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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完善刑诉制度强化律师的辩护作用
【作者】 张丽华【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1994年【期号】 4
【页码】 104
【摘要】 律师辩护工作开展以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辩护乏力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备阶段的分析,阐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有关辩护律师法律地位及其辩护作用的一系列不合理规范,以期完善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强化律师的辩护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4    
  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早已以“国家法律工作者”的面目跃然于《律师暂行条例》中,但是,多少年来的诉讼实践却越来越证明,辩护律师的实际地位与此相距甚远;辩护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刑诉制度中缺乏系统的、强有力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措施,出现了目标和手段的严重失衡现象。本文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有关阶段对辩护律师在各诉讼阶段的权利保障方案提出一些带有建设性的设想,以期对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强化律师的辩护作用有所裨益。
  一、侦查阶段
  从广义上说,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必要阶段。在此阶段,从某一公民成为侦查对象开始,该公民就具备了成为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可能性。侦查人员于此阶段在国家权力允许下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诸如搜查、检查、扣押、预审以及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调查案件事实、收集证据,以备起诉之用的目的。与此相对应,既然国家机关的刑事追诉活动以审判阶段为中心,并可以向前延展到侦查阶段,那么,被告一方的刑事辩护活动也应同时延展到侦查阶段。这就意味着,刑事审判过程中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权利等对应关系都应适用于侦查阶段。因此,与国家机关一整套的刑事侦查活动和相应的权力相对应,被告一方的辩护活动与权利也应同时实现。这些权利与活动主要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公民第一次接受刑事调查,其嫌疑人的地位被明确开始,就应有权利聘请律师帮助其行使辩护权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律师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则只规定审判阶段律师可以介入。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既然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必要阶段,因此,伴随着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律师也应同时介入。在侦查阶段,某一公民可能被确定为刑事追诉的对象,从而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人身自由、民主权利也会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之刑事诉讼立法的不完善和司法实践中难以杜绝的违法现象的存在,这种侦查阶段对被调查者自由、权利的限制还有可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受自身文化水平、法律素养、表达能力等方面条件限制的被调查者(以后简称被告人)往往很难独立实施辩护行为。即使勉强行使,也难免词不达意甚或片面,从而导致辩护不力的结果。因此,在立法上,明确辩护律师从被告人第一次接受刑事调查开始就可以介入诉讼活动,是律师协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良好开端,也是实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功能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到目前为止,我国律师还不能在侦查阶段进入诉讼。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担心律师介入会泄漏侦查秘密。而为了预防和惩罚泄密行为,国家可以另行立法,但绝不能因此而拒绝律师在侦查阶段进入诉讼。
  (二)设立一种以辩护律师为担保人的取保候审或保释制度,以避免因被告人被拘留或逮捕而使其自由、权利受到不必要或者不适当的限制
  公民一旦被确定为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对其实施拘留或逮捕时,或者虽已有足够的理由与证据,但采用取保候审或保释足以继续正常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应允许律师出面以辩护人的名义承担起担保人的责任,保证被告人随时应传到案,并不犯新罪。担保的手段可以单独采用律师的人格保,也可以在被告人自己提供保金的基础上,另外再配以律师的人格保一当被告人不到案时,如果与律师的过错有关,可对律师处以相应的罚款、暂停营业或在情节严重时吊销执照,必要时(如帮助被告人逃跑的)可直接追究法律责任。
  (三)针对侦查阶段侦查手段与被告方力量对比悬殊的问题,为了在诉讼本质上保证控辩双方的力量达到基本平衡,法律应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
  当被告人被刑事调查时,作为辩护人的律师,有权在每次讯问时在场,并有权对与案件无关的讯问及不当的讯问提出异议,而且应有权以录音、笔录甚至录像的方式记录讯问经过;另外,与侦查机关的刑事调查活动相适应,律师从侦查阶段起,也应有调查等收集证据的权利;同时,律师也应有权参加现场勘验、侦查实验等活动,也可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直到审判时,将上述调查活动所得的证据提示法庭,并以这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当然,在律师进行上述活动时,应配以相应的律师立法,以防止并惩罚律师可能有的泄露侦查秘密或其它违反法律及律师职业道德的行为。
  二、起诉阶段
  在起诉阶段,检察院要对侦查结论性意见进行审查,必要时还可补充侦查,最后分别不同情况,作出不起诉、免予起诉、起诉三种决定。在此阶段,被告人有的已被拘留、逮捕,有的已被采取其它强制措施,有的虽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但还可能被讯问、调查等。因此,同样需要律师与被告人共同担负起行使辩护权的任务。
  尤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对被告人做免予起诉决定时,律师应有权提出辩护意见。因免予起诉是在有罪认定的前提下,对被告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为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保障被告方辩护权的行使,在检察院对被告人做免予起诉处理时,笔者认为,律师应有独立的异议权。即律师在接到免予起诉通知后,如认为决定有错误,则可在法定期限内将针对免予起诉决定的辩护意见书面呈给做出原决定的检察院。检察院一旦接到异议书,根据案件情况只能以两种方式处理,即或撤销案件或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决。
  三、一审阶段
  审判阶段是诉讼的实质阶段,也是律师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关键阶段。怎样才能使律师辩护的效果落到实处?笔者认为,从下列两大方面进行改善,才可能寻求到最佳辩护效果。
  (一)建立一个对控辩双方都公平、合理的审判环境,彻底解决先定后审、先入为主与审判分离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起诉后,法院要对已有的全部案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案情清楚,证据充分即可开庭。反之则要退回补充侦查。这种开庭前对案件进行粗略审查即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往往就是案件的判决结果。如此先定后审,致使审判本身失去了独立的实质意义而流于形式。而在现实中,庭前审查的结论往往就是院长、审判委员会的意见。法庭组成人员依照判决者的意见开庭审理时,由于判决者并不参加庭审,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发表的辩护意见、诉讼主张就无从了解。即便是庭审后阅读法庭笔录,也无法与开庭时直接听取律师言词辩护的效果相比。而参加庭审的审判人员虽然了解案情,但他们又常常是审而不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辩护作用能否发挥及发挥的程度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庭前审查的案卷材料主要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预审卷、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卷与起诉卷。这些材料均为起诉方及协助起诉方(公安机关)调查、收集、认定的证据材料,即多为“控诉证据”。庭前审查时,这些控诉性证据材料必然会影响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导致审判人员先入为主,难于重视和吸收律师的辩护意见。辩护乏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解决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分离等问题的方法是检察院起诉时只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法院在审查起诉书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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