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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非法证据法律效力问题探讨
【英文标题】 The legal effective problem inquiry about illegal evidence
【作者】 张惠芳管晓静【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法律效力
【文章编码】 1003—126X(1999)05—0051—5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5
【页码】 51
【摘要】 非法证据有无法律效力,不仅涉及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实际上它与诉讼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选择有着密切联系。针对当前非法证据法律效力的混乱状态,本文对非法证据的内涵、非法证据取舍问题上的价值冲突、国外的一些做法以及如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468    
  非法证据有无法律效力,其能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和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表面上看它仅仅涉及到非法证据的取舍,实际上却与诉讼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选择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深受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加强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效力的探讨,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
  目前,我国的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明确规定。《牛津法律辞典》有“非法获得的证据”词目,释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这两种定义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证据的内涵,但又不太确切。从法律规定的本意看,非法证据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它既包括在内容上存在缺陷的证据,也包括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缺陷的证据,还包括在收集程序和方式上存在缺陷的证据。从狭义上讲,它可以是指上述三种有缺陷证据中的一种。本文所讨论的非法证据仅指在收集程序和方式上存在缺陷的证据,具体地讲,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
  根据上述规定,非法证据属于证据外延的一种,因而具有普通证据的一般性特征即客观性和关联性。当然其独具的特征还在于非法性。证据的客观性是由犯罪事实本身所决定的。刑事侦查学认为,罪行在物质上具有不可掩盖性,它必然会在客观外界遗留下痕迹和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反映形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非法证据,我们不能因其具有非法证据中存在某些非法因素而否认其客观性。非法证据的非法因素只能说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而不能表明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具有真实性。同时,非法证据还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密切联系的事实,非法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或者存在条件联系,或者存在因果联系,但都不能脱离案件事实,都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同样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非法证据之所以非法,前提条件是收集、获取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如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勘验等)收集的实物证据,都属于本文讨论的非法证据的范围。
  二、非法证据取舍问题上的价值冲突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它是在相互冲突的不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基础上所作的取舍。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统一的理想状态,追求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的统一与和谐。由于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这种统一与和谐已经遭到破坏,由此而引起两种价值冲突的选择,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客观真实与程序合法之间的冲突)。不同的价值追求会直接导致在非法证据材料取舍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排除非法证据,是对违法取证行为的结果进行排除,因此,尽管有些本来符合客观实际的证据,如被告人供述可能因刑讯逼供、胁迫、欺骗、利诱等违法取证行为而被排除。舍弃这些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的证据,可能会造成案件的处理结果不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而放纵真凶,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这必然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也会给被害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然而,如果采纳这些证据,势必会无形中鼓励执法人员违法办案,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发生扭曲,对国家机关的威信产生损害。如果在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同时,又惩处非法取证行为以防止这类行为再度发生,这又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即否定某一行为的同时却又对该行为结果表示赞赏,有人形象的喻之为“既要砍掉毒树又要吃掉毒树上的果实”。这样做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并且这种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害了涉诉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
  当今世界,用法律手段去保障人权,尤其是保护处于追诉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因此,如何在刑事诉讼中既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又防止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受到不适当的限制和侵害,已成为刑事诉讼研究的出发点,所以,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冲突时,往往优先选择程序正义。体现在非法证据取舍问题上,便是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正义较之实体正义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可把握性或操作性。国家刑法权的行使是一个看得见的有规则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相对于实体正义而言是一种手段运作,只要国家刑罚权的运作正常进行,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实体正义得到实现,也就可以尽量避免人们因单纯追求实体正义而出现的并可能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的那种无序或混乱的状态。
  三、外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考究
  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对非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一直存在着争议。美国是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在排除的内容方面,经历了排除违法取得的自白到排除违法搜查、扣押取得证据的过程;在适用的原则上,经历了从完全排除违法取得的证据到一般适用排除,并加例外的过程。早在189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确认了“违法自白排除规则”,到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下令对通过非法搜查、逮捕途径取得的证据都予以排除。但是许多州仍然实行传统做法,不因证据是非法取得而一概排除。在理论上,出现了“银盘理论”,联邦法院对各州呈报的案件中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酌情采用。1960年“银盘理论”被推翻,使得有高度证明力而违法取得的证据失去了证明效力。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毒树果实”理论。依照这一理论,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均为“毒树”,从“毒树”中的线索获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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