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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法律解释学简论
【英文标题】 Brief talk about the legal explanation learning
【作者】 陈金钊【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解释学;研究对象;意义世界
【文章编码】 1003—126X(2000)01—0085—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
【页码】 85
【摘要】 本文从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对象、特征、历史发展以及作用四个方面,对法律解释学进行了总体性描述,认为法律解释学研究的重点是审判规范,同时也包括解释者与成文法的关系、成文法与社会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法律解释学对法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起了重要作用,但它是一个以阐明法律的意义世界为目的的独立发展的孤独学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06    
  一、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对象
  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解释”一词,那么,所有的法学都可称为法律解释学。如果说各学科(如法社会学、立法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等)间还有不同的话,那也只是由于解释方法的不同,因而所释放出的法律意义有所不同而已。实际上,法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法律实施的过程、效用以及法律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立法学是用逻辑的方法从建立和完善规则体系的角度向社会昭示规范性的法律;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说明法律的意义;比较法学“今天仍处于发展阶段而且大体上是从法解释学的立场来进行研究的”{1}。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阐明的并非广义上的法律解释学,而是一种狭义的能够反映法学独特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法律解释学,它属于众多法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
  在法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法律解释学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并受到认真、系统研究的学科,有人也把它称为注释法学。在法学史的早期,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仅限于法律解释学。在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已经有了解释学意义上的法学。公元11世纪末,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的教师伊纳留斯领导并创立了注释法学派。这一学派主要是对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进行说明、解释和阐述,其方法主要是对法典进行文献学式的批判和立法学、逻辑学式的说明,以从学术上重现古代罗马法律经典的原貌。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在罗马法学和现代法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2}。在中国的魏晋时期也开始了法律解释学的研究,称为律学。由于受专制思想的禁锢,中国法学史中的律学也属于狭义法律解释学的范畴,解释法律只是官方学问的一种,私家法律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但也出现了一批法律注释方面的专家,像郑玄、马融等对以律为核心的法律进行了注释性的研究。
  进入现代以后,法学研究呈多元化状态,法律解释学成了众多法学中的一种。在西方,注释法学的传统被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所继承,他们展开了对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逻辑阐释,把法律解释学推向了巅峰。在我国当代,法学的最主要方法也深受传统律学和分析法学的影响,但由于受多方干扰发展很慢。采纳传统律学和分析法学的观点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比如,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注释法学”盛行。其实,这只是看到了浅层面的问题。因为从严格解释学的角度看,注释法学在我国当代并不发达,甚至尚未形成。被指责的“注释法学”,严格地说并不能被称为法学。在80年代,我国恢复法制和法学的工作刚刚开始,许多法律的研究者由于关注法学的时间较短,功底不足,因而研究成果大多以某某法律条文注释的形式出现。这种对法律条文简单的注释当然不能称为法学,更不能称为法律解释学。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法学理论严重脱离司法实践。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忙于清理“左”的法学观点,着重于对法的本质进行研究,但没有与法律渊源理论结合起来。因而,以法理学为代表的理论法学离司法实践很远。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又忙于吸收和引进世界先进法学。但由于我国司法人员的文化素质、法律思维水平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在西方社会可能有很大作用的法学理论与中国的司法实践却有一定距离[1]。因而很多空洞的(在法律的适用者看来)理论被深入研究,而司法实践中急需的理论却没有被研究。像正义、公平、理性、本质、功能、范畴、权利等倍受重视,而法律适用所需的思维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理论技能没有得到重视,甚或很少有人去研究。二是部门法学深受分析法学和律学的影响,对各部门法围绕着法律规则进行了多方面阐释,但缺乏对(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的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它牵涉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法学理论层面缺乏对法律解释的研究,因而使法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拉大了;二是部门法学引用了律学注释和法律解释学的逻辑推演方法,但在法理层面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我国司法实践和部门法学所需要的法律解释学未能出现。所以,笔者认为,把中国当代法学落后、幼稚的原因归结为法律解释学盛行,实是天大的误会。
  对法律解释学的误解首先表现在对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对象上。有些学者认为,法律解释学是以成文法律为研究对象的,而对成文法的研究又被简化为对法律条文的注解。其实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法律条文。与其它的法学不同,法律解释学研究的不是一般的法律现象,“它始终是仅以法律现象之中的法律规范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3}它不是把法作为社会现象从客观的角度进行考察,而是把法作为维持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来研究,并由此出发,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法所具有的规范的思想内容。“因此,法律解释学经常要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研究:‘在某一国家或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所实施的法,即现行法,是以什么样的内容而存在的?’而在法律体系中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动时,又要求法律解释能够经常适用这种变动。”{1}(P51)从该论述中可以看出,法律解释学的对象是成文法,但是研究成文法并不等于注解成文法律条文,而是要从对成文法的研究中发现法律规范。在大陆法系各国,一般认为法律规范主要是隐含在成文法中,是由法律条款构成的。但法律条款不等于法律规范,它只是构建法律规范的原始材料。有些法律条款可能直接表述法律规范,但大部分法律条款只是构建法律规范的要素,要么是假定,要么是处理,要么是制裁。在一个法律条文中规定完整的法律规范的情况是极少见的。法律解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中识别出法律规范[2],为法律适用找到判案的法律依据。所以,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讲,法律解释学研究的是“法院在进行裁判活动时所遵循的规范”{3}。其实裁判规范只是法律规范的一部分,除裁判规范外,它还包括行为规范、承认规范以及审判操作规范等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解释学是以法律解释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4}。这种表述与川岛武宜的说法并没有质的区别,但明显拓展了法律解释学的范围。法律解释的内容十分宽泛,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述。从宏观的方面看,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对解释主体、解释对象、解释方法、解释的分类、解释的功能、解释的过程(程序)等问题的研究。法律解释学必须阐明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在法律解释学的早期,法律解释主体被限定在官方,只有法律官吏和钦定的法学家才能对法律进行阐释。但随着法学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的不断进步,法律解释主体不断扩大,私家法律也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对法律解释主体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到解释者的心理转换这一层面,更多的是一种解释资格的研究。从微观角度看,法律解释学一词通常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明确某一词语到解释为止时所指的内容,这是“解释”这一概念的最基本含义,是文献学性质的解释。第二,在使用“解释”这一概念时,还特指一种行为,它的功能在于,特定的某一概念在解释以后拥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可以称这种解释为实践性的解释。文献学性质的解释与实践性的解释不同,在文献学性质的解释中是“先有了概念”,是指概念的含义;而在实践性的解释中则是先有了行为,属于实践性的判断。像我国法律解释体系中的司法解释就属于实践性解释,而文义解释的一部分则带有文献学性质的解释。第三,解释的前提在于理解。没有理解便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解释。但问题是,只要有理解,理解便可能有不同,而解决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学的重要任务。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存在性质,而解释则是一个过程。解释者可以透过具体文本的表达而得知文本中的观点何在,而文本中的观点又肯定会影响到解释者,即所谓“六经注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文本对我们影响很大,解释者也不可能完全投身于文本中去寻找原意,解释者在理解文本以前的“偏见”会影响到文本的含义,即所谓“我注六经”。可以说,理解的过程包括两种经验世界:一种是理解者的经验世界,即理解者的现实世界;另一种是由文本构成的世界。这两种世界的碰撞就产生了解释的新天地———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解释学在这里所能解决的困难是:文本原意与解释者由解释所释放出的意义之间,如果出现差距,究竟哪个为真实的而哪个又属于误解。伽达默尔认为,既不能肯定文本中的原意,也不能肯定解释者的偏见。由理解所产生的是介于偏见与文本之间的第三者———意蕴。在意蕴理论中,文本的原意得到尊重,而阐释者的能动性得到了发挥。确实,只要有理解,理解便可能不同,但对法律的理解绝对不是任意的理解[3]。它要受到多方限制,像基本的法律思维和知识训练、遵循较为统一的法治原则等等。第四,解释的结果在于向社会输入法律的意义,并用意义构建新的适用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法律规范。意义问题是法律解释学的核心概念,进行法律解释就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的意义。这里的意义,既包括使原来不清楚的含义进一步清晰化,也包括在原来含义的基础上释放出新的意义。当然,这是在不违背法治原则的前提下的释放。
  第三种观点是把法律解释学的范围上升到法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是典型代表。他认为:“面对法律,法学家的任务有三:解释、构造、体系。”{5}解释在这里分为两种:一种是哲学的解释,它要求从一种思想产物中揭示创作者放置其中的思想,这是一种思想者的思考。法学家解释法律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法律的创造者并不是一个人,它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产物。对参与立法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进行了表决,参与了起草和修改,但意见并不一致。因此,法律解释学并不能通过研究他们的思想来确定法律的内容。从立法学上看,法律是一种群体意志表达,而揭示法律本身的内容才是法律解释学的关键之所在。另一种是法律解释。这种解释与哲学解释相对立,它探寻的不是作为历史的法律本身,而是成文法律对法律适用者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也许是法律的起草者所没有意识到或未曾想起过的意义。成文法律的意义世界为法律解释学者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为,成文法(包括法典)并不完美,它有时是立法者故意,但大部分是由于受成文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不得不把许多问题留给解释学者去探索。解释过程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而不是机械地重述法律。法学其实是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发展每一步的。法律的新发展无非是对原来法律的重新阐释。虽然成文法律对解释者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束缚,但法律解释学者不是成文法律的奴仆。因而,法律解释学并没有取消解释者的个性[4]。所以,法律解释学的范围并不能局限在成文法律的范围内。为阐明法律的意义,法律解释学者要认真研究以成文法为中心的三层关系:(1)法律解释者与成文法律间的关系。因为要解释成文法律,解释者就不能不与成文法相遇,而与成文法相遇就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成文法。(2)成文法与所要解决的案件之间的关系。成文法是由立法者所创设的,用于调整社会关系和解决各种社会冲突的法律规定,它所反映的是某类社会关系的共同特性,它为解决各种冲突和调整社会关系提供了尺度和标准。但社会关系和冲突案件又都是复杂多样的,充满了个性。共性规范和个性案件的结合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有了成文法律规范就能为每个案件找到解决办法。要想使成文法与案件“有机”的结合,法律的适用者和解释者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3)解释者与法律事实的关系。传统的法律解释学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只是成文法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成文法律如果不与具体案件结合,从总体上看它是完美的,解释的必要性并不是特别突出。能使成文法显现出其缺陷的正是社会中大量复杂的法律事实。解释者如果不能正视法律事实,便不能深刻地理解法律,更谈不上准确地解释法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对象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解释学的重点是审判规范的生成。第二,法律解释学的范围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角度看,包括法律解释的主体、客体、原则、意义、方法等;从微观(过程)角度看,主要是理解、意义等。第三,从法律解释学所涉及的关系看,包括法律解释者与成文法的关系、成文法与法律事实的关系以及法律解释者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如果从这几个方面考察法律解释学的对象,就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和理解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范围。
  二、法律解释学的历史发展
  法律解释学是随着立法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不仅建立了专门的法律组织,设立了司法官员,并且制定了包括诉讼法在内的大量法律,这就为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特别是查士丁尼所制定的《民法大全》,对后世的法律解释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在西欧中世纪出现了前、后注释法学派。13世纪以前的注释学派被称为前注释法学派,其研究重点是恢复查士丁尼时代编纂的各种罗马法文献,特别是《学术汇纂》的本来面目;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对这些文献进行文字注释,以后又发展到较详细的注释,提供参考案例,归纳简要定义和准则等。阿库修斯是前期注释法学派的集大成者。13世纪至15世纪是注释法学派的第二阶段,称为后注释学派,又称为评论法学派。该学派在前期注释法学派的基础上,致力于罗马法和实际生活的结合,其研究已从一般的注释发展到提出法律原则和根据,建立法律分析的结构,促进判例的发展{4}(P111)。“但是自罗马共和制以来,几乎有两千年的法学只是处在所谓法律解释学的史前阶段,真正意义的法律解释学直到近代才开始形成。”{1}(P54)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各国的不断胜利,法、德等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运动,法律的法典化成了一时的风气。他们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大量的私法、公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法律解释学因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英国,虽然没有使法律最终法典化,但英国的法学家也对原来的判例重新收集,并不断解释,使其逐步资本主义化。在西欧各国,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表现形式(在英国主要是判例法,而在德、法主要是成文法),但在维护法律的固定性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许多英国人认为,以往的判例能解决当今的所有法律问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法官突破前例的拘束力原则,法官判案应遵循先例。而在17、18世纪,法、德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和研究者则认为,法典是书写的理性,没有缺漏,包含有解决所有问题的规范和方案。从这一立场出发,英、法、德、美等国的法学家都想用解释的技巧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建立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很明显,基于这种意图而在法律解释学方面所作的努力,曾高度地锤炼了法理上的思考方法,使法律解释学向着形式完美的目标有了长足的进展。”{1}(P55)但是,这种解释学只关注先例或法典,仅重视注解方法的运用,也使其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不仅使法律解释学脱离了法律生活的理想和现实,使适应不断进展的社会的法在其适用中得不到帮助,反而会带来阻力和妨碍。”{1}(P55)德国法学家耶林曾把这种法律解释学斥之为概念法学,他反对这种成文法万能的思想,并对它严加批判。耶林等人的批判使人们开始注意传统法律解释学的弊端,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法律解释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法学的主流,立法活动、法学教育及其法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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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总论(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1.57.
{2}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2—63.
{3}(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86.
{4}孙国华.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10.
{5}(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69.
{6}舒国滢,等.法理学与法治之镜(M).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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