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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纠纷与秩序
【副标题】 通过纠纷解决所实现的社会控制【作者】 王鑫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纠纷;秩序;纠纷解决;社会控制【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页码】 96
【摘要】

社会控制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是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在学界,对于如何实现社会控制和建构社会秩序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国家理性建构的力量,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纠纷解决程序对于社会控制的实现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纠纷解决程序既包括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也包括社会非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246    
  
  社会控制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由Edward Alsworth Ross首先使用。其最早的习惯用法是指“有助于社会秩序,特别是影响人们服从的所有人类实践和安排。”{1}(P.4)唐纳德.布莱克也认为社会学所称的社会控制是指“对正确与错误的处理”。“它包括诉讼、暴力、调解、流言飞语、流放、精神治疗、巫术、阴谋破坏以及自杀等多种多样的现象。”{1}(序)“社会控制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方面,它是对不轨行为的界定和反应,如禁止、谴责、惩罚和赔偿{2}(P.2)。正是基于上述学者对社会控制以及社会秩序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找到了一条将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考虑的研究思路。沿着这条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对纠纷解决在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具有的,或者应当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产生新的思考。
  笔者认为,社会控制是由一系列规范制度、社会控制手段和目标所组成的社会体系或者系统。社会控制应包含三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1)规范性要素,即由各种规范形式以及原则所构成的规范制度;(2)路径性要素,即为了使人们服从规范要求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包括各种纠纷解决程序、教育、治疗、宗教等等;(3)目标性要素,即通过社会控制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理想状态,如社会秩序。三个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和作用:规范性要素为社会控制提供社会控制过程中所必须的规范资源;路径性要素为社会控制提供落实规范要求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目标性要素为社会控制提供方向和努力的目标。在整个社会控制体系或者系统中,纠纷解决程序是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一、有关秩序起源的争论
  (一)不同的秩序观
  有关秩序的起源和分类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或者理论。但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秩序是来源于国家,尤其是来源于国家立法。这种观点因为将国家、法律视为核心概念,认为国家法律和政策等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来源和前提,因此被归入“法律中心论”的范畴。另外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以国家法律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能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3}。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人们的行动中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对自由的强调和保护{3}。国家法律通过立法所确立的秩序不应当违背这种秩序,而应当服从和体现这种秩序的要求。
  前一种观点所持的其实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秩序观。这是一种具有一般性、普适性的秩序观。它强调符合国家要求的秩序应当从复杂、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抽离出来,并通过国家立法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再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推行到社会当中去。国家主义的秩序观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参与,离不开国家法律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后一种观点所持的是非国家主义的秩序观。这是一种具有具体性、特殊取向性的秩序观。它强调秩序应当结合特定的生活场景才有意义,因此秩序离不开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靠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才能实现。非国家主义的秩序观认为国家所代表的那一套知识体系和建构力量是有碍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和规制只会使我们的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两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建构的理解之所以相互对立,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所各自代表的思维方法、知识体系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功能和价值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
  笔者认为,国家以及社会都是我们在思考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问题时需要注意的方面。近代以来,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日益介入决定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国家这股所谓外部力量对于秩序形成以及发展的重要影响。否认或者排斥这股力量的观点和做法不但与现实不符,而且也容易激化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不利于秩序的形成。社会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社会日益从国家的体系中慢慢分离出来的现实则要求我们也应当正确对待社会的要求。无论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和保障,对于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社会如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习惯就应当予以认可和保障。国家法律对于秩序所提出的一般性的理解和要求尽管属于“精心思虑设计的产物”(因此对于个人领域的细分非常有帮助),但是它却并不能满足所有地方的特殊要求。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考虑社会的特殊要求,那将非常有助于具体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总的来说,我认为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既要依靠包括国家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也要依靠社会等内部力量的努力。具体而言,我们应当把一般性、普遍性的秩序问题交给国家法律,而把具体性、特殊性的秩序问题交给社会力量。正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说的:“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4}(P.201)
  (二)为什么要重视非国家主义的秩序观
  当然,结合我国当前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建构中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把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力量来型塑社会秩序提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道路主张:“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主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是人为设计出来和建构出来的”{5}。与社会推进型的法治建设道路不同,社会秩序在这里一般被视为是理性建构的秩序。鉴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的传统,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者们通常认为,通过模仿和外来的强制力可以真正实现法治秩序的建构,而不必借助于传统。传统甚至被视为法治现代化的障碍(而非可被批判吸收的资源),被放在了法治建设的对立面。在实现社会控制和建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国家、国家法律以及国家正式的解纷程序,如诉讼等通常被视为积极的因素。而社会、社会的非正式规则以及社会非正式的解纷程序,如流言蜚语、回避、忍让、暴力、诅咒等则被视为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因素。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提出,研究社会控制问题时,我们应当更多地站在具体的社会的视角,更多地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通过寻求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建构所需要的具体的知识和条件,[1]丰富我们对于如何实现社会控制,以及如何建构社会秩序的知识。有关社会控制的知识不但存在于理论和立法中,更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在很多社会中,尽管没有法律,但是却存在着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这说明,秩序,至少有些秩序是无需法律的。这一点在纠纷解决领域表现的最为突出。在法律不发挥作用的时候,诸多非正式的解纷程序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的作用。很多被“法律中心论者”视为越轨行为的解纷程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有助于社会控制和秩序形成的一面。
  二、作为社会控制方法的纠纷解决程序法小宝
  (一)通过纠纷解决的社会控制
  很多有关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的实证性研究已经证明:纠纷的解决与社会控制以及社会秩序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纠纷的解决有助于社会控制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因为:
  第一,纠纷解决有助于通过澄清社会规范的内容,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实现对旧秩序的保护及对新秩序的建构。纠纷之所以产生,大多源于纠纷当事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认知不清,或者产生不满,而纠纷解决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对引起纠纷的行为(大多为违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进行判断,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通过纠纷的解决,行为人以及其他人可以明确知道社会规范的要求以及自己在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
  第二,纠纷解决有助于校正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强化社会化过程,并完善内部社会控制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最有效,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是通过自律所实现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方式,被称为内部社会控制机制。纠纷发生过程中以及以后,我们之所以能够观察到纠纷当事人之间存在依靠个人力量进行相互控制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特定社会化的产物,因此对于某些规则具有共识。比如说,只有受害人和侵害人对于某一种侵害能够获得的赔偿大致是什么数额具有一定的共识(归功于社会化过程),受害人才会因为顾忌侵害人可能会指责其要求过高而不敢提出过分的要求。侵害人也才会在受害人提出赔偿要求时因为顾忌受害人可能指责其缺乏诚意而不敢鲁莽地予以拒绝。但是,共识如何才能准确表达出来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贯穿终生的过程”{6}(P.270)因此,社会化所形成的共识是不断动态变化的,而且因年龄、种族、性别、教育程度等等的不同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当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化的要求出现较大偏差,并导致纠纷之后,纠纷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是人们利用纠纷解决这个机会来思考、归纳和表述共识的过程。如对于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纠纷,无论纠纷在非正式解纷程序中,还是在国家正式的解纷程序中(如诉讼),大家都是力主通过温和的方式,如和解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主张通过不讲人情的、冷冰冰的方式,如裁判来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大家听到最多的可能还不是纠纷主持者和当事人对与纠纷相关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而是对亲情、感情、人情世故的回忆、分析和强调。为了更有说服力,人们的回忆、分析是非常细致的,通常包括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可能还要花上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俗称做工作)。人们通过一遍遍的回忆、分析和强调不但要让越轨行为人回到规范中来,接受内在社会控制机制的规制,而且还要通过纠纷的解决强化传统的道德观念,维系无需法律的社会秩序。
  (二)正式与非正式纠纷解决程序与社会控制
  但是,纠纷的解决程序是非常多的。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之间也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协调与合作也存在着对立和冲突。唐纳德.布莱克的研究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各种社会控制方式之间,尤其是正式的社会控制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2]与之相关的结论是,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又分别与国家法律存在正比关系和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法律多的地方,正式的社会控制就多,国家法律少的地方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就少。因此,在一个远离城市的村落,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就多于正式的社会控制,因为在这里国家法律很少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在一个与城市比邻的村落,正式的社会控制要稍多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同样在关系密切的人之间,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要多于正式的社会控制,因为在他们之间国家法律是没有用的;而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正式的社会控制要多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因为对于一群陌生人来说,当发生了纠纷的话,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法律,而非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3]
  上述结论也为众多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如在我们国家,同村落的村民通常不会通过诉讼和报警的方式解决和邻居或者其他村民之间的普通纠纷,但是如果是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的陌生人与自己发生纠纷,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运用报警或者向主管机关控告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只要是涉及一些零碎的、随意的,不重要的行为,当事人通常不会想到运用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甚至不会把出现的问题看作是需要解决的纠纷。如没有人会因为别人盯着自己看就报警;也没有哪个村民会在交烤烟时因为他人插队就求助人民法院。同样,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也不会因为对方在陈述观点时因为话语粗鲁和态度恶劣就将对方诉到人民法院并要求人民法院让其承担赔偿责任。人们在遇到上述情形时,通常会通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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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徐昕、田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美]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谨防骗子

{5}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讨论”,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6}[美]戴维.波谱诺:《社会学》,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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