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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软法治理
【英文标题】 Soft Law Governance of the Cyber Society in Web3.0 Era
【作者】 喻少如陈琳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Web3.0时代;网络社会;硬法;软法;网络治理
【英文关键词】 Web3.0 era; cyber society; hard law; soft law; Internet governance
【文章编码】 1009-1971(2019)03-0008-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8
【摘要】 网络社会从原有的Web1.0发展到Web3.0时代,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应从实行监管走向提供个性化服务。传统的硬法规制模式因滞后于网络社会的发展而亟待变革。软法以其协商、平等、民主等特点契合了治理转型的需要,并通过自我规范、利益导向、组织规训、硬法指引等机制发挥其独特作用。软法治理应通过明晰软法的目标和定位、规范软法的制定主体和程序、构建“柔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来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发展。
【英文摘要】 The cyber society has developed from the Web1.0 era to the Web3.0 era, and the model of governance should shift from regulation to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e traditional hard law governance model needs to be changed because it lag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cyber society. Meanwhile, Soft law,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negotiation, equality and democracy, meets the needs of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plays its unique role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self-regulation. Soft law governance should realiz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yber society by clarifying the goal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oft law ,standardizing its subjects and procedures, and constructing the "flexible"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7065    
  
  网络社会不是法外之地,其治理离不开法治。法治有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其中‘硬法’是指那些需要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而‘软法’则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发展,以物联网、大数据、语义分析为代表的Web3.0时代来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中的风险也开始向现实社会转移,并与现实社会已有的矛盾交织重叠,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对象的复杂性,给法治中国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现有的硬法治理模式因其滞后性、高成本和非常态化等问题导致治理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出现大量法律规制的“林间空地”。硬法治理的困境和网络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软性规范致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软法理论,参与式、渗透式、覆盖式的软法治理模式成为转型的新方向。
  一、网络社会的发展及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
  (一) Web1.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在Web1.0时代的网络社会中主要存在三类角色:政府、站点、用户。以早期的新浪、腾讯、搜狐等集成式门户网站为例,站点负责发布更新各种门类的信息,用户以浏览网页中已编辑好的内容来达到搜集和整合信息的目的,而政府则主要扮演着信息监管的角色(有时也是信息发布者)。由此可见,在Web1.0时代信息是以“门户网站”为中心单向传播的,与之匹配的网络社会形态总体表现出封闭性、单向性和静态化的特点。
  在这种形态的网络社会中,政府主要采用信息监管的方式进行治理。政府只需要对各门户网站把好关,颁布一系列的内容审核标准,便可以维持好网络社会的秩序。这种网络发展初期的政府管理和服务被称作政府1.0模式,政府通过管制可以督促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来对不良不实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但是,由于这种“内容管控”“资质审批”的强监管模式忽略了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需求,因此不利于激发企业和公众的创造力。
  (二) Web2.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Web2.0时代突破了门户网站菜单式的单向传输方式,开放式平台的出现产生了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网络社群,用户能够通过人人网、开心网、博客等平台发表观点,与他人交流意见,从原有的信息接收者变成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Web2.0也因此被视为以“用户”为中心、强调交互性的网络社会形态。
  Web2.0让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互联网技术快速改变着网民共在模式,而共在模式的换代又制约着网络治理的成效”{2},原有的管制模式在Web2.0时代显得愈发捉襟见肘。一方面,网络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政府无法进行针对性管理,不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在不同的区域内自由流动,内容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固定的门户网站,无法像以往那样实行点对点的监管,加大了管理难度;另一方面,“节点”之间相互耦合构成一张巨大且无地域限制的信息网,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呈井喷式增长,原有的内容审核机制已经无力甄别和处理如此海量的信息。据此,有学者提出与Web2.0相对应的治理模式,即政府2.0模式,其旨在将网络社会打造成一个国民互动、资源整合、共同创造的全新平台,其工作重心从以往的关注方式(技术)转移到关注结果上来,这标志着政府必须从旧有的条块分割的官僚科层管理结构迈向一个开放、协同的扁平共治结构。随着网络的线上线下界线越来越模糊,传统的政府职能边界和部门藩篱慢慢被打破,社会组织、网络服务供应商、公民都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4G技术的成熟和APP应用软件的开发将网络社会的发展进程往前推进一大步。网络社会的“入口”不再局限于互联网浏览器,在整合了Web1.0的基础架构和Web2.0的交互思想的基础上,Web3.0时代来临了。如果说Web2.0是从时间维度上将用户纳入互联网的范畴,那么Web3.0则是在空间上将用户纳入互联网,它依托智能终端设备实现了真正的“Anytime”、“Anywhere”、“Anyway”。同时,Web3.0还将Web2.0的社交思路与具体产业相结合,“互联网+”激发出各行各业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互联网摇身变为一个泛在的数据库,大数据(Big Data)、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技术(VR)的运用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Web3.0实现了诸多技术的新突破,它以“个性化”为中心,强调用户参与和用户体验,从提供广泛服务向提供深度个性服务拓展,这意味着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主体、更加细化的用户分类和更加多元的用户需求。基于Web3.0时代的特征,韩国率先提出政府3.0的概念,旨在“通过通信技术为民众提供定制化服务”来回应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激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政府3.0模式包含着三重含义:打造透明型政府、能力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意味着信息的共享和公开,政府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当吸纳公民意见,运用Web3.0的即时沟通技术与公民进行深度交流合作。能力型政府强调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政府与民间有技术能力对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开发的公司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协调运用大数据进行公共治理,解决网络社会中面临的问题。服务型政府则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和公众导向,运用技术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公共服务。
  二、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硬法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困境:高权行政模式下硬法规制的效力局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中国5G技术的研发正如日中天,未来智能化的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对照上述不同时代网络社会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已经从Web2.0时代迈向Web3.0时代。然而,治理模式却没有跟得上网络社会变革的速度,政府治理陷入了“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尴尬境地。目前中国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带有明显的Web1.0时代“高权行政模式”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治理手段上仍对硬法规制方式“情有独钟”。硬法对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现阶段的网络社会中却暴露出其潜在的结构性缺陷。
  其一,在制定主体上,硬法通常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存在着参与性不足的问题。硬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其主要是通过设定网络参与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行为模式和法律责任来达到规制目的,强制要求其作为或不作为,以此来维护公共秩序。硬法的制定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主义色彩,公共意志很容易被国家意志所忽视或排斥,公众意见以及民间习惯法中的合理成分很容易被遮蔽。由于硬法无法深入到网络社会自发形成的内生秩序之中,因而在适用时势必会遇到某种供需上不适配的情况,甚至产生执行困难。
  其二,在制定过程中,硬法存在着立法成本高和滞后性问题,难以应对网络社会的极速发展。每一次互联网技术的革新都意味着网络公共领域的扩张{3},法律制定的滞后性和其调整对象的复杂多变性之间构成一对潜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硬法的制定要经历起草—审议—表决—公布的过程,一部法律的出台意味着较长的周期、严格的程序和高昂的成本,因此,硬法难以及时、有效地规制好、解决好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新技术、新业务和新问题。
  其三,在运行效力上,硬法难以针对失范现象进行及时反馈,存在着回应性不够的问题。硬法滞后性的特质决定了其无法迅速对网络社会中发生的失范现象进行回应,而只能提供框架性、原则性的保护。目前中国对网络社会的秩序维护和失范现象整治主要是采取“专项治理”的方式,一般由网信办牵头,联合多个部门,运用行政手段,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社会某个或多个领域存在的乱象进行整治。这种运动式的网络执法的确能在短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面对网络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是“鞭长莫及”。
  其四,在惩戒机制上,硬法存在着手段刚性、方式欠妥的问题,容易造成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和冲突。硬法规制是一种强调国家公权力的外部规制,遵循“命令——服从”的逻辑,这种模式下的网络治理通常采取的是以罚代管、以堵代疏的方式,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网络行为就对违规主体施加相应的惩罚措施。诚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及社会稳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不贷,但网络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失范却并未触及法律的行为。对于这部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行为采取“一刀切”的惩治方式明显欠妥,对于一些不必采取刚性手段的失范行为,硬法规制极有可能会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当侵犯,引起纠纷。
  (二)出路:治理转型与软法治理的引入
  硬法规制的效力局限性充分反映出高权行政治理模式的不足。有效的治理有赖于客观上技术条件的进步和主观上治理模式的适配。Web3.0解决了技术上的障碍,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选择,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亟待治理模式的转型。
  其一,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开放性,价值理念需从管理走向治理。传统管理理论是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强调国家在社会运转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以强制力为保障进行单向度统治,以此达到维持社会有序运转的目的。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和路径依赖的惯性,当网络社会失序现象出现时,政府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和硬法规制,这仍然难以摆脱浓厚的管理色彩。在反思国家中心主义管理模式的基础之上,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管理以及相互协作,以此来促进管理的法治性、公正性、效能性、回应性和可接受性。随着技术藩篱的不断突破,愈发开放的网络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渗透性、过程性和回应性的治理,单向度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合高度开放的网络社会了。
  其二,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单一主体治理需向多中心协同治理转变。互联网的技术设计本身就具有多节点、无中心性,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节点比其他节点更具优势地位,“网络在结构上最大的影响是分权;人和事都不再依赖一个中心点彼此连接”{4}。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至少存在着管理者、网络运营商、网民、网络组织等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之间既相互耦合又相互独立,具有明显的“去绝对权威”的特征,每个节点、组织都有权发布信息、制定规则,多个权威中心的态势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单一主体治理难以为继,不同网络社群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和相互协作来维系网络社会的自发秩序。不过,多中心主体之间的无序竞争可能会造成网络社会的混乱,所以要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协同治理,尤其要“注重发挥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作用”{5},从各个治理主体的自治自管转向共建共治。
  其三,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风险性,亟待治理策略从压力推进转为问题导向。网络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多样态的复合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时空高度压缩、参与主体虚实交融让不确定性成为网络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网络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险的多重冲击,线上线下的紧密联系让网络社会中的风险开始逐渐向现实社会蔓延。传统的治理模式由于自身存在着滞后性和回应不足的缺陷,往往容易忽视那些未成气候的诉求和风险,只有当风险逐步外化、形成强大的压力之后才会被政府纳入治理范畴,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应对策略。网络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需要主动、积极的秩序维护者,政府治理不能依靠以往的压力推进,而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积极回应,化解公共危机。
  治理模式的转型意味着治理方式的变革,一种与硬法治理方式相对应的软法治理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从表现形态看,软法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国家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国家机关主导制定的政策、通知及指导意见等软法文件与成文法中的“软法规范”构成;二是社团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组织化的社团所制定的自律规则、专业标准等规范构成;三是公众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非组织化的公民针对其所组成的社群而制定的社群规则或行动纲要等构成。从法的核心属性即规范性来看,软法亦法。尽管硬法与软法同样具有规范性,但在法律责任的实现上二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软法主要以网络社会成员之认可为基础的自我约束来实现软法责任,而硬法则是以公权力机关的单方命令形式来实现硬法责任。软法的约束之所以能得到遵从,其主要源于网络社会成员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软法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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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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