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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
【副标题】 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作者】 王旭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劳动;权利规范;承认规范;国家伦理【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3【页码】 76
【摘要】

西方理论阐述宪法上的劳动权属性,多采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端。然而,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劳动权性质及其内涵,则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既有学说,需要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出发、运用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才能清楚获得。同时,要真切理解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性质,还必须具有宪法的“历史意识”,仔细分析劳动权在不同阶段文本中的功能流变。现行《宪法》中的劳动权规范既是一种保障私权的权利规范,也是蕴含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伦理的重要承认规范。

【英文摘要】

Western Legal theory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the labor right always choice liberty or social right.We can not transplant the western theory simply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abor right in our Constitution.We should use some method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labor right. In the meaningwhil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nature of labor right in constitution, we should have conscious of history about ourconstitution to analysis the change of function of labor right in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texts. The labor right inour constitution is a both protecting the civil right of right-norm and norm of recognition which contain the na-tional ethics in a socialist count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6941    
  每一种新的基本权利的建立都无不受到一种论证的强力推动,这种论证隐含着政治共同体成熟合格的成员的要求。[1]
  —霍耐特
  一、导论
  我国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宪法劳动权规范的内涵却并不明晰。这种不明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法学界对于劳动权的性质其主流观点认为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2]但是,这一观点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得到宪法方法上的证明,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理论概括与概念辨析的层次。也就是说需要围绕宪法文本的相关条款,运用一定的解释技术,才能从中解读出规范的内涵,我们才能清晰的表明这种双重属性具有文本上的正当性。
  第二,劳动权的性质不仅仅体现在自由权或社会权。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政治结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二元划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基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正是以“劳动者”/“剥削者(不劳而获者)”的二元代码才能进行“人民/敌人”、“民主/专政”的根本区分。因此确定劳动者所享有的劳动权已经不仅仅是宪法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的保护,而是对国家主人的识别,体现出一种“承认的伦理”,此种伦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隐含的一种思想目标:在权威和自由之间形成相互承认的稳定结构。
  第三,如何理解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同时包含有权利和义务的属性,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规定的正当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始终是我国宪法学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劳动义务的宪法规定更多是一种道德义务,不具有法的规范性,国家不能因为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拒绝劳动而对其实施强制,因此其作用更多是一种宣示作用,而缺乏作为法规范的可执行性与可裁判性。[3]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站在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立场,害怕并由此抵抗国家对个体的强制性劳动,进而认为宪法上规定劳动义务并无实质意义。但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立场是否是我国82宪法真实的思想立场?所谓“真实”,必须在一定的时间结构中通过考察我国宪法劳动权的演变,通过揭示真实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规则才能明白,而不能靠轻下断语来完成。所谓“真实”,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地“宪法阐释”( construction),而非“解释”[4],包含我们当代宪法的诠释者对于中国理想宪法秩序的设想。
  正是基于以上设问,本文所要论证的命题在于:第一,我国现行宪法上规定的劳动权条款的含义不等于劳动权规范的内涵。后者需要运用多种宪法解释技术才能清楚呈现。第二,“劳动”在我国制宪过程中始终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认技术而存在的:通过政治区分、政治动员、政治承诺、政治驯服等具体技术而承认社会主义宪法上的“人”,因此劳动权规范不仅是一种基本权利规范,也是一种重要的承认规范。第三,也因此,宪法劳动权具备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并非仅仅具有道德意义或宣示作用,而是体现出这种承认规范内部的相互承认结构:劳动权作为一种义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道德宣示,而是一种政治宣示,如果说是一种道德宣示,也不是一种对私人道德的承认,而是个体对一个特定社群根本政治道德的承认,由于此种承认,该社群在文化与信仰上取得了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可能,同时个体也在这个规范的形成中获得特定政治社群的承认。中国宪法学研究应该从宪法自身演进的时间结构中发现真实隐藏的思想基础与立场。
  本文的论证结构展开如下:首先,笔者将运用宪法解释学的基本技术,以宪法文本为对象,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内涵进行阐述与揭示,通过这种揭示,笔者将表明劳动权规范的内涵不能简单用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下基本权利谱系中的“自由权”或“社会权”来标识,因为语词背后的真实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其次,要分析此种差异的原因,需要我们追溯从苏维埃时期的宪法性文件到新中国宪法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劳动与劳动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政治思想才能清晰的呈现,笔者将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梳理,以凸显劳动权在我国革命与建国的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性质;最后,笔者要在第二部分梳理的基础上说明,劳动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是我国宪法真实国家伦理的表现,而这种国家伦理需要在一种相互承认的结构中才能实现。因此劳动的双重性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与正当性宣称,而非简单的道德宣示。
  二、劳动权规范含义之解释
  (一)劳动权、劳动权规范与劳动权规范之陈述
  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 right)的存在往往必须有一条有效的宪法权利规范(constitutional rightnorm)来授予。[5]因此对劳动权的理解,必须让我们首先找到宪法上的劳动权规范。
  分析宪法劳动权规范的含义,需要我们首先回到一个“元概念”( meta concept):规范(norm)上来。规范的含义是所有法理学最基础的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歧义丛出的概念。[6]在不同的学科背景看来,规范有不同的含义,也执行了不同的功能[7],但对它最基本的分析则是一种语义的(semantic)分析,在这里,规范(A norm)和规范性陈述(a normative statement)的区分是最基本的分析模式。
  在阿列克西看来,规范就是一条规范性陈述的意义。一条规范既可以通过一条特定的规范性陈述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其他陈述来表达。[8]制度法学的代表人物魏因贝格尔也指出,规范不同于规范性陈述。规范的存在既可以通过成文立法的规范性陈述(具体表现为各种法条)来体现,也可以存在于人类实践的习惯与社会生活之中。
  阿列克西进一步指出,宪法权利规范就是宪法权利规范性陈述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规范性陈述总是通过宪法权利条款(constitutional right provision)完整或部分的表达出来。[9]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一条宪法条款是否属于特定宪法权利条款?阿列克西首先提出了两个传统的标准:实质标准(substantive)与结构标准(structural)。
  实质标准和结构标准是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权利保障的立场所提出的标准。实质标准其援用施密特的观点,认为必须是“属于法治之下的自由国家之基础的权利,即个人自由权”[10],结构标准则是一种条款内部包含有主观权利,是对特定个体的主观权利的保护,即具有请求权的属性。然而,阿列克西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实质标准与结构标准都有缺陷。一个主要的缺陷是:现代宪法不是任何宪法条款都具有基本权的传统结构,但这些条款却“在体系上与文本上与保障主观权利的规范具有高度紧密的联系”,例如“一切教育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这样的条款。因此,阿列克西认为,“(与基本权利:笔者加)有关联影响性的条款” (associated orbiting provisions)同样也是基本权利条款,这种条款没有直接表述某一个宪法权利,但它可以对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实施起到作用。这样的条款在德国基本法上阿列克西列举出“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面前得到公平的庭审”( article 103 ,1)。这是一种新的形式标准:宪法权利条款就是直接表述宪法权利和具有保障宪法权利内容的条款。[11]
  从以上具有高度分析性结构的论证来看,显然,我国的劳动权规范之含义并不等于第42条(规范性陈述)的含义。因为我们只能把该条看做是对劳动权的直接表述,但一条完整的劳动权规范可能还需要我们结合其他的条款在一个意义的整体里才能完整的了解和表达。
  (二)传统观点对劳动权规范解释的两种基本路径
  就笔者阅读范围所见,目前学术界对于宪法劳动权内涵的阐述基本上都是围绕第42条来展开。而对于劳动权的性质的阐述,则主要是两种思路的结合:学术史与宪法释义学。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通过宪法史的考察与法释义学的阐释,可推导出劳动权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性格。”[12]
  学术史的梳理以比较法为基础,暗含着权利具有普适性的前提,先着力考察宪法劳动权在西方宪法理论中的主流观点与文本表达,然后以此为思维的参考,来论证我国82宪法中的劳动权的性质。[13]这种论证实质是以西方宪法中的劳动权理论来解释我国劳动权的性质,虽然立足于学术史,但并非我国劳动权理论的学术史,同时,也缺乏对劳动权在我国真实政治思想演变的考察。同时,对于一些与西方相关联或相区别的现象并没有给出符合我们宪法特点的解释,比如劳动权作为一项义务很多比较法研究的学者都看到,并非中国之特例。林来梵教授就指出日本宪法也有此类似规定,并进行了说明。[14]但中国之规定的内在原因、与西方之根本区别,则可能缺乏更进一步的透析与论证。
  年轻一代的学者也看到了仅仅以西方宪法理论中的劳动权演变为阐述对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忽视了我国的文本。因此宪法释义学的进路也同时是他们采用的重要工具。宪法释义学的思路看似没有对西方的理论进行直接照搬,而是围绕第42条本身的规范结构来说明,并自觉采用各种宪法解释的方法。比起传统宪法教科书上对劳动权采用的纯粹注释方法[15],显然有了更多方法论上的自觉,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将第42条的内涵等同于劳动权规范的内涵,割裂了该条与其他宪法条款的内在联系;二是没有进一步深入文本与语词背后的解释背景,缺乏真实的思想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出劳动权在自由权和社会权之外,符合我国宪法史与思想立场的独有的法律性质。
  (三)劳动权规范含义之确定:总则与基本权利的“意义关联”
  按照前面的分析框架,宪法规范并非一条规范性陈述所能直接表达,而传统的研究都简单将第42条条款的含义视为劳动权规范的含义,从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得到文本和方法论上的充分证明,因此笔者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通过综合相关宪法条款,更加细致与全面的得出劳动权规范的含义。
  通常我们在阐述劳动权规范内涵的时候,解释的对象往往就是“基本权利”部分的“劳动权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第42条)
  该条可以认为是“直接表述劳动权的条款”。传统学说从该条中一般而言解读出如下内容:
  1.劳动权的概念与性质[16]
  劳动权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劳动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进行劳动的权利不受国家任意侵犯,对公共权力进行防御的功能体现了自由权的精神。同时,劳动者通过劳动追求幸福生活并要求国家积极创造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劳动权又具有社会权性质。
  2.劳动权的内涵
  根据该条款,一般学术界都将劳动权的具体内涵具体阐述为“获得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的权利”,[17]也有学者将“取得报酬权”列为劳动权的具体内涵。[18]
  3.劳动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主流观点认为,作为一种义务的劳动义务,指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以维持其个人的生活(当然也包括其家庭生活)的责任,在此并不构成国家强制人们从事劳动的那种法规范上的依据,而仅具有一定道德意义上的指导性内涵。[19]对于为什么要规定劳动义务,也有学者指出:
  “首先,在我国,劳动已不再单纯是公民个人的谋生手段,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积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方式;其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义务,有助于劳动权更好的实现;最后从社会发展来看,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富强、人类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劳动。”[20]
  然而,以上解释却仍然有疑惑和不完整的地方。
  第一,什么是“劳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透过该条说明的问题。就笔者阅读范围,我国学者也没有在解释该条款的时候首先对这一最基本的概念做出说明。但什么是“劳动”如果不能准确予以解释,则会出现法解释学上的难题,影响宪法体系的融贯。比如,“劳动”是否包括投资行为?按照该条的规定,劳动是我国公民的义务,但宪法第6条同时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也即意味着允许一部分公民的“不劳而获”,最典型即为“按资分配”。这两个条文显然不经进一步解释就会发生体系上的冲突与不融贯。
  第二,从该条第2款、第4款来看,劳动权明显带有社会权的属性,那劳动权是一种自由权的性质从该条中如何得到解释?自由权之说的文本上的正当性究竟何在?
  第三,对于劳动是一种义务的规定,并非中国之特例,如日本1947年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民均有劳动之权利和义务”;韩国1987年宪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全体国民均有劳动的义务”,以上所引学者的解释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日本、韩国等国家宪法对劳动义务的规定。那么,究竟如何解释我国劳动义务规定的含义?如何理解它所仅仅具有的道德意义?
  笔者在这里并非质疑前述主流学说的结论,比如劳动权在我国包含自由权和社会权,劳动权的义务性质及其意义,只是想强调:任何法解释上的结论都应该有方法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这些结论是我们从法解释的过程中运用一定方法而推导出来的,并非是简单因袭西方宪法理论或从字面含义想当然的结果。
  显然,这里的第42条必须与其他“与基本权利有关联影响性的条款”(associated orbiting provisions)联系起来进行内部意义关联的理解,才能获得关于劳动权规范的全面认识。
  在这个思路下,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权虽然在“基本权利”章节部分直接予以规定,但实际上在总则部分的很多条款,却在内在意义上与劳动权本身发生着关联,或者说构成了理解我国劳动权的重要背景:
  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该条是对我国国体的基本规定。其中“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在本质上正是劳动者和劳动者联盟。正如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上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这个政权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原来这些阶级的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是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这里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并列,是从劳动方式上讲的。”[21]因此,劳动权在我国宪法实际上并非仅仅具有自由主义立场下个人基本权利的性质,而是直接指向对共同体领导成员的承认,体现出一种黑格尔笔下的“主奴辩证法”: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是获得了自己的物质保障、供养了主人,最终通过劳动获得了自我意识、得到了主体性的承认,甚至成为了新的主人。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该条是宪法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与劳动权的规范内涵也构成了直接联系。彭真在《报告》中谈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宪法修改草案再一次把它肯定下来。按劳分配是同各尽所能相联系的。实行按劳分配,应当从思想上要求劳动者并且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劳动者尽其可能地为社会主义劳动。”[22]
  从该条及其解释来看,首先,可以将“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的内涵与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解释:有劳动能力者不劳动不能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可见,如果联系该条来理解,劳动义务显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至少具备经济意义:劳动对于维持自身社会生活的必须性与重要性。其次,该条也表明“公民有劳动的义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是对一切公民的要求,因为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值得注意的是,该表述是1999年修改宪法后增加的内容,这里的“多种分配方式”按照对修宪增加该款产生了决定影响的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表述就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政治经济智慧与中国宪法隐含的实用主义与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在目前阶段现行宪法既承认劳动者,也承认不劳而获者(主要是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人),体现出中国宪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治智慧,从而超越了黑格尔理论中“主人/奴隶”的简单二元划分,笔者在后面将表明,这种相互承认的智慧对于维系现代中国的制度转型(或者说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第24条第2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该条是对劳动的一种正面的政治道德的弘扬。提倡“爱劳动”的基本主旨在于“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态度和工作态度”[23]。笔者将在下面证明,确立此种公民美德,与劳动作为一种唤醒劳动者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最终获得自由的重要价值有密切关系,从而其与“劳动权作为一种承认权的存在”取得了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劳动权的思想结构:主奴辩证法与承认的政治
  以上三个重要的条款毫无疑问是我们全面、正确、客观(符合中国实际)地理解劳动权规范的重要“意义关联性条款”,我们可以透过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意义”的重要观点来证明上述条款隐含的共同思想立场与内涵,并得到一个线索清晰的答案。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是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劳动”具有的意义的重要观点,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观点形成与发展。简要而言,我们可以将主奴辩证法概括为如下命题:
  1.人的本质必须从相互关系中来理解。
  黑格尔认为,自由的人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独立性,也具有对他人的依存性与依靠性,因此自由的人是一种相互承认、相互平等的关系。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人就是“主人”,不具有自我的独立意识、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为他人的生活的基础上的就是“奴隶”[24]。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主奴的分化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奴隶失去了对自我、自为的存在价值的追寻。因此,人类历史出现“主奴”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立表现在:主人并不承认奴隶作为自主性的人的独立地位,仅仅是一种工具;奴隶也并没有自主性的自我意识,他们之间没有相互承认,即“凡是主人对奴隶所作的,他也应该对自己那样作,而凡是奴隶对自己所作的,他也应该对主人那样作。”[25]
  2.主奴的产生:个体“自我意识”的相互“生死斗争”而引起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主奴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产生、如何产生?黑格尔没有给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具体解释,这是马克思完成的工作。但黑格尔从个体的彼此独立意识必然相互争斗的哲学预设出发,做出了完整的解释。个体之间彼此不承认,在黑格尔看来,最初是由于他们的意识都是建立在简单的对自己的认识之上,黑格尔认为这没有摆脱动物性和简单直观的生命存在体范畴。[26]最终,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起他们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本质在于“要对方承认自己,而自己不愿意承认对方”,而斗争的结果就产生了作为赢家的主人和作为输家的奴隶。奴隶成为奴隶、无法具有意识到自己的“自为意识”的根本原因,黑格尔指出就是对“死亡的恐惧”。[27]然而,主奴关系一直建立在争斗基础上是糟糕的:无论是哪一方取消对对方,也就是取消了自己。因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是在要对方承认自己,自己却不承认对方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其手段又是死亡,如果死者是对方,那么自己又由谁来承认?如果自己死掉,那么对方来承认谁?”
  3.“劳动”是“奴隶”获得自我意识、与主人取得相互承认的关键。
  劳动(das Formieren),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中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改变事物的既成形态,同时给既成的事物以新的形态,从而表明劳动是对事物加工改造的活动,是对自然物进行‘赋形’的活动。”[28]可见,劳动的基本功能在于其实践功能:奴隶通过劳动创造世界,也供养起主人。
  然而,黑格尔深刻的指出,劳动并非仅仅具有实践功能,而且还具有认识功能:奴隶通过劳动认识到自己除去臣服主人的工具性价值外,经由劳动及其创造,奴隶也发现了“自我”,否定并消解了奴隶对主人的恐惧,他认为,劳动是劳动者对独立的劳动对象的改造,在这个创造独立的劳动对象的过程中,他也直观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在劳动中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自身是自在自为的存在着。”[29]
  换句话说,劳动不仅使得劳动者改造了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原来这个世界其实是他自己创造的,在创造出来的独立劳动对象面前,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发现了可以克服对主人恐惧的独立意识。更重要的是,主人也发现,虽然劳动是自己驱使奴隶,但真正强大的却是奴隶,因为是奴隶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如果自己的欲望要持续得到满足,只有依靠奴隶的劳动。因此,奴隶由于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所以他不可能永远受到主人的宰制;主人由于实际命运为奴隶所掌控,所以他终要承认奴隶的独立自由地位。这样一来,通过劳动主人和奴隶之间最终寻到了和解,实现了相互平等的承认。
  黑格尔以“劳动的作用”为核心的主奴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理解和认识“劳动”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谈到是“劳动创造出了劳动者”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30]
  马克思显然继承了黑格尔在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劳动的作用的重要立场。他认为劳动者不仅仅满足了自我,也满足了他人[31],只不过,这里的“奴隶”在他的立场下主要成为无产阶级,劳动的能力就体现为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劳动的作用最终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推翻主人的统治,经由革命而走向自由。这一点,继承了卢梭暴力革命思想的马克思比起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比起他仅仅停留在“相互承认”层次上的“和解”—带有明显的保守风格的叙事,又要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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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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