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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是立足现实,还是从理性出发?
【副标题】 谈谈关于新闻立法原则的若干分歧【作者】 胡绩伟 常大林
【分类】 文教卫生管理法【期刊年份】 1988年
【期号】 11【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174    
  言论只要未触犯法律,尽管被某些人认为是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能因此剥夺言论者的出版自由,更不能因此对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任意加以限制。制定一部切实保障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必须强调理性地对待现实的原则。
  尽快立法保障新闻自由,正成为日渐增多的人们的民主要求。然而,新闻法却迟迟制定不出来。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制定新闻法的基本目的和原则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尚未取得某种程度的科学的共识。
  分歧的焦点,是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现时的新闻自由还很不充分,新闻法应成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法,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等原则,鲜明而具体地确认和界定新闻自由,使之能够更充分的实现,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现在的新闻已经相当自由了,严重的问题是新闻自由的滥用。因而新闻法应以管理、限制为主旨,着重制止新闻自由的滥用。某些强调保护和限制并重的主张,因强调以限制为主,往往也属此类意见。
  在新闻立法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无法避免的。表现为条文和制度的法律,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对现实的被动的直接反映,而是人的理性的创造物。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自觉,事实上都是为达到一定目的,根据一定原则来制定法律的。我们的法律应该建立在多数人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产生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应该“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4页)为了形成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意志,就需要理性地对待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将分歧束之高阁,不闻不问甚至限制对分歧的探究,或者避开分歧。都无助于共识的形成。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和正视分歧,研究和讨论分歧。应该努力造成一种民主、自由、平等的研讨环境:各自无所顾忌地摆出自己的真实观点,找出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使自己的主张更切合实际,更适应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更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经过这样的研讨,或者某种观点被一些人放弃,或者某种观点被多数人接受,或者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相互纠正和补充而趋于一致。才有可能真正形成科学的共识,促成新闻立法的实现
  应该指出,认为现存新闻已经相当自由了,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由来已久。建国初期,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误解了列宁的某些论断,认为人民既然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实现了高度民主;理所当然,新闻自由也就是很充分的了。然而,这种看法被后来的许多事实所否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使许多人认识到,对新闻自由状况的误解,不仅与实际不符,而且危害颇大。可惜,有些同志对此缺乏科学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仍然作如是观。
  于是,这种看法转化为:如果对现时的新闻自由的状况还不满意,要求更充分的自由,就是要搞资产阶级那一套;甚至认定谁要求新闻自由,谁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实际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的极“左”观点的反映。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行,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所谓“资产阶级那一套”,采取比较客观和全面认识的人也多起来。这样,将上述说法挂在口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近来,这种看法又变为:新闻自由妨害安定团结。具体说法不一,较明确的一种是,新闻法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如果口子开得太大,不利予安定团结。显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有些人看来,公民对新闻自由的享有,似乎不是由法律严格界定和确认的权利,而是个人可以随意使用、随意对待的手段。既然有人借口新闻自由有可能造成一种想登什么就登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无法无天的状态,他们也就有权根据自己认为的理由,而不是根据法律规定,将新闻自由的口子随意开大开小。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里的具体实施,是受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如果新闻自由的范围可以随某些人的意愿扩大或缩小,宪法的规定还有什么意义呢?公民享有的自由和权利是有其确定含义的,是不能随意解释的。正如不能把婚姻自由硬说成淫乱放荡,不能因为反对淫乱而反对或限制婚姻自由一样,也不能把新闻自由和胡说八道等同起来,而对其加以限制。言论妨害了安定团结,当然不好,如已触犯法律,自然应依法惩处。但是,只要未触犯法律,尽管言论被某些人认为是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能因此剥夺言论者的言论出版自由,更不能因此对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任意加以限制。
  有的同志认为新闻自由会妨害安定团结,是因为他们还未从“舆论一律”的传统影响中解放出来。高度集中统一、家长制和一言堂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某些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总以为,意见一致、一致拥护、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是好事,是正常,而勇于批评建议,报导错误缺点或者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就不是好事,是不正常,因为这样就会影响甚至妨害安定团结。还有一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化,他们怕新闻自由的实现和舆论监督的施行,会揭发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或者坏事丑闻,因此,就以妨害安定团结为借口来反对新闻自由。尽管上述想法的出发点不同,结论却是一致的,即新闻自由的口子不能开得太大,都主张把新闻媒介管严管紧,连报刊该登什么、不该登什么的权力,也不能放给总编辑。显然,这与宪法确认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是不一致的。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应该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们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权利,而不论其思想和意见是否正确。否则,只许对某些问题发表某些人认可的意见,还有什么自由而言?无疑,我们应该努力保持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如果这一局面的保持是以限制甚至否定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前提,是以否认民主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安定团结,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是否于人民有利,为人民所需要?这是大可研究的。
  对于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否应再加以法律以外的限制,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不对言论出版自由加以限制,岂不就成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无政府状态?这虽也有一些误解。首先,凡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是有明确界定的。没有这种界定,也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最基本的,也是最明确的界定,就是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利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规定当然是属于限制性的条文。但是,它限制的不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是损害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具体到保障新闻自由的新闻法中,也应有类似的限制性条文,例如,不得发表仇视、反对或旨在颠覆国家的言论,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煽动民族分裂,不得发表色情、淫秽的文字,不得扰乱社会治安,不得发表不真实的材料,诽谤他人,不得发表有关个人隐私的材料,不得损害司法尊严等等。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对这些违法行为的限制和惩处,才有了对新闻自由的界定,也才造成了新闻自由充分实现的条件。就是说,在法律界定范围内的新闻自由,就应该是充分的,而不应再加以任何限制。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宪法和有关法律中的限制性条款的提出。我们认为,它的提出,只能以界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和目的,否则,这些限制的根据和目的又是什么呢?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只有绝对服从皇权的义务,而无任何法定的权利。专制制度下的法律,所做的种种规定,都是为了恐吓和惩戒人民,以维持封建统治。这就使中国社会既缺乏公民的权利意识,又缺乏立法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意识。因此,在制定旨在进一步确认和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时。有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首先想到的仍然是限制。象某些法规那样,把限制性条文作为主体,主要是“不准做什么”,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而公民究竟该做什么,究竟应享有哪些权利和自由,就写得很抽象、笼统和含混。
  另外,因为有些入限制的目的和根据不明确,可能限制的就不是违法行为,而是法定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比如,所谓“对滥用新闻自由的限制”,就可能造成这种结果。因为,人们在施行新闻自由时,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即使被指控为“滥用”,也仍然有权照“说”不误,不受限制;而如果因言论出版触犯了法律,如构成诽谤、诬陷、泄密等行为,也就不是对其新闻自由的限制问题,而是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的问题了。
  还需指出的是,对于新闻自由是保护还是限制的分歧,表面上是由对当前新闻自由实现状况的估计不同引起的。实际上,分歧的实质在于,是否把言论出版自由视为公民的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贵权利。当前新闻自由尚不充分,我们固然要强调新闻法的保障作用。即使新闻自由在今后普遍充分实现了,我们也要继续保障它。如果认为新闻自由太充分了,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就该加以限制,那还是因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缺乏应有的尊重。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制定中的新闻法究竟应该立足于我国现实,把已有的新闻工作经验和已取得的新闻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还是应该按照理性的要求,制定一个理想化的“超前”的新闻法?他们认为,当然是前者。这里,同以上各种对新闻自由的误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即没有把新闻自由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胡说八道”等坏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好的理想,只不过认为太理想化了,“超前”了。当前办不到,不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
  其实,立法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活动,不能不出于某种理性要求。制定一个保护新闻自由的法,是出于一种理性要求;制定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也是出于另一种理性要求。问题是这种理性要求合不合乎人的本质发展需要,合不合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能不能形成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是现阶段应该具有的、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目的的理性要求,还是经过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理性要求。所谓“超前”,如果是指超越现阶段的实际,幻想做那些明明不该办,也办不到的事情,当然是不可取的,如果勉强去办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然而,如果是根据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初级阶段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创造新的更适合人的需要和发展的思想、途径和目标,这种“超前”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努力去办,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无论是就立法本身而言,还是就社会进步而言,都已表明,没有“超前”,就没有立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新闻立法原则的问题,是“立足现实”,还是“按理性要求”来制定新闻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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