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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政治体制改革:人治——法治的转变
【作者】 张树义【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4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234    
  时下人们给予极大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法制建设意味着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中法制建设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法学界经常思虑的问题。辨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既是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法制建设正常发挥其作用的必要条件。
  (一)
  法制建设受到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者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曾多次提及,并辟有专题对法制建设进行阐述,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然庆幸之余,不免心中存有一缕忧思,千年古国的传统能否在一场变革中清除,政治体制改革对法制建设的蕴涵到底为我们认识了多少。很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是一种军事的、战时的体制,如果用“高度集中”来概括这一体制的特征是再恰当不过了。高度集中不过是这种体制的总特征,它的表现形式却涉及到许多方面,诸如组织形式、权力分配、政治结构等都呈现集中化的态势。就组织形式而言,党的组织权力化,企业单位、群众团体行政组织化,单一的行政组织形式取代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形式,且多处于混同状态,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群不分。我们每设立一个组织,不论其性质上是属于经济组织,还是群众团体,都要有一个主管部门,都要有挂靠单位。组织形式的行政化使各个组织失去其独立性和主体地位,它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提供了组织基础。组织形式的集中正是权力高度集中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它把各种组织构筑成一种垂直状态,通过隶属关系来达到权力集中的目的。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各部门,政府的权力集中在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则由某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作为政治结构内部的组织单位和个人失去它所应有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每个包含其中或隶属其内的组织和个人只需要听从上级指示,对上级负责,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便依据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人为地编织构造起来。严格说来,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不需要法制。因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人治。在行政隶属关系中,认同的标准是领导的指示,行为的准则是上级的文件,各组织的行为都只须顺应某个领导的指示,某项文件的精神。行政命令替代了法律,上级指示就具有法律的效力。
  从体制上理解我国的政治生活,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方面的诸多现象就很容易理解。新中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许多侵犯公民各种权利的事件,但是,最后解决并不是通过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处理,而是由党政部门根据党的文件、精神以行政手段解决。人们并不依靠法律解决这些问题,部分是因为人们并不认为这些是法律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隶属支配一切的政治结构中,解决纠纷最有效的途径是诉诸行政系统。只有通过行政系统才能达到权力的顶峰。于是,信访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制度在我们传统的体制中发展起来,并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揽了传统体制下产,丰的大部分纠纷。尽管这种方式很少行之有效,但在行政隶属状态中它却是唯一可以实行的方式。因此,轻视法制的根源深埋在我们所建立的体制之中,正是体制上的原因造成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弊端,包括法制受到践踏。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探究法学落后的原因,总是偏重于思想观念方面,而对中国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对法律的要求则研究不够。当然不能低估思想、观念对法学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却是缺少实行法治的社会基础。只要这种体制不变,官僚主义、轻视法制等现象就无法消除或有效地限制,我国的法制建设就无法走上正轨。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伴生现象——轻视法制与我国传统观念不谋而合。在传统体制下,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也是偏颇的。法律既不是个人主体地位的保证,也不是公民捍卫其权利的武器,法律是工具,是手段,是传统体制的身外之物,人们不过是借助法律来维系这种体制。仿佛法律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只不过是工具,是载客之舟,一旦将社会送到现代化的彼岸,法律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种观念,心态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何其相似乃尔,而与现代法律观念则相去万里。传统的法律价值观是维系旧体制的有力工具,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旧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都在变革之列。应当明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包括传统法律连同相应的观念、心态的彻底否定,需要建立与新的政治体制要求相适应的法律、观念和心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蕴涵着一场法的观念的变革,不破旧的法律观念,用需要加以变革的观念来指导或看待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将法制建设列为重要内容,而政治体制改革中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二)
  政治体制改革将引起我国政治结构及其政治目标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的一种发展。在这种政治发展中,法制建设应当处于何种地位呢?
  政治发展研究之于人类社会历史,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神权政治、专制政治、法治政治。
  1.神权政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政治主要受着神意支配。刚刚摆脱混沌状态的人类尚没有支配政治生活的经验,人们求神问卜以定行踪。从图腾崇拜到宗教信仰,都深深刻着人类自身之外不可克服的力量——神意的痕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西欧历史上的“君权神授”都是神权政治的生动写照。
  2.人治政治。随着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发展,智慧赋予人类本身以各种能力,人们转而求之于自身,试图摆脱各种外在因素的控制,社会政治进入人治阶段。世界史上市民社会,世俗国家、政教分离的出现,表明神权政治的终结,而君主专制则意味着人治时代的到来。人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专制政治,因为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统治完全建立在君主个人的意志之上。君主个人意志成为支配政治生活的准则。
  3.法治政治。人类政治生活获得革命性变革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国家和个人的思想模式根本推翻,而代之以更新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国家的思想方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了民主政体、分权学说和法治政治的观念,倡导“法律至上”,由此开创了人类社会“法治政治的时代。尽管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并不能把法治政治贯彻到底,但把“法治”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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