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关于唯刑主义观念及其弊害的探讨
【作者】 苗生明王积国【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94年【期号】 4
【页码】 27
【摘要】 本文认为,我国近十余年来与犯罪作斗争的实践表明。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与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刑事政策上的唯刑主义倾向。唯刑主义,是指人们基于对刑罚预防犯罪功能的过分推崇,寄于刑罚以过高的期望值,从而将刑罚视为防治犯罪的唯一手段的观念。如果用这种观念左右国家的刑事政策,必然导致刑事政策上的重刑主义倾向及忽视个别预防的一般预防主义倾向,同时还会排斥刑罚外的综合预防。作者最后认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摈弃唯刑主义观念,代之以刑罚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综合预防主义观念。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1    
  
  从1983年开始“严打”至今,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部门一直在努力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然而,犯罪形势却背离刑事政策的既定目标,全国刑事发案率在短短三年的下降后迅速回升。特别是,大案要案及特大案件急剧增加。据统计,1988年全国严重案件发案率比1987年上升65.7%;[1]1989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30.27%,其中,重大盗窃案件上升95.27%,抢劫案件上升68.08%,故意杀人案件上升15.29%;[2]在1988—1992年的5年中,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平均每年上升7.9%,其中因犯重罪而被判重刑(指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就占了判处人犯总数的34.9%;[3]1993年,全国法院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的重刑犯占了总数的38.48%,比1992年又上升了3.86%。[4]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使人们忧心忡忡,并愈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不禁要问:刑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认为,从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的局限性及犯罪滋生的原因看,犯罪形势恶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刑罚自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唯刑主义倾向。
  唯刑主义,是指人们基于对刑罚预防犯罪功能的过分推崇,寄予刑罚过高的期望值,从而将刑罚视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的一种观念。在唯刑主义者看来,刑罚是预防犯罪的“万能工具”和“灵丹妙药”。全面考察我国10多年来的现实与实践,不难发现,在与防治犯罪有关的方方面面无处不显现出刑罚“万能”的唯刑主义观念的烙印。其主要表现是:
  (一)我国刑法理论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在苦苦探寻防治犯罪的理论与对策时,其着眼点往往囿于犯罪与刑罚自身理论的研究。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常常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及刑罚份量的轻重选择,而对于被公认为防治犯罪最重要措施的综合治理理论却重视不够,有关综合治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
  (二)从1983年“严打”以来,特别是“严打”开始后的最初几年,我国的刑事政策似乎忘记了对犯罪的综合治理,继续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而将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归结于立法之不够严厉与司法之“打击不力”。立法及司法部门的有些同志对此亦深信不疑。于是在立法上表现为一再加重刑罚的份量,适用死刑的罪种从1979年刑法规定的19个成倍地增加;在刑事司法中,判处死刑的标准放松,死刑犯逐年增加。
  (三)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群众更是无法摆脱唯刑主义观念的束缚,对于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许多人指责司法机关“打击不力”。人们谈起犯罪,常常咬牙切齿。
  总之,在谈及防治犯罪的对策时,人们的视角大都紧紧盯住刑罚,并寄全部希望于刑罚。刑罚成了人们对付犯罪的“万能工具”。
  应当认识到,唯刑主义观念实质上隶属于理想主义的哲学范畴。如果用这种非现实的观念左右国家的刑事政策,势必导致以下严重弊害:
  (一)唯刑主义观念必然导致刑事政策上的重刑主义倾向
  唯刑主义与重刑主义同源于理想主义哲学观,这决定了二者总是密切联系,并行不悖的。唯刑主义者相信刑罚“万能”,并依此探究犯罪存在,特别是犯罪增加的原因——要么是刑罚还不够严厉,要么是杀的还不够多,判的还太少,以致于刑罚的威慑力尚未达到“禁奸止过”的程度。于是,旨在增强威慑力的多杀多判的重刑主义便必然伴之出现了。在我国刑罚史上,随着“刑期于无刑”的唯刑主义的问世,“以杀止杀”的重刑主义也就产生了,二者贯穿了中国封建刑罚史的始终。
  那么,重刑威慑能否遏制犯罪呢?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5]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评价是无可非议的,一般而言,重刑威慑对于防治犯罪有害无益。因为:
  第一,重刑吓不住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刑对下列几种犯罪几乎是不起作用的:(1)激情犯;(2)铤而走险的亡命徒;(3)人格殊异的职业犯和惯犯;等等。除上述几种人外,重刑对其他人的威慑效果也是有限的,它并不比轻刑能更有效地压制犯罪。因为根据心理学条件反射的原理,过度的刑罚及其经常适用必然强化人们对刑罚的耐受性,以致最终不再惧怕严刑而依然犯罪。对于这一现象,孟德斯鸠已指出:“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什么不便的事情发生的话,一个暴戾的政府便想立即加以消弥。它不想法执行旧有的法律,而是设立新的残酷的刑罚,以便马上制止弊害。但是因为政府的动力被用尽了,人们对严刑峻法在思想上也习惯了,正如对宽法轻刑也会习惯一样。当人们对轻刑的畏惧减少了,政府不久便不能事事都用严刑。”[6]在现代西方国家,“刑罚吓不住人”[7]已成为犯罪学家的共识。
  第二,重刑破坏了公众的正义观念。伦理学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根本法则.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并成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用来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评判的公平正义的伦理观念。从犯罪与刑罚方面看,犯罪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它动摇了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均衡感,因而给予犯罪人以惩罚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惩罚必须是公正适度的,必须与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相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刑罚的强制力内化为伦理的力量而规范、约束公众的行为,以减少犯罪。如果刑罚过重,则会与公众的正义观念相悖,削弱公众对法律的尊重、理解和支持,破坏公正刑罚所固有的强化道德禁忌和伦理教化效果。
  第三,重刑必然导致刑罚贬值。10余年来,我国对犯罪规定和适用的刑罚份量一再拨高,导致“刑罚膨胀”,被判刑的人不断增加,结果出现了刑罚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现象以及人们对刑罚威慑趋于淡漠的现象。被判死刑的人多了,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了;被处以徒刑的人多了,人们也不再象过去那样爱惜自己的自由了。难怪有位资深的审判员叹息:“解放初期有些杀人如麻的军阀被处决都吓得魂不附体,而现在不少人却‘视死如归’。”可见,刑罚的贬值与人们对刑罚威慑的淡漠已使人们对犯罪后受惩罚的恐惧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心理反应常常会使犯罪日益升格。这大概是我国近年来大案要案及特大案件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从近10余年来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看,重刑主义也未取得理想效果。80年代初,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比较混乱。自1983年8月起,开始了“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斗争。社会治安较之于“严打”前两年确实曾经出现明显的好转,刑事发案率从1981年的8.9‰和1982年的7.4‰降下来,1983年为6‰,1984年5‰,1985年、1986年和1987年均为5.2‰。[8]但是,犯罪形势自1988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刑事发案率令人吃惊地剧增至7.5‰,[9]又回复到“严打”前的水平。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刑事发案率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增多尤为明显。据统计,全国发生的大案要案1982年为6.4万余起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21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