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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租界法制诸问题再研究
【作者】 王立民【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中国租界;租界法制;立法主体;审判机关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1
【页码】 81
【摘要】

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近代区域法制的一部分。目前,对这一法制已有初步研究,也产出过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都留有很大空间,还需进行再研究。在深入研究中国租界法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新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差异;“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与“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的区别;正确理解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等等。这就需要对中国租界法制进行再研究,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这不仅可以对中国租界法制有更为全面地了解,还可以对中国近代法制与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有更为深刻地认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804    
  
  

中国租界是中国近代持续时间最长的自治区域,长达百年时间。中国租界里有法制,是中国近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法制,也长达百年时间。对中国租界里法制的研究有多重作用。比如,有助于进一步摸清中国租界法制的状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租界法制的法律性质;有助于进一步弄清中国租界法制的两重性特征;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租界法制在近代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开始注意到中国租界法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产出了一些成果。其中,既有一些著作成果,如《上海租界法制研究》[1]《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2]《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制度及其运作研究(1854-1863)》[3]《中国租界法制初探》[4]和《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5]等等;也有一些论文,如《中国的租界与法制现代化——以上海、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为例》[6]《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7]《上海公共租界行政诉讼制度探析》[8]《上海法租界第三特区法院的现代司法》[9]《东吴大学的罗马法教育》[10]等等。然而,在中国租界法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还留有很大的空间。随着对这一法制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一些以往没有涉及和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不一样之处;“中租界的审判机关”和“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的不相同地方;还有,怎么理解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等等。这就需要进行再研究。通过再研究,弄清这些问题,着力推进中国租界法制的研究。

一、中国租界里法制多样化问题的再研究

在中国租界范围内被适用的法制有多种,有一个多样化问题。其中,既有“中国租界的法制”,也有“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中国租界的法制”是指,由中国租界的立法主体制定,在本租界区域内实施的法制。这一法制是一种属地法制,其区域性很强,适用的地域就在本租界的区域范围内,超出这一区域,便无法律效力。“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是指由中国、有约国等立法主体制定,包括中国租界在内的全中国都适用的法制。这一法制被适用的人与地域都比较宽泛。其中,中国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是属地法制,而有约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则是属人法制。因此,“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相对复杂一些。目前,对于这两种法制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研究都十分不足,需要进行再研究。

(一)“中国租界的法制”是中国租界立法主体制定仅在本租界内实施的法制

中国的每一个租界都有自己的立法主体,都制定一些仅实施于本租界的法制。这便是“中国租界的法制”。上海于1843年开埠,1845年上海英租界诞生,1848年上海美租界出现,1849年上海法租界确定。1863年上海英美两租界正式合并,成立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11]这些租界都建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它们是立法主体,行使本租界的立法权。上海英租界的租地人会和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纳税人会都是立法主体,制定适用于本租界的一些规定,审议通过一些议案。[12]其中包括制定的一些规定。比如,《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1854年)、《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1869年)、《印刷物的附律》(1919年)等等。审议通过了一些议案。比如,建造排水系统的议案(1862年),英美两租界合并的议案(1863年),越界筑路的议案(1866年),增设工部局华人董事的议案(1930年)等等。[13]上海法租界的租地人会也是立法主体,也制定过一些适用本租界的规定,审议通过一些议案。其中包括:设置巡捕房的议案(1857年)、调整捐税税率的议案(1864年)、成立公董局的议案(1865年)等。[14]中国租界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是名副其实的立法主体,制定、通过的规定、议案在本租界均有法律效力,是租界内单位与个人的行为规则。

中国租界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行政机关。中国租界的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有立法权。它们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也制定过适用本租界的规定,同样是中国租界的立法主体。上海英租界于1854年成立工部局,行使本租界的行政权,以后的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继续沿用工部局。此工部局制定过一些适用于本租界的规定,成了上海英、英美、公共租界的立法主体。其制订的规定中包括有:《工部局书信馆章程》(189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式新房建造章程》(190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190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菜场章程》(1931年)等等。[15]上海法租界的公董局是上海法租界行政机关,成立于1862年。这也是此租界的立法主体,先后制定过《法租界公董局警务路政章程》(1869年)、《法租界公董局印刷业管理办法》(1926年)、《法租界公董局告白章程》(1927年)、《法租界公董局普通职业执照章程》(1939年)等等。[16]可见,不仅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是租界内的立法主体,行政机关也有立法职能,也是立法主体。工部局、公董局制定的一些规定,本租界内的单位和个人都要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就要被罚。

上海租界有自己的立法主体,中国其他租界也有自己的立法主体。这里以汉口的日租界为例。汉口日租界成立于1898年,居留民会是其立法主体,具有立法权。它制定过《居留民取缔规则》、《警察犯处罚令》、《居留地警察规则》、《艺伎酌妇佣妇之取缔规则》、《消防点检规则》等等。[17]可见,中国租界都有自己的立法主体,也都行使了本租界的立法权。

“中国租界的法制”的实施情况也能证明,中国租界的立法主体制定的确是仅限于本租界实施的法制。比如,上海租界的法制就是仅限于上海租界适用的法制。据记载,有位北方人士初到上海租界,因为不知道上海的租界都有不准随地大小便的规定,在租界马路上大便,结果被罚。“有北人初到上海,不谙租界章程,在马路上大便,被巡捕捉去。捕房令罚洋释出,其人不服,吵闹不休。解赴公堂,官判加罚数元以为吵闹者戒。”此人被罚后,还觉冤枉,说:“老爷何不多出告示,此明明欺我初来上海之人。”[18]这充分说明,上海租界都有不准随地大小便的规定,华界则没有,所以此人无意之中造成了违法,还被罚。上海租界法制的区域性在此案的适用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二)“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是由中国、有约国制定的法制

“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中,主要是那些由中国、有约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中国立法主体制定的中国法制在中国租界具有法律效力,也在中国租界被适用。中国租界是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租界的华人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制,要受到中国法制的制裁。这在相关条约、规定中有明文规定。1843年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明文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19]以后,于1864年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这个由中外审判人员组成的法庭,被称为“混合法庭”,“专门审理租界内发生的以英、美等国侨民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20]对华人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制。它是以后产生的会审公廨的前身与雏形。

1869年《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施行。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取代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这个章程对华人在上海租界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作了较为明确、详尽的规定。《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凡有华民控告华民及洋商控告华民,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均准其(华人委员)提讯定断,并照中国常例审讯”;“华民犯罪,即由该委员核明重轻,照例办理。”[21]即由中国的审判人员按照中国法制进行审判。其中,一些涉及重大犯罪的案件,还要移送至租界外的华界,适用中国法制,进行审判。

“华人犯案重大,或至死罪,或至军流徒罪以上,中国例由地方正印官详请臬司审转,由督抚酌定奏咨,应仍由上海县审断详办。”[22]如果被洋人所雇佣的华人作为被告,也由华人的审判人员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审判,只是要告知洋人领事官,由其或所派之人进行观审。“凡为外国服役及洋人延请之华民,如经涉讼,先由该委员会将该人所犯案情移知领事官,立将应讯之人交案,不得庇匿。至讯案时,或由该领事官或由其所派之员准其来堂听讼,如案中并不牵涉洋人者,不得干预。”[23]可见,华人在中国租界还需遵守中国的法律。这样,中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华界,也适用于中国的租界,成为“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了。

上海租界是中国租界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租界,前后历经百年时间,先后经历过清朝、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及其法制。上海租界里的华人都需遵守这些时期的法制,无一可以例外,否则就要被罚。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仅要遵守“中国租界的法制”,还要遵守中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这两种法制都需遵守。中国其他租界里的华人也是如此。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无约国人虽是洋人,但其国家没有与中国政府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不享有领事裁判权,也与华人一样,要遵守中国法制。如果他们进入租界,也同样要遵守“中国租界的法制”和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制,否则也会被罚。这在《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里也有规定。“尚系无领事管束之洋人,则由(中国)委员自行审断,仍邀一外国官员陪审,一面详报上海道台查核。”[24]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中含有华人与无约国人都须遵守的由中国立法主体制定的中国法制。这一法制也就成了“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了。

有约国人因享有领事裁判权,所以包括在中国租界在内的中国领土上,都要遵守本国的法制,而无需遵守中国的法制。这在相关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中英《南京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25]以后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的表述与其保持一致。它规定“:如系领事管束之洋人,仍需按约办理”“;有领事之洋人犯罪,按约由领事惩办”。[26]其他有约国人也是如此适用。可见有约国制定的法制在中国的华界、租界都要被适用。然而,这是一种属人法制,不是属地法制。无论有约国人在中国的何处,一旦违法犯罪成为被告,就得适用其本国的法制。有约国人大量生活、工作在中国租界,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的群体,中国租界也就成了适用有约国制定法制的区域,其也成为“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了。

可见,在中国租界的区域内,至少要适用3类法制,即中国租界立法主体自己制定的法制、中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有约国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制。“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不一样,不能划上等号。同时,中国租界法制里法制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三)“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主要区别

“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不一样,其区别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立法主体不同。“中国租界的法制”的立法主体是租界自己设立的立法主体,是一种自治组织,其成员是本租界的外国侨民。即他们是租界内的成员,不是租界外的成员。“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立法主体中,则有中国、有约国的立法主体,其成员都不在中国租界内,而在中国、有约国的国家里,即在租界外。其差别明显。

其次,法制的性质不同。“中国租界的法制”是一种城市中的区域法制,仅限于区域层面,不是国家层面,不是国家法。“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则是国家法,无论是中国法制还是有约国法制都是如此。另外,“中国租界的法制”还是一种属地性法制,而“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中的有约国法制,则是一种属人性法制。它们的区别同样很明显。

再次,法律体系不同。“中国租界的法制”是一种区域性的法规体系,只在中国城市中的租界区域内发挥作用。它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许多部门法。“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则不同,情况有点复杂。其中,中国法制体系在清朝时是一种由律、例、会典等构成的体系,清末法制改革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由宪法与部门法构成的“六法”体系。有约国的法律体系却因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主要由普通法、平衡法等判例法组成,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与部门法等成文法组成。它们的法律体系也很不同。

最后,适用对象不同。“中国租界的法制”的适用对象是在本租界的人员,不在本租界的人员则不适用,适用人员的地域性很明显。“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适用对象则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法制适用在中国领土上的华人与无约国人,包括中国租界内的华人与无约国人;有约国法制适用的是在中国领土上所有的有约国人,包括在中国租界里的有约国人。它们的区别也同样存在。

这些“不同”突出反映了“中国租界的法制”与“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的主要区别,因此在研究整个中国租界里的法制时,一定要作区分,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要混为一谈。当前,“在中国租界适用的法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中国近代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也有英美、大陆法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租界的法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是个可以大力开拓的领域。

二、中国租界内多种审判机关的再研究

在深入研究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时,会发现有“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和“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是指设在中国租界,由洋人或华人、洋人审判人员参与,专门审理租界里发生案件的审判机关。这一审判机关的设立是为了解决租界里发生的案件,也只审判发生在本租界里的案件,不审理发生在本租界以外的案件。这种审判机关是一种中国城市里的区域性审判机关。“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是指,有约国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有多少有约国就可以有多少审判机关,因此其数量与国别都不算少。有约国审判机关是有约国派驻中国的审判机关,只是其地点设在中国租界而已。其管辖的人员是在中国任何地方的有约国人,其中也包括在中国租界里的有约国人。[27]目前,对这两类审判机关都有所研究,但很不充分,有必要对其进行再研究,以免混淆。

(一)“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是审理发生在租界案件的审判机关

中国租界也会发生案件,也需有审判机关进行审理。审理这类案件的审判机关就是“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上海租界设立过这样的审判机关,其中上海英美租界先后设立过3个这样的机关。它们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会审公廨和领事公堂。这些都是“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在上海公共租界时期,会审公廨和领事公堂仍然存在,还在运行。

关于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是设在上海英美租界,由华洋审判人员组成的,专门受理租界内发生的民、刑案件的审判机关。上海英、美租界建立以后,租界里违法情况逐渐滋生,还有增多趋势,即“屡有发生”。其中的有约国人违法,根据领事裁判权,由有约国的审判机关审判;华人违法则由中国的审判机关审判。可是,随着案件的增多,为了方便审判,1864年中外官员协商建立一所由华洋审判人员组成的审判机关,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它专门审理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发生在本租界里的案件。其中的华人审判人员常由同知担任,洋人审判人员则通常由英国副领事担任。诉讼程序无明文规定,“实际上采用西方诉讼程序。”据统计,此审判机关审理的案件不算少。“1864年5月2日至12月31日,理事衙门共审理了拘捕的2178名华人,经过会审,无罪开释[557]人,移送清政府地方官讯办295人,申斥612人,处笞刑363人,枷刑55人,罚做苦工104人,处罚金192人。”[28]会审公廨设立后,此审判机关即被其替代。

关于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继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后,设在中国租界,由华洋审判人员组成,专门受理租界里违反民、刑法案件的审判机关。经中英官员商定,1869年《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施行,上海英美租界的会审公廨随之建立、运行。它也是一个由华洋审判人员组成的审判机关。《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遴委员同知一员,专驻洋泾浜,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盗窃、词讼各等案件”“;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案者,必须领事官员会同专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29]它的下设机构有:秘书处、华洋刑事科、华洋民事科、洋务科、管卷室等,以后又增加了检察处。[30]会审公廨适用西方的律师制度,民刑案件的原、被告人都可聘请律师代理、辩护案件。它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不少。据统计,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审理的刑事和违警案件,1889年总计5117件,1890年5999件,1891年5600件。去除燃放爆竹,妨碍交通及违反工部局规章的轻微犯法行为等外,可视为犯罪的为:1889年3672件,1890年3531件,1891年3415件。[31]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临时法院,会审公廨即被收回。上海法租界也设有会审公廨,与英美租界的会审公廨相似。

关于领事公堂。领事公堂是设在上海英美租界,由洋人审判人员组成,专门受理以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为被告的行政审判机关。1869年的《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对设立上海英美租界领事公堂作了规定,这也是建立领事公堂的法律依据。它规定:“公局(工部局)可以做原告控人,亦可以被人控告,均由公局之总经理人出名具呈,或用‘上海西人公局’出名具呈”;“凡控告公局及其经理人等者,即在西国领事公堂投呈控告”。[32]根据这一规定,1871年英国领事与驻沪其他国家领事进行协商,决定设立领事公堂。1882年领事公堂正式出台、运作。它的诉讼规则在同年制定的《上海领事公堂诉讼条例》作了规定。[33]审判人员由各国领事组成,适用的实体法无明确规定。[3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此领事公堂已无存在意义。据统计,自领事公堂设立至太平洋战争前,共审理过55起案件,其中工部局败诉的占了23件,败诉率近42%。[35]

以上的三种审判机关都是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以审理租界里发生的案件为己任,不受理发生于租界以外区域的案件。它们以上海租界的存在为前提,植根于租界。除了上海租界以外,还有一些城市也有这样的审判机关。比如,汉口、鼓浪屿等租界也设有会审公廨与领事公堂,也专门审判本租界的案件。[36]它们也都属于“中国租界的审判机关”。

(二)“设在中国租界里的审判机关”是审理在中国的有约国人案件的审判机关

为了迎合领事裁判权的需要,有约国便在中国设立了一些专门审理有约国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审判机关。由于中国租界都在中国大、中城市的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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