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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累犯构成视角的转换(下)
【副标题】 过失累犯之提倡
【英文标题】 Conversion of the Composition Outlook of Recidivist
【英文副标题】 Initiation of Delinquency Recidivist【作者】 王立志
【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delinquency recidivist; delinquency personality; none value of behavior; wholeness;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law
【文章编码】 1008-6951(2005)03-0086-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86
【英文摘要】 In China, intent recidivist is the strong words of the absolute position,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t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delinquency recidivist. On the contrary, the absence of the theory of delinquency recidivist leads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law. Due to the strict conditions of delinquency,we should rethink completely present system of recidivist and delinquency criminal. So the proposition of the oryof delinquency recidivist can not only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of recidivist, but deepen delinquency theory, con-struct the network of defending delinquency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8100    
  三、过失累犯现实基础
  “法律并不是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而是受人类意识所支配并达到人类目的的东西(鲁道夫·耶林语)。”目的,必然有一定的指向。同样,过失累犯也并非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在法律上的必然反映,其存在也必然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1.过失犯罪之现状。
  在经济和技术尚不发达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简单,过失犯罪发案率较小。即使过失犯罪发生的场合,也因事态较为简单,损失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失犯罪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明显处于次要的位置。“但自产业革命以后,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现代科技在人类生产、生活、交通、医疗等各个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和机械化、自动化规模的大大提高,人类在享受着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巨大福祉的同时,也遭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的煎熬,从而人类社会就被科技提升在一个幸与不幸交叉的架构之上。”{25}过失犯罪数量的大规模攀升就是科技革命这把双刃剑将福音赐予人类的同时又开的潘多拉盒子。过失犯罪增速迅猛,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占总犯罪数的不足10%,经70年代的15%左右至80年代的20%以上{26}。日本熊本、新泻水误病和富山骨痛病,以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都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特别是以举世闻名的印度博帕尔市的化工泄毒事件为例,1984年12月3日,美国在印度中央邦首府拥有75万人口的博帕尔市建立的联合碳化物工厂因设备年久失修,于凌晨漏出45万吨液态毒气,致使1750人当即丧生,2万人终生残疾,受毒气影响的人达50万之多,还有无数牛羊家畜死亡。时隔10年之后,博帕尔市民仍未摆脱毒气的侵袭和危害,事件发生后,又有2100多人死亡,几乎平均一天死一人,以后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亡。据印度医疗卫生部门的调查,当时受毒气影响的50万人中,现有30%的人患有眼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错乱;孕妇流产现象严重,而且生下来的婴儿大多都是畸形。一些医学专家甚至认为,这些毒气造成的后遗症在以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都难以消除{27}。其后果的恐怖与严重,恐怕是任何故意犯罪都无法比拟的。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过失犯罪所带来的危害也与日俱增,其上升速度甚至不亚于某些发达国家。仅以交通肇事事故为例,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连续数年一直居世界第一位。据全球各交通和警察部门的统计,2003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50万人。其中,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4万人。正如前文所说,从预防犯罪的刑法任务和刑罚目的来看,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未必亚于故意犯罪,因为任何一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如何,除了考察犯罪主体的主观方面,更主要的还是要考察犯罪客体和业已造成的客观危害。如重婚罪是故意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此我们能断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性就小于重婚罪吗?既然有的过失犯罪的危害性非有的故意犯罪所能比,则有必要加大对此类过失犯罪的惩治力度以更好地预防此类过失犯罪。由于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过失累犯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中国过失犯罪的重犯率不得而知,但是,如此庞大的过失犯罪群中,谁能保证没有大量过失重犯的现象发生?谁又能保证这些过失犯罪人今后不会再次过失犯罪?
  “实施犯罪的人是普通公众中的一员,对他的惩罚是否需要获得公众的认同?如何保持刑法与市民感觉或国民规范意识之间的一致性或张力,以保持刑法的亲和力,获得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使刑事司法活动不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异物’,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28}由于刑事立法上缺失对过失累犯的规制,在相应的刑事司法中必将使公民明显感到保护不足,这样的刑法能否让公众产生认同感就很成问题。
  “法律效力是以它所能引起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的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29}在刑事立法对过失累犯有所保留,未尽全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过失犯罪人(特别是交通肇事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医疗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危的过失犯罪,因为缺乏终身禁业的保安处分措施,这些犯罪人也就有了再犯的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犯罪而得不到应有的惩治时,这样的法律还能否引起我们的尊重和爱戴?刑罚若只是让犯罪人感觉轻柔软弱,犯罪人不仅不会感激它,反倒会蔑视它。那么刑法对于控制犯罪的效果终究只是水中捞月而已。面对这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过失犯罪浪潮,如果刑事立法仍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一味坚持陈旧的观念,将惩治过失犯罪的利器—过失累犯制度束之高阁,那么就只会使刑法走入画地为牢的死胡同,难以应付持续高发的严重过失犯罪。
  2.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Holism),英文holism一词是南非学者J.C.史穆茨在《整体主义与进化》(1926年)一书中独创的,用来表示世界中的整体(wholeness)这个基本特征{30},后经英国学者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介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该话语得以广泛使用。
  整体主义是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流行于欧洲大陆,其中包含对启蒙运动与启蒙思想(主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动与反思。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即是从个人、个体出发去说明、解释现象,还是从社会的整体即社会制度、组织、群体等出发去说明社会现象。对立的焦点在于,在说明、解释社会现象时,社会的整体现象是可还原为个体的,还是不可还原的、独立的和自成一格的现象,哪一种说明是更带有根本性质的说明。历史哲学家德雷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问题,他说,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把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和状态仅仅视为由个体男人或女人参与的行动、具有的态度和面临的关系和环境等所组合或聚合起来的东西。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说,我们应该这样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则声称,应该将社会现象放在它们自主的、宏观的分析层次上来研究{31}。二者的对立,其次体现在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地位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它给与社会整体特有的地位,这些社会整体可以被视为集体、文化整体、功能系统或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学说,它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下。总之,整体主义在社会与个人两者之间,将社会置于优先于个人的地位”{32}。
  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化,个人主义已经逐步蜕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自私自利的狭隘心理,而不再是一种社会理性和强调公民自主性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法制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所谓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即垄断时代的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逐步代替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对此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19世纪个人自由发挥能动性的神话使我们过分热衷于抽象的人的抽象自由,而看不到在具体的人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利益。进而他指出,承认社会整体的主张比承认个人的观点更宽广{33}。由是,整体主义(团体主义)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整体主义法律观在西方并没有导致鼓吹集权政府的权威主义,更没有演变为要求专制的极权主义[1],却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在主张慈父式的福利国家观的感召下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主义国家观主张一方面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生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为所有人提供社会福利与保障待遇;另一方面国家的目的在于人民的福利,故它服务的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拥有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正如其代表人物麦基弗所称,国家任务的范围包括与人类所追求的目的普遍有关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外部事务。第一,维持秩序。第二,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第三,保存和发展社会资源。然而,有些事是国家不应该做的。首先,属于公民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思想、情感、意志等。其次,国家不应干涉社会的风俗时尚{34}。由是可知,在承认国家权力有限的前提下,着力维持社会秩序,这是整体主义、社会本位思想、福利主义国家观一脉暗合的重要表现,这也分别从哲学、社会学以及国家观三个方面验证了国家、社会对秩序优先选择的必要性。
  整体主义对过失累犯制度的指导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它体现在方法论上。个体主义认为犯罪纯粹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整体主义将其视野调整到对整个社会的广度,从宏观上把握过失累犯之危害,即过失累犯不仅是发生在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事情,从而过失累犯就不是简单的对受害人的危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故此其研究对象就从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即过失累犯人对受害人的关系转移到了过失累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之上。
  其次,它体现在对过失累犯的社会控制上。这牵涉到是否可以为了保卫秩序、限制自由而需要过失累犯制度。在秩序和自由的地位上,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个人主义认为,自由就是没有拘束,有多种选择,不受固定的行为进程的限制。整体主义则认为既然有了人,就不可能没有人类社会,因此就会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即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且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故此,个人对社会规律就要服从,对秩序就应遵守。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霍布豪斯指出:“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种限制,有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这种限制就是法律。因此,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自由是必不可少的。”{35}这里,霍布豪斯所说的“普遍限制”和“法律”可以理解为秩序。整体主义对秩序有着强烈渴望,整体主义认为,人的生存有赖于劳动分工和有秩序的社会组织,人生来具有对某种日常生活的秩序性的不可遏止的追求,故此秩序较之自由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整体主义对秩序的关注也就使得借助过失累犯制度对过失累犯进行社会控制成为现实。
  “法律是功能性的”,正如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指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的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社会控制就是这种控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因此,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实现社会控制。”{36}由于过失犯罪的犯罪群落不断的增长和扩大已然使社会深陷于重重危机之中。同时,过失累犯现象及其社会危害性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对整体主义所精心呵护的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愈加严重。以追求秩序为终极价值的整体主义对此决然不会袖手旁观,为进行社会控制而对过失累犯者从重处罚并不被视为对其自由之不应有之侵犯,借助过失累犯制度实现对过失犯罪的社会控制,恢复社会秩序也就成为整体主义法律观应有之义。没有秩序的社会是极度令人恐怖和不安的,而“刑法之功能亦与其它法律相同,主要乃在于规范人际关系,确保社会共同生活之基本价值,以建立社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之和平与秩序”{37}。对秩序最大威胁者—犯罪的惩治就应是刑法首要的任务。“惟何以社会借刑法以遏制犯罪,实则涉及刑罚目的的问题。”{38}累犯曾经受过刑罚执行或者赦免,却不思悔过,继续犯罪,从而使得基于犯罪固有社会危害性而评定的刑罚在量上不足以惩罚和预防犯罪,既然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本身不足以遏制过失犯罪人重新犯罪,那么,就有必要在刑罚的量上作适度增加,以使刑罚之痛苦能够抵消犯罪人通过犯罪所获得之乐,从而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设置的初衷。
  对过失累犯之从重处罚体现了整体主义对秩序有着超越自由的偏爱,因而使其本身具有了浓重的功利主义刑罚观的色彩。累犯作为一种从重的量刑情节,是刑罚个别化的产物,与功利主义刑罚观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行为的客观危害性较之初犯并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对于过失累犯者在刑罚量上的适度增加也正是体现出了刑罚的强烈的功利取向。从着力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来讲,整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刑罚观显然是不谋而合。因为从本质上讲,整体主义所确立的社会本位的旨意若要得以落实,法律,尤其是刑法就应当有所作为,不能是被动的消极的恶害报应而更应是能动的积极的预防,故此应当借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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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25}王玉成.社会变迁中的罪刑法定原则[M].台北:大伟书局,1988.89.
{26}许发民.刑法的社会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76.
{27}高铭暄.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643.
{28}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J].中国法学,2003,(1).
{29}[法]罗伯斯皮尔.革命的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3.
{30}景天魁,杨音莱.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第一分册个体与整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2.
{31}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www.news123 .org 2004-2005.
{32}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05.
{33}[美]庞德.法律解释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3-144.
{34}邹永贤.现代西方国家学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1993.328.
{35}[英]L.T.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
{36}[法]狄骥.宪法论(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0.
{37}林山田.刑法通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6.14.
{38}蔡墩铭.刑法基本理论研究[M].台北:汉林出版社,1980.326.
{39}文海林.三分刑法史[A].刑事法评论(第11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8.
{40}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
{41}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373.
{42}杨建华.刑法总则之比较与检讨[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8.362.
{43}许鹏飞比较刑法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00.
{44}北京政法学院.外国刑法研究资料[C]. 1982.211.
{45}[英]帕克.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84.
{4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82.
{47}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8}马荣春.论单位累犯[J].河北法学,1999,(1).
{49}[韩]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
{5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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