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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法学与行为科学
【作者】 史焕章【分类】 法律教育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12
【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195    
  “只有人类行为结果被揭示的前提下,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受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自从钱学森同志提出把行为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以后,行为科学的研究、普及、应用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88年年初,中国行为科学学会行为法学专业委员会也已正式成立,这就为在行为科学与法学的结合上,建立和发展行为法学,开创了良好的先端。但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赖共同开发和研究。本文仅就法学与行为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探讨意见。
  行为科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心态的科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结构、特征及其规律的科学。西方学者将其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目的在于加强对人的行为的预测、管理和控制,并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法学是从法制角度对社会和公民的作为或不作为进行调整和控制的一门科学。其研究的对象,也离不开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及其心态,因而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必然的。行为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一般行为,而法学则偏重于研究人的特殊行为,即特定的法律行为。正如著名行为学者杜勃林所说:“只有人类行为结果被揭示的前提下,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这也说明了行为科学与法学等其它涉及研究行为的学科的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法学与行为科学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说:“审判者以心治心者也。然知心必究于形,再由形入心,两相较计,才能得其真。”故“法者由心而定于形,使司法者由形而复之于心”。(《理想国》)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应用行为科学的原理来论述法律行为的实践过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有同样的表述。其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则有更清楚的说明。他说:“法的规定虽在于行为,但法的精神则在求得其内心意思表示的真实。”现代所谓实用主义法理学派庞德、波酱尔等也认为“行为理论在法理上的应用,是合于我们的证非原理的。即法律虽以人的行为为依据,但法庭审判的真正成功,则在于证明其内容。”(《关于法的理性批判》)。
  我国历代的学者,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没有象西方那样受到宗教的控制和干预,所以有关行为科学的思想就有更大胆的表露。如三千年前的《尚书、康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维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意思是说,有罪虽小,如属故意侵犯人,且坚持不改的,必要处以死刑;有罪虽大,如属过失,且有侮改表现,就不当处死刑)。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法学与行为科学结合研究的心理学方法了。汉代的董仲舒则用案例来说日月行为科学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如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又说父与人斗,儿援之,误伤其父,依当时律当抵,无害父意,不当抵。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更是将行为科学的原理应用到人的管理上。如他在《知人性》中说;“夫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即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此测人志、变、识、智、勇、性、廉、信之要者也。”他的方法可说并不比现代管理心理学中的人格、能力测验逊色。更令人震惊的是与诸葛亮同时代的刘劭所写的《人物志》,它的内容简直可与现代管理心理学相媲美。美国人把它译成《人类能力的研究》一书出版,来扩大对它的研究。可以说,这是我国准一被介绍到西方有关行为研究的一部古代专著。
  法学和行为科学的关系,虽然早有人述及,但还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现在已经到了开展系统研究的时候了,藉以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并将其与法学结合起来,形成一门崭新的学科——行为法学,以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提高与发展人的素质的问题。法学由于是一个涉及人的行为问题的学科,直接关系到提高与发展人的素质的大问题,所以,人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才是人的经济行为等问题,自然成为法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从法学角度与按法学的行为归类方法来观察,人的行为可分为:(1)生理行为;(2)自然行为;(3)社会行为等三个层次,并可在社会行为中引出经济行为作为第四个层次。对于生理行为、自然行为以及一般正当的社会行为,法制要对它们进行调整和保护;而对于社会行为中的那些违法犯罪行为,则必须进行制约(惩罚)和防治。但对社会行为中的经济行为,又要分层次地进行调整、制约和促进。因为经济行为中有积极的行为、一般行为与消极的退行性行为等区别。法制在这方面的作用,自然要对消极性的经济行为进行制约和调整,对一般性的经济行为要进行适当调整和促进,使它向积极方面转化;对于积极的经济行为则应进行支持和激励,加速其发展。
  法学在与行为科学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本身也在逐步提高与进步。如在过去的时代,有的犯罪并没有表现为行为而被判罪(如“腹诽者死”)。现在若干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仍有这种状况。有的法律虽规定犯罪要有行为,但有些落后的国家仍在利用他们的法庭——这个“活”的法律,在事实上否定这个规定。所以,对法学的“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这句至今已烂熟的话,也要经过人民的斗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就为此与普鲁士统治者作过斗争。他向人们控诉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是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是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而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阴险的陷井。”可是马克思终于从此被驱逐出境了。
  从行为科学对行为产生的理论来说,人的行为来之于行为人的动机。因为没有社会人的动机,是决不会有人的社会行为的。而动机又为需要而产生。人的需要不论来自外部的或内部的影响,总是一种人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发展到需要而形成动机时,行为就在动机向目的行进中产生了,既然行为产生的基础是需要,那么,从社会人来说有几种需要呢?行为学家认为,需要有基本需要和一般需要两种。一般需要可以因不同的原因而产生,它们是无定的,它们被追溯到不能追溯时就是基本需要了。所以基本需要是一种“似本能”的需要,它实际是一种人的内心潜能或趋势。这种基本需要有五种:(1)生活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或交往)需要;(4)自尊需要,(5)自我实现(或创造)需要。这五种需要虽有一层高于一层的层次,但也可以同时产生的。各种需要对行为的支配力量不是同一与平衡的,在各个人中也各不相同。对自己行为支配力量大的叫优势需要。一般说来,较高层次的优势需要的出现是在较低层次需要优势出现之后。行为学家向我们提出,一个新需要在优势满足之后出现,是缓慢地从无到有逐渐产生的。假定某个优势仅仅满足了百分之十,那么,另一个需要优势可能还没有动静。假如前一个需要优势满足到百分之廿五时,那么另一个需要优势才可能显露百分之五。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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