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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中国共产党:为人权而奋斗(1921-1949)
【作者】 刘海年【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分类】 公民权利【中文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人权;人权保障;民族解放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3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为争取中华各民族人民人权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从人权保障角度讲,概括起来就是: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获得了民族独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获得了真正解放,为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享有更充分人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争取人权的斗争,是在比当年法国和美国人民争取人权斗争更加严峻、复杂、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160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同时也是为中国人民享有充分人权而奋斗。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为争取中华各民族人民人权的斗争史。然而,多少年来这一事实却遭到敌对势力的歪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队伍的某些人甚至也陷入了困惑。有鉴于此,翻阅有关文献,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权斗争的史实,正视听,明是非,有利于消除误解。
  一
  所谓人权,即人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幼童,健康人和残疾人,本国人和外国人,有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以及战争俘虏和罪犯。总之,包括一切人。这里所说的权利,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还包括环境权利。总之,包括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人权概念是近代传入中国的。但是,中国人争取权利的意识却从先民进入文明时代就产生了。五千年的历史中,发生在中国疆域内的无数次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事实证明,中国人争取人权的斗争,不仅从未间断,而且随着觉悟的提高,愈到后来愈加明确、坚定。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帝国主义相继入侵中国。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列强割去或划分为势力范围,中国的不少良港和口岸被他们霸占,中国主要城市的大片街区被强行定为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建立了治安组织,而且驻扎军队。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肆意侮辱人格,践踏人权,公然将中国一些公园划为禁区,甚至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尽管如此,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他们却可以逍遥法外,不受惩治。这使中国人争取人权的斗争,除要面对本国统治者,还必须面对外国侵略者。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那场民主革命时,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宗旨来唤起民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唤起了民众的原因所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软弱,这场革命没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预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胜利果实很快就被以帝国主义为靠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从袁世凯开始,相继把持中央政府的军阀们,虽然最终未能成功摘下“民国”的招牌,但却继续干着清末以来封建统治者所干的勾当。在“民国”之中,中国人民仍受着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签订的“二十一条”,及后来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拟允许将德国在山东半岛攫取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极大地激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开始罢课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严惩卖国贼,争民权,争自由的口号。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得到工人阶级坚定支持,终于形成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是为“五四”运动。毛泽东后来曾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的先进分子中的共产主义者,于1921年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便把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斗争,同推翻旧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即夺取政权的斗争联系了起来。这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11月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指出的:“深受其苦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2}
  二
  事实说明,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是“五四”运动,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以争取中国人的权利为基点和目的。将人权概念引入中国共产党内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陈独秀就曾指出,人权与科学之于国家之兴旺,“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中国共产党建立后,1923年初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鲜明地提出了“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绝无后退”的口号。同年6月,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代表中央向第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争取人权运动’方面,正如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人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4}笔者没查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争取人权运动决定的原文,但从这段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总结看,的确曾经作出过这一决定,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并开展了争取人权的斗争。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所提出的纲领中和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中,可能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更好地懂得斗争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除1923年初京汉铁路罢工时提出的“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外,更多是提出争取有关人权的具体权利的口号。
  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还提出制定保障工人、农民和妇女权利以及改良教育、普及教育的法律,“规定限制田租税率的法律”:“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它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实行教育普及”,等等。{5}在其他纲领性文件和罢工运动的口号中大体与此类似,只不过因时、因地和其他具体情况不同,将面临的问题揭示得更深刻,争取的权利提得更加明确、更具有针对性。如:1922年10月,《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指出,开滦矿务局平时对待工人,“连一匹骡马尚比不上呢,往往井下发生了危险,洋人只问死了多少骡马,人是不介意的,因一匹骡马死了价值二三百元,一‘头’工人命苦,不过仅给百元就是了”{6}。
  从文献反映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权斗争,与当时国际上争取人权的斗争相比较,显出如下的特点:第一,人权斗争的目标明确。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经验和实践中悟出,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不推翻这两座大山,民族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为了争取人权,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第二,争取保障的权利主体更加广泛。关于人权的主体,西方国家很长时间实际上主要是指市民阶级,而且是其中的男人。工农劳动群众的权利和妇女的许多权利保障迟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提上日程。中国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而对妇女权利的保障早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十数年、数十年。第三,争取保障的权利客体更加普遍。所争取的不仅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较早地提出了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利。第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争取人权的口号,而且亲自到工人和农民中组织领导实际斗争,不少共产党人在激烈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通过斗争实践,共产党人认识到,为了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军阀的压迫,必须争取更广泛的力量,必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奋斗。为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的运动。此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的:(1)民族主义。对外实现“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为此,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2)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诸如选举、创制、复决、罢免等权利,为了切实保障民主自由权利之实现,还要将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宪法和法律保障民权。(3)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要旨,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中国以农立国。“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尤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易其荒缴,以均地力。所谓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其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残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当辅而行之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新三民主义全面阐释了国民革命争取中国人权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它就成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这一纲领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力量争取人权的斗争在以后的几年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三
  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长期伪装为国民党左派、攫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4月和7月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叛变,反过手来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致使大革命遭到失败,争取人权斗争的事业遭到挫折。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英勇地投入战斗。
  由于形势变化,从1927年开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权斗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作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代表,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同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
  鉴于蒋介石等已完全背叛革命,以武力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党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军队,以革命武装抗击武装的敌人。按照中央决定,1927年8月1日首先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起义。这些起义地区不同,参加的人员成分也不完全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反抗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的统治,反抗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压迫,争取人民的权利。
  以下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前中共广东省委在号召暴动时向当地军阀张发奎提出的协商条件:“(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政治犯;(二)即刻交回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的自由。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罚一切敢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7}至于广东暴动的基本纲领,则是:“对于工人阶级:公布命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手工业、小企业的工人也规定工作准则,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对于农民: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对一般劳动民众及小资产阶级城市市民:公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对贫民取消一切捐税,取消一切债务,尤其是年关的债务;对于贫民则更取消一切房税—全市房屋归公有,没收一切当铺,将贫民的质物发还。”“对士兵:宣布国有土地分给士兵、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各军部队之中组织士兵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8}
  广东和广州起义留下的材料具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在城市是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军阀统治,维护工人和广大贫民及小资产阶级权利;在农村是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军阀统治,打倒这个统治的基础—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斗争是否过于激进,其实不然。孙中山在重新明释三民主义时就曾说过:“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9}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当他们向中国人民举起屠刀的时候,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不应以什么仁慈之心相待,否则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中国共产党正是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组建了自己的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拿枪的敌人,才一步步为中国人民争得了人权。
  应当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起来争取人权的还有称为“人权派”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以胡适等为代表,提出和阐释了一系列有关争取人权的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的斗争中,他们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不久便分化了。尽管如此,他们争取人权的历史作用则应充分肯定。
  (二)作为红色根据地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革命武装力量必须避开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把主要力量转向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大约到1930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不识字,封建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10}他们中的男子深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至于女子,除了受上述三种权力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1}
  上述权力的全部基础是建立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封建地主政权。在四大绳索的束缚和地主政权的压迫下,中国农民和城市工人一样,毫无人权可言。为了争得人权,为了发动农民投入革命,根据地必须进行土地革命。
  继井冈山土地斗争和《土地法》之后,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闽西通过了《土地决议案》,鄂东北制定了《土地问题政纲》,左江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这些土地法和政策具体内容小有区别,但总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依靠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红色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成了农村的主人,中农“也与贫苦农民一起有了话事权”{12};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快改善;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发展和生活上改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多的人投人革命队伍,为争取中国人民权利而斗争。
  在中国,农民的人权保障,除了土地问题,另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受压迫最深重的妇女的权利保障问题。各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制定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率先通过《婚姻法》;之后,湘赣苏区制定《婚姻条例》;鄂豫皖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颁行了《婚姻问题决议案》;1931年12月,在毛泽东等支持下,中央苏区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4年4月,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4月在《关于婚姻法令之决定》的布告中指出:“中国男女婚姻,过去几千年来,在旧礼教束缚之下,形成了极可耻的买卖婚姻制度,男子对于妇女只当作一种附属品和家产看待,一般家庭因为要在经济上剥削妇女劳动,以维持其家庭经济,所以逐渐降低妇女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什么‘三从四德’,什么‘父母主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旧礼教都是为的要求束缚妇女,以遂其经济上的剥削。”{13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围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在封建统治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14}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述婚姻法令都贯穿了如下原则:第一,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第二,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三,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禁止五代(有的规定三代)以内有血缘关系的和花柳病、麻疯病患者结婚。第四,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第五,结婚和离婚,须到乡政府登记。第六,离婚后,男女原来的土地、财产、债务各自处理。婚后共同经营所得财产,男女平分,如有小孩,按人口平分。男女婚后所负债务,则由男子清偿。第七,离婚前所生小孩及怀孕的小孩归女子抚养。女子不愿抚养,则归男子抚养。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三分之二,直到十六岁。第八,非婚生子女受法律保护,禁止虐待和遗弃。以上原则,在肯定婚姻自由的同时,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予以特别保护。这是由于“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引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1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婚姻法令,不仅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妇女权利保障引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对后来各革命阶段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妇女权利保障,也起了奠定法律基础的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根据地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主要还是苏区颁行的几个宪法性的文件,诸如,1931年、1934年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3年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广州苏维埃宣言》、《湘鄂赣边区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以及《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等。这些宪法性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华苏维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者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16}
  第二,“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公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17}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第三,“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现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原则”。
  第四,“中华苏维埃政权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克服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第五,“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第六,“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第七,“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现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第八,“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群众中实行,应该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8}
  在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权而奋斗所颁行的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时,可能会感到某些规定有过激的成分,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保护不够,这是事实。但如果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便能作出更客观的评价。1927年,蒋介石等背叛革命,不仅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也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地主和富农则成为他们在农村的社会基础,极力反对革命。在此情况下,同时保护广大贫苦农民和地主、富农的权利已不可能。加上面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武装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而产生的仇恨;再加上共产党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中央领导曾一度受错误路线的困扰,在人权政策和法律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当然,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权是普遍的,但在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所处具体情况不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其法律和政策不可能不显出某种侧重。对根据地当时的政策和法律,不应该求全责备。红色根据地保障人权的政策和法律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争取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权,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各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短短几年便出现了新气象。后来,只是蒋介石亲自指挥重兵一次又一次围剿,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红军才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根据地人民刚刚得到的权利又被剥夺,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四
  正当中国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蒋介石指挥重兵围剿各根据地工农红军的时候,早就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实施其鲸吞全中国的计划。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告全体同胞书》最后呼唤全国同胞:“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是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红军长征途中发表的。红军冲破重重阻挠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同年11月28日,又相继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相同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很显然,1935年前后,中国人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危及的国家独立、民族存亡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人权斗争,也必须以团结全国人民、克服重重阻力,抗击日本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为侧重点。由此开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斗争大体上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的。
  (一)领导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权利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对内坚持独裁镇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实际是步步退让的投降政策。当时国内的情况,正如郁达夫、鲁迅等1930年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指出:“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闭,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性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19}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抗日”言行被视为“赤化”,视为犯罪。为了改变国民党政府压制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局面,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以多种形式展开了斗争。1935年10月,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建立学生自治会,11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投降政策,痛陈中国“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的道理。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上街游行,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抗日要求。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动员全民族奋起抗日的“一二九”运动。
  在共产党影响下,1936年,上海文艺界鲁迅、巴金、茅盾等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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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2}《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17/content_2228080.htm, 2011年3月21日。

{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9/19/content-695991.htm, 2011年3月21日。

{6}《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大公报》1922年10月28日。

{7}《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927年11月28日),《布尔什维克》1927年第1卷第9期。

{8}《广东工人暴动所提出的基本纲领》(1922年10月11日)。

{9}《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http://www.bnulife.com/viewthread-96274.html, 2011年3月22日。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2}毛泽东:《兴国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13}《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七号(1930年4月),载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6页。

{14}前引{13},韩延龙、常兆儒主编,第788页。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载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页。

{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同上书,第13-14页。

{17}同上书,第15页。

{18}前引{13},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书,第13-16页。

{19}《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萌芽》月刊1930年第3期。

{20}《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6年)。

{21}《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8页。

{22}《张学良、杨虎城通电》(1936年12月13日),载同上书,第446页。

{23}《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载同上书,第439页。

{24}《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载同上书,第449页。

{2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史便陆军作战(I)》,日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2-103页。

{26}同上书,第329页。

{27}同上书,第543页。

{28}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页。

{29}前引{28},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书,第34-37页。

{30}同上书,第90页。

{31}同上书,第92页。

{32}同上书,第98、99页。

{33}柳亚子语,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34}《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

{35}《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

{36}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5、336页。

{37}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第7页,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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