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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论国际法的内在体系冲突
【英文标题】 On the Inherent Systematic Confli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 李春林【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国际法;体系冲突
【英文关键词】 economic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law;systematic conflicts
【文章编码】 A【文献标识码】 DF90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103
【摘要】

经济的全球化加快了国际法在性质与发展趋势上的变动节奏,并由此重塑了当代国际法的内在结构体系:由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所构成的“三代”国际法之间的并存与互动;而“三代”国际法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根本差异又促使国际法发生深刻的内在体系冲突。

【英文摘要】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quickens the pace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erms of its nature and developing trend;thereby rebuild the inner—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i.e.,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three generation’international law composed of co—existing intemational law,co—operative—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While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of value in‘three generation’international law prompts the in—depth conflict of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491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加深,并导致以认查、巩固和调整这种相互依存为主要使命的国际法规范、原则和制度爆炸性地增长,从而在规范、制度间一方面制造了联系与互动,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并存与冲突,由此使国际法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其内在结构日益碎片化,并发生体系性冲突的过程。
  一、国际法发展的新态势
  尽管国际法相对原始,但它从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停的演进之中。正如詹克斯指出:国际社会是动的社会,国际法是动的法律,它在不断的变动中。{1}(P35)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法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一)从共存法发展为合作法
  西方国际法学者特别注重研究国际法体系的演变,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就出版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正在变动的国际法结构》。{2}弗里德曼在书中预言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并指出国际法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从共存(过程)转向合作(实质与福利);在进入合作领域时,其普遍性将受到世界宗教、经济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考验。{3}(P118)弗里德曼强调,国际法的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水平”扩增(融入“欧洲传统”之外的新国家)和“垂直”扩张(规范国际活动的新领域)来实现的。{4}(P14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法“水平”扩增和“垂直”扩张的步伐都在加速,国际法调整的重心日益从传统的外交性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共存领域转向非外交性的国家间经济、社会关系的合作领域,国际关系及调整国际关系的国际法都逐渐被贴上了“合作”的标签。{2}(P60)鲍韦宁教授就认为,国际法已经开始从主权国家间的共存国际法——解决领土主权、外交关系、战争法与和平条约之类的问题——转向规范国家间为追求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的法律,如那些在国际贸易、环境和人权组织支配下所创立的法律。这种允许国家间发展更深层合作的研究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5}(P17)而彼得斯曼教授甚至强调,国际法已经从传统的“共存国际法”发展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现代“合作国际法”。{6}(P2)国际法在性质上的变动除了使国际法制度、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大大增加之外,{5}(P17—18)还对国际法内在结构体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此,詹克斯指出,“国际法的重心日益从国家间关系的形式性结构和管辖权划分转向对于国际社会的生长和其成员国公民的个人福利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同关切事项上的实体规则的发展。”{7}(P17)
  (二)在发展本位上开始从权力定向转变为价值定向
  国际法从产生以来一直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石的,即主权决定了国际法的全部内容、发展方向、发达程度和根本目的。在政治学上,“国家被描述成绝对权力的宝库”{8}(P281),而国际法在先前始终以维护国家的无穷权力为基本宗旨。在共存国际法阶段,国际法的权力定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定后所形成的主权原则,确定了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处理内部事务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国家的这种不可剥夺、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像一个‘坚硬外壳’,具有某种‘不可透入’的属性。它把一个个国家变成可以合法共存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秩序。”{9}(P308)而且,虽然国际法越来越具有“合作”性,但仍未丧失其权力定向的基本特性。所以,彼得斯曼教授指出,古典“共存国际法”和战后经济合作的国际法,包括关贸总协定,都关注的是国家及政府的权利而不是其人民的权利。{10}(P6)相反,国内法普遍发展到了价值定向阶段,即以实现某些宪法性价值,特别是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根本宗旨和发展方向,甚至还以此为发展的动力。由此看来,国际法的相对原始性和不发达性似乎主要不在于它缺少国内法通常具备的基本架构,即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而在于其发展取向上的落后性。
  但是,国际法的权力定向特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道主义性质的法律,特别是人权法的兴起很早就开始挑战其权力定向性。“正如通常所见到的,由于国际人权运动,国际法已经在一些基本方面沿着超越国家自治和不可渗透性的方向发展。”{11}(P108)而且,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变动发展使权力定向的国际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价值等级化在国际法中的兴起。{5}(P21)国际法的价值等级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规范的等级化趋势,即强行法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上是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强行法概念回应了这样一种意识:所有国际法规范并不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其中的一些规范保护如此重要和普遍的价值如禁止种族灭绝,以致于它们在等级上处于比其他规范更高的地位。”{5}(P21)并且,不管单个国家是否接受,都得受强行法的拘束。所以,强行法规范不仅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意志,而且还构成对国家意志的制约。其次是“对一切”义务的出现。詹姆斯·克洛弗德在《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三次报告》中指出,“对一切的”多边义务是指“对国际社会之整体所承担的义务,结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在该义务的遵守上都享有合法利益”。{5}(P61)在传统的权力定向国际法中,一国只是基于互惠原则向其他的国家承担契约性的义务,而契约性义务在本质上是双边性的。不过,在“对一切”义务生存之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已经开始向着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方向发展了。最后是对国家主权产生有效制约的国际法律制度(以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为代表)不断增多。{12}所以,价值等级化的兴起使国际法不再只是跟在主权的后面,它有时会借助于某种基本价值的推动而走在主权的前面,并引领主权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国际法已经开始向着价值定向的方向发展。当然,国际法发展的价值定向是以规范和制度的无限增长为基础的。
  国际法向着价值定向的转变加大了规范、制度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其中不仅是因为国际法价值定向的过程也是一个规范、制度丛生的过程,而且,“所有国际法规范从具有平等的地位到承认某些规范基于其实质性的内容比其他规范更加重要的转向进一步促成了规范之间潜在冲突的发生。”{5}(P22)但该转变最重要的影响同样体现在国际法的结构体系上。如果说国际法从共存法发展为合作法引起了国际法结构第一次变革,那么,国际法从权力定向发展为价值定向则制造了第二次变革。而且,两次变革在经济全球化下日渐“合流”,共同确立了当今国际法的最新结构。
  二、国际法的内在结构体系解析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只从法律渊源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法,认为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等。但是,如果要理解国际法的内在体系,仅仅对国际法进行“法源”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基于国际法规范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对此,一些学者很早就进行了尝试。除了前面提到的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把国际法分为共存国际法与合作国际法外,施瓦曾伯格(1967)把国际法分成三类:(1)权力的法律,用来处理冲突的利益;(2)互惠的法律,用来处理相互兼容的利益;(3)协调的法律,用来处理相同的利益。而霍夫曼教授的分类则更为明确一些。他认为,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国际法:(1)关于政治架构的国际法——如界定基本状况、某些基本准则和国家间开展政治博弈规则的一揽子协定;(2)关于互惠的国际法,它规定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中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条件和规则,一般受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法规限定;(3)关于共同体的国际法,它处理那些不能以相互分离的、处于竞争状态的各国国家在利益上的互惠为基础,只能以其行动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为基础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13}(P225—226)恺撒也认为,在国际社会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秩序模式的共存——“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和“联合国宪章模式”。{14}(P4)亨金教授也主张对国际法进行“类分”以理清其内在结构体系。{11}(P31—40)上述学者的“分类”实际上已经初步地发现了国际法的内在体系及其分裂性。笔者认为,考虑到国际法内在体系的分裂,再结合其历史与发展趋势,可以把国际法分为“三代”,即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但需要特另L强调的是,“三代”的概念更多的是描述国际法内在逻辑变动而不是历史更替。
  事实上,“三代”国际法的兴起和发展史是与国际法的主体——价值变动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国际法只调整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追求和促进的是地地道道的国家价值,具体包括国家独立、国家平等、国家自治和国家的不可渗透性等。{11}(P100—101)传统国际法的体系因而相对简单和紧凑,因为它“关心的主要是国家间管辖权的划分”,{15}(P62)并企图通过管辖权划分来确保国家间的和平共存,这就是近代的“共存国际法”。“正如格老休斯及其他国际法创立者所论述的,古典国际法关注的中心是形式主义(formalisation),即建立了一套(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外交行为规则。”{2}(P54)“共存国际法”在当今国际法体系中取得了类似公理的地位,构成其他类型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并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这些准则不管各个国家是否同意,对它们都有约束力。因为若没有这类准则,就根本无法律秩序可言,或至少没有调节多国体系的法律秩序。”{16}(P352)聊五分钱的天吗
  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发达,国家间不能只消极地共存,还要积极地互动。为了应付国际关切事项的不断增加,主权国家不得不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并使它们成为发生国际互动的中转站。国际组织由此加入了国际法主体的行列,并承担给国家带来安全、效率等价值的使命。这就进入了现代合作国际法阶段,它正式地形成于二战以后。“1945年《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导致了一种新的、致力于集体性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国际和平、法律安全、相互受益的经济合作、人权、社会和劳工标准与去殖民化的‘合作国际法’的出现。”{10}(P7)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合作国际法”并未对“共存国际法”进行革命,严格说来只是后者的自然延伸与发展,“新的合作法代表了对国际体制本质上的国家性及其对国家价值的信奉的重大背离,但它并未对它们构成严重的贬损,事实上还构成了对它们原封不动的反映。”{11}(P107)国际人权法原本属于“合作国际法”的一个门类,但它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性。首先,人权法的形成要相对晚一些。“人权条款”在《宪章》中的出现,甚至《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似乎都不能看作是国际人权法产生的标志,它们只是人权问题国际化的标志。只是随着两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与生效,国际人权法才正式形成。其次,人权法在法律主体上比较特殊。因为它为了促进人权的保护,不仅调整国家与国家间及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还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后一种关系中,国家承担的主要是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而个人主要是享有具体的人权性权利。个人自然成为了国际人权法的主体。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国际人权法不但与传统“共存国际法”不同,而且也与现代“合作国际法”不同,因为它确保的是非国家的人权——正义价值。正如亨金教授指出,“人权运动凸现了在国家间体制的假定上的重大变化,并显示了在国际法上的激进变革。它反映了对人类价值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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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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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e Bbian F.Fitzgerald,“Trade—Based Constitutionalism:The Framework for Universalizing Substantive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Miami Yearbook of Internationd Law,Vol.5(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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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olfgang Friedmann etc.,Transnational law in a Changing Society:Essays in Honor of Philip C.Jessup,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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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onstance Jean Sehwindt,“Interpreting the United Charter:From Treaty to World Constitution”.U.C.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Vol.6(Spring,2000).

{20}Carlos Manuel Vazquez,“Trade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Past,Present,and Fu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6(December,2003).

{21}Antonio Cassese ed.,UN Law/Fundamental Rights:Topics in International Law,Sijthoff & Noordhoff,1979.

{22}Jules Coleman and Scott Sharpim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3}张志洲.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寻求正义与秩序的平衡(A).周琪.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文集(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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