到增。在被调查的案件中,2002年至2003年段法院调查取证的案件为30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14.3%;2003年至2004段年为21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6.4%;2004年至2005年段为44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14.7%;2005年至2006年段为37件,占该时段被调查案件的12.3%。这组数据的变化曲线明显呈一种骤减到逐步回升的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行《规定》以来法官以职权调查取证的态度变化并由此决定的实际效果,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官对实质公正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在变化。
  法官对逾期提交证据和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和反诉的容忍度增强。在调查的1140件案件中,三项逾期提出的总数为166件,占14.6%。分阶段来看,2002年至2003年段为35件,占被调查案件的16.7%;2003年至2004年段为29件,占被调查案件的8.8%;2004年至2005年段为30件,占被调查案件的10%;2005年至2006年段为72件,占被调查案件的24%。这组数据一方面反映了逾期提交证据和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以及反诉的情况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另一方面从呈现出的由高到低再到高的发展曲线看,也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法官对举证和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提出反诉时限的态度和掌握有一个从严格到比较温和的变化过程。
  对虽不属于新的证据但为裁判公正而视为新证据采纳的案件数量增加。在调查的1140件案件中,2002年至2003年段为4件,占被调查案件的1.9%;2003年至2004年段为4件,占被调查案件的1.2%;2004年至2005年段为6件,占被调查案件的2%;2005年至2006年段为13件,占被调查案件的4.3%。这组数据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根据其从第二年度开始逐步增加,到第四年度增加最多的态势,也能说明法官对审后和判后出现的证据所采取的更加务实的态度。
  上级法院因下级法院违反《规定》而发回重审的案件数量由增加到略为下降。从成都市中院发回基层法院重审的案件的情况看,2001年发回重审的案件占民事结案数的2.66%,实际上《规定》实施前发回重审的案件大致都是在这个比例上下。但是,这一比例在2002年为2.75%,在2003年为3.17%,在2004年为5.18%,在2005年为4.36%。四川高院发回成都中院重审的案件数量的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从民一庭来看:2002年发回重审的案件为2件,2003年为4件,2004年为8件,2005年为8件。由于发回重审包括其他程序问题和少数实体问题,所以这个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我们的结论。但从上述变化趋势并结合对课题组通过法官访谈所获悉的情况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规定》的执行无疑是导致发回重审案件数量和比例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规定》实施后对涉及证据的诉讼程序要求更高和更严格,或者说对下级法院更为苛刻,但这种严格和苛刻的程度在后期有所降低。
  以上执行《规定》从刚性到柔性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是一种积极调整执法思路的结果。但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有少数怠慢甚至不屑一顾的消极做法。{4}
  四、《规定》中诸多操作性条款的执法技术逐步趋于成熟但仍有部分执行困难
  《规定》中除了一些重要的诉讼证据制度,如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法官独立判断证据等制度外,大量的是一些操作性的条款。而由于《规定》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和不够严谨,立法时对实践中的很多情况没有考虑到或考虑不周,所以有些条款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也就难免导致执法的机械和简单。这种情况在前期很突出。经过几年的磨合和总结以及上级法院指导思想的调整,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基本的操作性条款执行起来已经比较成熟和统一。当然,《规定》的执行中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在《规定》的某些条款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矛盾而双方当事人又各执一端时解释难。《规定》中与民事诉讼法直接冲突的条款主要有:涉及举证期限的条款(第34条)、在答辩期内提出书面答辩的条款(第32条)、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完成的条款(第34条第三款)。这几条规定对当事人实体权益可能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往往双方都很较真。对当事人而言,哪个规定对己方有利就抱住不放。而对法官来说,面临的技术问题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因为:从内容说,《规定》无疑更为合理和科学,而且《规定》是出台在后并对法院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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