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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转型期农村法治资源的发现、重组与良性互动
【英文标题】 Legal Resources of the Transformed Countryside
【作者】 田成有 王鑫【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农村法治资源;多元化;民间自治;民间法
【英文关键词】 legal resources;folk law;self—determin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1999)04—010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4
【页码】 106
【摘要】

作者将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分析空间,并将法治具体置于其中,利用各种分析或理论框架对其展开讨论,目的在于发现农村法治资源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探讨农村社会与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法治资源的重组及良性互动。

【英文摘要】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legal resources in the rural countryside with an intent of reorganizing the legal resources and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130    
  一、转型期农村法治资源的多元化
  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个社区空间内,各种内外、亲旧因素纷繁复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要对其法治资源,特别是农村本土法治资源进行重新发现和重组,需要我们走进乡土社会。毕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抛离乡土社会”太久了。我们甚至已经忘记还有一个在国家正式制度控制以外活生生存在着的属于另一个知识系统的社会生活的存在。
  但“农民社区的文化并不是自足的,不可能由其自身得到说明”{1},因而,我们对农村法治的理解和解释也不可能仅依靠“地方性知识”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对农村法治实践的研究,应当置于国家法治资源所代表的“精英知识”系统与农村本土法治资源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这两种知识系统的互动、交流过程中来进行。以现代化理论看,法治过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变迁过程。”{2},现代化要依靠驾驭各种现有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实现,而不是仅靠一种社会资源就能完成。因此,所谓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各种现有社会资源不断进行重新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的过程,即对现代化道路或模式进行选择的过程。我国农村的法治实践或法治现代化,就是一个对各种现有国家及农村社会法治资源不断进行重新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对农村社区范围内的各种现存制度(正式与非正式)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规范,以达到维持公共秩序、增进社会公益目的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强烈的“二元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各种新旧社会因素“立体的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若干根本冲突的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模式及规范体系同时存在于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内,呈现出明显的“混杂性和歧异性”。具体看,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趋势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尽管还只在狭小和有限的范围和层面内进行,并且没有导致社会关系结构性转变的迹向,但农村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倾向已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农村已初步奠定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学基础。至少在某些方面,正式法律已具有了社会实践的基本条件。
  (二)国家力量的向上收缩及农村社会力量的复兴和发展
  80年代以来,国家政权组织逐步从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监控和干预中收缩回来,从而为农村社会力量的出现创造了充分的空间。这一过程,虽不能说是国家权威对于农村社会监控能力的丧失,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农村社区的整合能力,导致了国家力量,特别是国家行政力量、司法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我们还看到,国家力量的向上收缩引发了农村社会的自律性或自治性,这首先体现在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这种转变体现出我国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趋势。过去,中国社会高度一元化,国家高度整合、统摄社会,社会不断萎缩并消融于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条件下,法律自然也就只能要么显得微不足道,要么显得“工具”气十足,法治也只能被理解到法制层面,并被作为整个政权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予以重构,法治实践则相应地被当作一项依靠政府力量自上而下推进的官方统治行为。但当国家力量从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监控、干预中收缩回来后,当国家与民间社会高度融合的局面发生变化时,就带来了法律运作上的困惑。依据普适主义建构的法律制度,“逻辑地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3}并大大制约了人们选择法治资源的范围和质量,再加上我国历史发展特殊性所造成的对农民文化、传统知识的偏见和片面认识,这种“大写的真理”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极大地制约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发明”和“对历史感的强化”{4}。正如孔迈隆所指出的那样:“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意义上不是社会转型史,而是农民文化被推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旧传统’的历史”,{5}是农民文化“被划归为需要现代化改造或阻碍现代化的实体”{6}的历史。这种曾一度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化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传统本土法治资源的重新发现、重组和良性互动设计。
  在法律社会学看来,可供选择的法治资源的丰富程度往往取决于现代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程度,而不是取决于法学家的理性建构能力。当代农村的社会转型不但表明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发展趋势,而且还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空间”,这无疑揭示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两种行为标准的对立,即公共规则与各人活动领域规则的对立”。{7}进而是两种社会秩序、两种社会生活状态或文化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绝对的或夸大的,国家与社会的交流与渗透仍在很大范围和领域内存在着、消解着,但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于这个多元行为标准、多元秩序或多元社会文化形态的,如何实现国家法治资源与农村法治资源良性互动机制,就很值得探讨。
  可见,农村法治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抛离乡土社会”,消融于国家的过程,更不是要以地理上的疆界划分国家法律制度与农村非正式制度各自的势力范围,强调各自为阵的过程。因为这样做会造成国家法治资源与农村法治资源,特别是本土法治资源之间的对抗与紧张。其次,一定的“活法”决定了一定的“方法”和“说法”。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我国农村法治道路或法制现代化模式也应具有多元灵活的特性。这是农村法治实践获得成功的必备常识之一。最后,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分离、对峙状态,如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国家法律制度与农村非正式制度及国家法律秩序与农村秩序等等。这里所说的“对峙”意味着“彼此的独立存在和界域分明,意味着双方基于内在的张力而达至的均衡互动状态”,{8}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对立”。从二元对峙格局出发,我国的农村法治实践关键是要完成对二者的互动整合。
  二、依法治国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我国农村法治实践应当吸收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与社会推进型法治模式各自的优点。一方面(这是主要的方面),农村法治实践依赖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法治化,即依法治国的实现,另一方面又依靠农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即村民自治的实现。
  (一)农村法治实践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法治化,即依法治国的推动。
  依法治国的提出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与1992年确定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直接联系。同时,依法治国的提出也是为回应外部世界发展的严峻挑战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或者说具有“回应外部挑战和实现经济赶超战略”。{9}的政治任务。因此,我国“依法治国”所确定的法治道路,事实上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国家力量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始终是推动法治的主导力量,甚至是启动力量。因此,离开了国家力量的推动,离开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法治化,任何“就农谈农”的片面认识都显得错误和片面。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推进农村法治进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行政机关的法治化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行政机关的法治化,实质是一个使行政主体在权利义务上,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平衡”,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10}也就是说,是建构和维持一个在规模、职能、行为方式和权力行使都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的过程。
  “有限政府”对农村的法治实践具有以下重要意义:有利于国家权力在农村的明确和权力还政于民的真正实现;有利于确保农村自治组织及其他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并有利于这些组织有效完成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有利于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利于行政机关理顺各种内部、外部关系,有利于廉洁、高效的机关建设和司法独立。
  针对我国现阶段仍是以权力为本位,或者说我国仍属无限政府的现实,笔者提出,行政机关的法治化应解决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问题。具体说: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应坚持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农民利益或个人利益并重;其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应统一,并保持总体上的平衡,为此要合理分配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应完善执法程序,在执法程序中体现民主、平等、公正和效率,应调整执法手段,努力淡化行政执法的强制性和独断性,变政策操作为法律操作;第三,在行政活动中,应加强对行政的法律监督和控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
  2.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的法治化
  这里的关键是指审判机关的独立问题。审判独立是现代法律的“自律性”要求所决定的。“司法独立”最基本的含义表现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其它机关或政党组织应保持某种相对“隔阻”的状态;司法机关应相对独立于社会生活,而不应受社会舆论和社会形势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司法机关还应在干部管理、财政来源及物质设备等等方面达到独立、自主和自给。
  在本文中我们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是由司法机关在农村地区的司法现状决定的。众所周知,在我国,司法机关的基层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最多也只是由县级法院派出法庭到乡镇,而且派出法庭也只是集中在人口众多,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因此数量很少。这种机构设置现状使司法机关很久以来一直很难真正融入到当地的农村生活当中去。这不但增加了农民对司法机关的陌生感,而且使司法机关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极其有限。在我国,乡镇一级的派出法庭与同级行政机构历来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如派出法庭除了审理很少的民间纠纷外,往往还负有协助乡上中心工作的关系,其中就有参与所谓“半诉讼半协助”案件的处理。{11}不难发现,职权的重合、甚至互相僭越以及在干部制度、财政来源、党务管理等方面的高度统一,已使司法机关与同级行政机关的界限模糊。
  就我国司法机关的现状而言,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自我形象”缺位及错位现象。这里所谓的缺位,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在行为模式、思维习惯及心理上未能形成自己所独具的品质,从而使“自我形象”处于不确定状态,使自己及人民群众都很难把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区分开来;所谓错位,则是指司法机关往往将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思维习惯及心理素质自觉、不自觉地带到司法活动中来,并做出违反法定角色规范要求的行为。在“自我形象”缺位及错位现象的影响下,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面临极大困境:使企图塑造自己公正、权威、中立形象的努力归之东流;使司法程序价值,如公正、平等、独立等无从实现;使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趋于形式化。
  我们注意到,我国国情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多于制约,共性多于个性,且后者依附于前者的奇特关系。在这种关系制约下,司法机关不但难以真正获得独立、自主,而且在司法活动中还造成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这显然与司法机关所应担负的社会使命相去甚远。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地区,这一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在农村,由于政治权力和政策影响力根深蒂固,涉及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农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延伸机构向来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据统计,虽然农民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满意率仅为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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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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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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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

{20}{2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7—28.

{22}(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A).法律的文化解释(C).三联书店.1994.

{23}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J).读书.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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