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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之研究
【英文标题】 On The Case Teaching Mode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Law School
【作者】 章志远【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分类】 行政法学【中文关键词】 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law;case teaching;mode【文章编码】 2095-3275(2013)03-0046-10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3【页码】 46
【摘要】

我国当下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厉行,既是落实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和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行政法学科核心竞争力的紧迫需求。案例研究方法的兴起、案例素材的成倍增长以及法科生就业形势的倒逼,使得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开展具备了相应的前提条件。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应当实现从单一化向综合性的转变,通过独立课程的设置,将行政事例与行政案例一并吸纳进来作为分析素材,并辅之多元化的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从而提升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

【英文摘要】

The case teaching in administrative law is helpful to build the government under rule of law,ensure the quality of law students and increase the competence for research. Now, we have some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spread the case teaching in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includes the rise of case research method, the increase of typical cases and the bad condition of law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we can build a new synthetic case teaching mode in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includes multiple case material and teaching metho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723    
  一、研究之缘起
  行政法几乎是中外法学院一门公认的最难教的课程。在我国大陆各大法学院,行政法课程内容之繁杂、概念之抽象、授课之无趣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在历年举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行政法科目的得分都是极低的。即便已经侥幸通过了司法考试,很多学生依旧坦言自己对行政法的印象还是云里雾里。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同样是令各大学法科师生头疼的学科。根据学者的调查访谈分析,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教育在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使得学生根本无法学好这门学科。这些原因包括:各校法律系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与完整的课程设计,无法让学生循序渐进、由浅到深地学到行政法的理论精髓;教师所进行的分割式教学和考试,导致学生根本无法窥知整个行政法的体系;教师只介绍行政法的概念和理论,学生根本无法习得行政法规的适用技术;行政法总论排课太早;司法考试出题不当{1}。在美国浩如烟海的行政法学文献中,有关行政法教学的讨论同样相当热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法学院行政法难教、难学的无奈现实。早在1990年至1991年间,Schotland、Pierce、Shapiro等行政法学者就以通信的方式在美国行政法评论杂志上就行政法教学问题展开过讨论;1991年8月,在Widener大学法学院成立不久即召开了以“21世纪行政法实践发展和教学”为主题的论坛,Sargentich教授对21世纪行政法教学展开了全面论述;1999年11月,Brandeis法学院召开了第一次行政法学术论坛,近20位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围绕行政法教学、课程设计、教科书撰写进行了深入讨论,Shapiro教授在那次论坛上还发表了著名的《法科生不喜欢行政法的十大原因及其对策》[1]。
  尽管讨论并非如美国学者那样热烈,但我国大陆行政法学者近年来也针对行政法学教学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显示出行政法学对自身危机的某种自觉反应。在笔者看来,这些“润物细无声”式的学术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了若于极具个性化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为行政法学教学改革探索奠定了基础。在主流行政法教科书之外,学者个人独立完成出版的个性化教科书日渐增多,呈现出多花齐放的格局。章剑生教授的《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基于现代行政法的内、外部逻辑关系,以专题研究的方法,系统地论述了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余凌云教授的《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通过对行政法的案例分析,思考、总结和演示案例研究方法的一部探索性学术专著”;章志远教授的《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从行政法学视角对诸多备受社会关注的典型个案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专业解读”;余凌云教授的《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专题样式对传统行政法体系做了结构性调整;力求在着力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理论的创新;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细微解构,尽量贴近与回应我国行政法实践需求,解决行政法理论对实践的失语”;叶必丰教授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以“判例说理”的方式对行政法学原理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这些富有特色的行政法教科书、行政法案例分析教材的出版,代表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学教学问题的不懈探索。二是各大高校法学院在行政法学课程设计上不断改革,行政法学教学向纵深推进。在传统的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仅占一席,绝大多数高校法学院也仅开设这一门课程。由于课时极为有限,授课教师往往只能选择性授课,很多行政法知识特别是行政诉讼法知识仅仅一带而过,其结果必然加剧了法科生对行政法课程的厌恶感。近年来,多数高校法学院在本科教学中已经分设“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两门必修课,同时还根据师资力量选择性地开设了“部门行政法”、“行政法案例分析”、“行政程序法”等多门选修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行政法学教学课时不足、内容过于宏观等状况。三是行政法学者组织了有关行政法学教学问题的学术研讨,逐步形成了某些共识。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分别于2010年9月25日和2012年11月24日组织召开了全国范围的“行政法学教材编写”和“行政法学教学方法”学术研讨  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行政法学者对自身学科建设  和教学方法的反思。与此同时,一些行政法师资力量比较集中的法学院校也相继在内部召开了本校、本院行政法学科建设的会议,讨论了包括行政法学教学改革在内的诸多重要议题[2]。
  在行政法学科发展反思的热潮中,有一个基础性问题—如何通过组织有效率、有质量的教学吸引一代又一代法科生投身行政法学、行政法治事业似乎被忽略了。行政法学科的兴衰关键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很难想象粗劣的法科生行政法学教学能够吸引多少优秀的年轻人真正在内心深处渴望进一步了解、学习、研究并运用行政法?!如果不从行政法学教学模式本身进行深刻反思,所谓的学科发展充其量只是一堆毫无现实意义的项目、论文、获奖数据而已。虽然近年来案例教学不断被运用到法科生行政法课堂之中,而且学界也推出了一些案例教科书或辅导用书,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为此,就有必要深入研讨厉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现实紧迫性和可能性,并就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的转换进行系统反思,从而真正提升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品质,进而实现其在当代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中应有的历史使命。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总结笔者多年行政法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就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问题展开论述,希冀能够引发更多行政法同道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并就此提出更为深邃的学术见解。
  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厉行的现实紧迫性
  相比较民法学、刑法学等其他部门法学而言,我国的行政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经过30年的发展,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对固定下来,种类繁多的行政法教科书也为初学者提供了重要入门书籍。总体来说,当下正统的行政法教科书仍然普遍充斥着生硬的概念和原理,不仅教师难以生动地传授行政法学知识,而且学生也缺乏学习行政法学的兴趣。可以说,实例的匮乏已经成为行政法学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障碍,以至国内曾有学者严厉批评行政法学是一种“顶天”不够、“立地”不足的“黑板行政法学”{2}。可见,在行政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元素十分迫切。就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形势而言,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厉行的现实紧迫性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厉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是落实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紧迫需要。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2年11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布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的通知》,标志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战略的正式实施。卓越计划的强力推出,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按照《意见》的要求,卓越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其中要求之一就是“搞好案例教学”,目的在于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在这一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新背景之下,行政法的案例教学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厉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是适应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国家战略的紧迫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郁官本位传统的国家,法治国家梦想的实现端赖法治政府的建成。法治政府既是权力受限的政府,同时也是权力行善的政府。法治政府的建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的,作为基础性环节的行政法学教育至关重要。随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法科毕业生大多以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首选的现实背景之下,提升法科生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运用能力就成为法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当站在培养适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高端公务员角度去理解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现实紧迫性。
  第三,厉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是提升行政法学术研究核心竞争力的紧迫需要。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对国家的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当下的行政法学研究还存在诸多危机。与根深叶茂的民法学和刑法学相比,主流法学刊物上发表的高端行政法学论文明显偏少,行政法学研究成果很难辐射到其他法学二级学科,行政法学对整个法学研究进步的贡献度甚低,行政法学青年人才储备明显不足。行政法学研究的这些危机成因较为复杂,但与行政法学教学方法的落后也直接相关。由于缺乏权威、实用的教科书,加之课时稀少、开课时间过早,行政法教师的授课普遍存在选择性讲授的情形,很多教师往往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大讲特讲,对自己没有兴趣或者没有研究的内容则一带而过。如此循环往复,就很难吸引足够优秀的法科生以行政法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于是,在法学研究之林中,行政法学就失去了人力资源这一核心竞争力。因此,从提升行政法学术研究水平、确保行政法学研究可持续发展角度上看,在法学院行政法教学中厉行案例教学显得格外紧迫。
  三、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开展的现实可能性
  如上所述,厉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在当前具有诸多的现实紧迫性。那么,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开展是否已经具备现实可能性呢?笔者认为,当下我国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施条件完全成熟,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蔚然成风,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上的保障。近五年来,案例研究方法在国内行政法学研究中悄然兴起。一方面,一大批60后、70后乃至80后行政法学者开始以“案例”为观察视角,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以下简称《案例选》)、《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以下简称《指导案例》)等权威媒体登载的典型行政案例的裁判文书,缩短了行政法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增强了行政法学研究的现实解释力和回应性;另一方面,《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主流法学刊物以及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对行政法案例研究秉持了一种积极的回应立场,行政法案例研究的系列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具有浓郁民间色彩的“判例研读沙龙”的连续开读显示了行政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有效沟通,一个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呼之欲出[3]。理论研究具有反哺教学的特殊功能。当案例研究已经成为行政法中生代和新生代学者的自觉行动时,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施无疑具备了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上的有利条件。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第二,各种行政法案例素材成倍增长,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提供了分析样本和研究素材上的保障。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定期公布《公报》和《案例选》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新近还专门编辑出版《指导案例》,专门整理行政审判方面的经典案例。同时,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相继公布了四批共计16个指导性案例,其中5、6号均为行政法方面的案例。这些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公布的案例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当下行政审判的全貌,但也真实地再现了我国法院为推动行政法治进步而付出的努力。按照传统案例分析的路径,上述典型行政案例已经为法学院行政法案例分析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如果将眼光投向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管理实践,就能够发掘更多具有分析价值的案例。
  第三,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法科生就业的基本门槛,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提供了实施绩效和职业取向上的保障。在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压力之大已经成为困扰千千万万个家庭和高校毕业生的现实难题。尤其对于发展过快的高等法学教育而言,法科生就业难正在成为令法律人十分尴尬的话题。法科生的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难。按照常理来说,法科生在经历完整而系统的法学正规教育之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应该并非难事。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本科毕业生国家司法考试一次性通过率并不理想,甚至有些学术型硕士生三次考试都未能通过,致使其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与此同时,法科生公务员考试的总体情况也不容乐观,多数法科生没有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只能选择做律师、公司法务甚至从事与法律毫无关系的工作。就业视野拓宽虽然有积极意义,但就国家有效治理而言,无疑应当使大多数法科生进入官僚体系内部。法科生之所以在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表现不佳,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学教育模式方面。鉴于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有很多案例分析试题,这些题目注重考查考生的法条理解运用能力、逻辑判断推理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如果缺乏必要的训练,考生显然难以适应这些  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是法科生进入法律职业的必备门槛,法学教育必须适应这一需求。鉴于行政法是国家司法考试中最难的一门科目,因而大力开展行政法案例教学能够提高法科生的应试能力,进而有效缓解法科生的就业压力。可见,中国法科生巨大的就业压力正在倒逼高等法学教育必须作出调整,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加强案例教学、努力培养法科生的法律规范理解和运用能力。可见,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施已经具备了实施绩效和职业取向上的有利条件。
  四、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的转换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法学院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核心课程教学中,授课教师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并取得了初步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行政法教师利用自己担任兼职律师的机会,将其办理过的行政案件带入课堂教学之中,使法科学生能够及时接触到发生于所在地区的行政案件;有的行政法教师基于自身对案例研究的兴趣,将《公报》、《案例选》、《指导案例》等权威媒体登载的典型行政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之中,使法科学生能够关注经典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并阐释其中的行政法理;有的行政法教师虽偏好理论思辨,但也能够将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突出行政法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过,总体上来说,现有的行政法案例教学还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模式。第一,在课程设计上,案例教学还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两门主干课的教学中将案例穿插在具体知识点的讲解中,专门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课程还非常少见;第二,在案例选取上,主要还限于司法案例,对于大量没有进入行政诉讼的事例则较少关注,致使学生很难了解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发生的各种争议;第三,在分析方法上,基本上限于传统的以请求权基础为核心的分析,往往站在法官的立场,强调当事人在  个案中得以依照何种法律依据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或者哪些法律上的权利已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有什么样的救济渠道,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第四,在教学手段上,基本上还是沿袭预设标准答案、引导学生通过具体条文的解释进行个案处理的做法,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缺乏互动甚至辩论。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这种单一化的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存在封闭、僵化的固有局限,几乎使行政法案例教学完全依附于行政法知识点的简单识记,很难发挥案例元素的应有作用。
  如前所述,面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和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国家战略的实施,行政法案例教学必须实现模式转换,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简单来说,这种转换就是从单一化模式走向综合性模式,在课程设计、案例选取、分析方法以及教学手段上坚持多元、开放的做法。就课程设计而言,除了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课程中进行案例分析的穿插教学外,提倡开设专门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课程,就行政法案例进行多维分析;就案例选取而言,应当拓宽视野,将没有进入诉讼的行政事例吸收进来;就分析方法而言,应当坚持传统请求权基础分析与三层次分析(“权利与救济”、“制度与程序”、“政策与策略”的三维分析){3}并举、个案分析与群案分析并举的做法;就教学手段而言,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广泛参与和积极互动,帮助学生树立合法性与最佳性相结合的行政法分析进路。其中,案例选取上的综合化尤为重要。一般来说,行政事例指的是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与行政法治有关的各类社会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司法案件相比,行政事例最大的特点在于事件本身没有进入司法领域。尽管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处理,但这些行政事例本身却仍然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应当吸收进行政法案例教学之中。笔者认为,行政事例  在行政法案例教学中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学中的大量引用符合现代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实际。众所周知,行政法学是一门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为己任的学科。在行政法发展的初期,由于崇尚“管得越少就越好”,因而政府权力极其有限,只要借助于议会的事前授权和法院的事后审查,就能够从容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行政案例理所当然地受到“礼遇”。但是,现代社会已经过渡到福利国家时代,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管制。在这一背景之下,单纯的合法性审查已经难以回应现实的需求,“什么样的管制政策是好政策”业已成为更具前瞻性的问题。围绕政府的管制政策必然会引发诸多争论,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事件当然需要纳入行政法学的分析框架。
  第二,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学中的大量引用符合现代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的趋势。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往往立足于事后的司法救济,从诉讼角度去分析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为此,行政法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大量的行政活动进行分类,形成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指导、行政计划等众多“抽屉”。由此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行政法学的教学中充斥着大量“分门别类”的行政案例,教师往往借助于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来说明行政法对各类不同的行政活动是怎样进行规范的。然而,现代行政管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专业活动。在某一具体领域,行政机关往往需要动用各种手段进行管制,很难说哪一种手段是最重要的,更难以人为地将复杂的管制活动划分出众多的“抽屉”。相反地,围绕某一具体管制政策的得失,各方利益群体都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对行政事例的分析无疑契合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第三,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学中的大量引用有助于提升行政法学理论的市场化程度。传统行政法学过分关注概念的演绎和体系的建构,因而理论回应现实的能力较差。即使引入了行政案例的分析模式,也仅仅是解决了具体的微观问题,对促进行政管制过程的正当性并无多大贡献。相比之下,在行政法学课堂教学中引入行政事例分析模式则能够弥补这一缺憾。道理很简单,行政事例存在于各种具体的行政管制活动过程中,直接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行政法学原理角度对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加以分析,无疑能够解决真实世界中所存在的管制难题,从而大大提升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市场化程度。正如美国学者孙斯坦所言,传统的围绕法院为中心展开的行政法学,对规制项目的实体目标、后果、病理及成因缺少实在的理解,因此应该对立法和行政官员给予更多关注,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行政法首要的设计师{4}。
  行政事例引人行政法案例教学之后,必然会引发课程设计、分析方法及教学手段等诸多方面的连锁反应,进而形成与传统单一化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所不同的综合性模式,两种模式的差异可通过下表反映出来。
  表1 单一化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与综合性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之区别

┌────┬───────────────────────────────────────────┐
  │比较事项│案例教学模式                                     │
  │    ├───────────────┬───────────────────────────┤
  │    │单一化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   │综合性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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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淑芳.各大学法律学系行政法学教学之现况与检讨[A].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C].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733.

{2}司坡森,等.推动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行政法学研究,2002,(3).

{3}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9.23.

{4}Cass R. Sunstein,Administrative Substance,Duke Law Journal,Vol.41,1991.60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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