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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论青少年刑事责任、相称性与量刑政策
【副标题】 以Roper案、Graham案、Miller/Jackson案和“青少年从轻”为视角
【作者】 [美]巴里·费尔德(著)范金林张盟(译)
【作者单位】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百年法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青少年刑事责任;终身监禁;假释;青少年从轻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94
【摘要】

Roper案和Graham案对减免青少年刑事责任采取了绝对化的处理方式。而在Miller/Jackson案中,法院否定了对犯谋杀罪的青少年犯适用强制性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并要求对青少年的罪责进行个案审查与衡量。Roper案、Graham案和Miller/Jackson案中有关减少青少年刑事责任的理由为明确承认年龄作为减轻情节提供了基础,实质性的“青少年从轻”为评估犯罪严重性提供了一个滑动尺度,它承认了对青少年绝对减轻化的责任,并要求将年龄作为量刑减轻情节予以考虑,以促使青少年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395    
  一、引言
美国最高法院在Roger v. Simmons案[1]中规定,禁止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判处死刑。Roper案基于州法规和陪审团的做法建立起了反对青少年死刑判决的全国共识。大法官通过相称性分析,由于青少年心智未全、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以及人格尚未健全的这些特点减少了他们的罪责,从而排除了最严厉的刑罚。Graham v. Florida案[2]对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进行了延伸,并禁止各州对以非谋杀犯定罪的青少年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life without parole)。法院指出,“与成年谋杀犯相比,那些没有杀人或者并非预谋杀人的未成年犯具有二次减少的道德责任。” Graham案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有期徒刑,并且否认了法院早期对第八修正案有关“死刑特殊论”的观点。减少青少年死刑责任的变化特征也减轻了他们对其他罪行所受到的判决。[3]在Miller v. Alabama和[4]Jackson v. Hobbs[5](Miller/Jackson)案中,法院对Roper案以及Graham案中就减轻被判谋杀罪的青少年的刑事责任以及禁止强制的终身监禁不可假释的理由作了进一步说明。法院认为,“由于该强制机制既没有考虑个人犯罪记录和犯罪情节,也没有对酌定或减轻处罚情节进行考量,因此存在一定的缺陷。”[6] Miller/Jackson案借鉴了法院的死刑判例,并要求法院进行个案审查,同时强调年龄作为减轻情节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Roper案和Graham案对减轻或免除青少年刑事责任的绝对化处理方式,以及Miller/Jackson案对“年龄减轻情节”的重视,提出“青少年从轻”这一概念,即它是对成年人刑罚的按比例减少。Graham案规定了十分有限的救济,即“只存在对青少年释放的可能性”,同时Miller/Jackson案只要求对年龄和刑事责任进行个别化的考量。相反,“青少年从轻”为立法机构提供了一种直接了当的方式,即绝对减轻青少年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将年龄作为量刑减轻的情节。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地对终止青少年死刑判决的Roper案进行分析。此部分对判断及自我控制基础上的发展性心理研究进行探讨,同时它支撑了Roper案中有关“青少年的责任有异于成年人”的结论。第二部分研究了Graham案是如何改变法院非死刑的相称性结构以承认非谋杀犯罪的青少年犯的减轻性责任。第三部分考虑了法院在Miller/Jackson案中适用死刑,并否定了对犯谋杀罪的青少年犯适用强制性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做法,从而要求对青少年的罪责进行个案评估与衡量。第四部分提出“青少年从轻”概念,它要求正式减轻所有青少年罪犯的量刑。州立法者没有要求法官提供“对青少年释放的可能性”,[7]也没有纠结于青少年的减轻特征,[8]而是将年龄作为减轻罪责的决定性情节,实质性地缩短了刑期。

二、死刑与青少年的减轻化责任

少年法庭是处理15或16岁以下,而不是17岁以下儿童的犯罪,每年有20万青少年被作为成年人进行审判。各州利用司法豁免、法定排除与检察官自主起诉等方式,每年再将5万名青少年转移至刑事法庭。在少年法庭,如果法官发现不应处罚青少年或者青少年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时,其可以进行听证并停止审判。立法机关可以将严重的违法行为排除在少年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外,并将被指控这些罪行的青少年在未经听证的情况下移送至刑事法庭受审。美国有十几个州赋予了检方自主选择权,在未经法院事先听证审查下,直接向少年法庭或者刑事法庭起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面对青少年暴力和杀人事件的增加,各州采取了强硬的法律,将更多和更年幼的青少年移送至刑事法庭。有关年轻一代是“超级掠食者(super-predators)”的描述以及青少年暴力血腥的预言推动了惩罚性政策的产生。[9]各州降低了转移的年龄,增加了被排除在少年法庭管辖范围之外的犯罪数量,并将移送的自主选择权从法官转移至做出指控决定的检察官一方。[10]14岁是多数裁判管辖的最低移送年龄,但一些州允许对10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豁免或者没有具体规定最低年龄,其他州则要求对13岁以上的儿童进行刑事起诉。[11]到1999年,一半的州已经在某些严重的罪行上制定了强制移送条款。[12]多数州有司法豁免法规,并在未经听证的情形下,检察官的指控决定多数青少年的成年人地位。[13]据估计,一般由原告而非法官根据年龄和罪行确定了85%以上青少年的成年人地位。[14]因此,少年法庭的法官不对大多数以成人犯进行起诉的青少年犯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估。

一旦各州的刑事法庭对青少年作有罪判决,法院将会把他们视为成年人进行量刑,并将他们送入成人监狱。而且,同样影响青少年政策的强硬政策也对刑事判罚产生了影响。各州延长了刑期,采用了法定最低刑罚,并对谋杀罪和其他罪行判处强制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1980年到1990年间,强硬的司法政策没有正式承认将年龄作为减轻量刑的情节。一些人否认被视为成人的青少年在普通法初期抗辩的适用效力,法官也判处12、13岁的儿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直到2005年,一些州仍对16、17岁时犯罪的青少年判处死刑,[15]而在Miller/Jackson案以后,大多数州为青少年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16]

各种研究表明了数十年来在量刑判决上的种族差异,而且强硬的法律加剧了该种族差异。种族成见破坏刑事责任的评估,降低黑人儿童年龄的价值,并导致青少年被当作成年人审判和量刑的不相称性。区别化的处理,以及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导致少数青少年成为刑事法庭审判的主要被告人,而这其中有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被判处监禁。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种族的青少年犯罪率都有所下降,但法官对黑人儿童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数量还是要多于白人儿童。[17]

(一)Roper v. Simmons案及减轻青少年刑事责任

17岁的克里斯托弗·西蒙斯(Christopher Simmons)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年龄要高于密苏里少年法庭审判的年龄。西蒙斯向两位朋友提议实施入室抢劫,他们打算在受害者家中将受害者捆绑,并将她扔入河中。在一位朋友退出后,西蒙斯和另一个男孩进入了受害者的家中,他们用胶带绑住了她的眼睛和嘴巴,并把她的小型货车开到了一个州际公园,用电线将她的手脚紧紧捆住之后,把她投入了河中。[18]在西蒙斯被判罪的几年后,他根据Atkins v. Virginia案提交了一份州定罪后的救济请愿书,[19]并辩驳道,联邦宪法禁止将犯罪时不满18岁的青少年判处死刑。[20]密苏里高等法院对此表示同意,并撤销死刑判罚,重新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21]

在Roper v. Simmons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就第八修正案是否禁止对青少年罪犯判处死刑这一问题进行了三次判决。[22]在Eddings v. Oklahoma案中,[23]由于初审法院没有将年龄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考虑,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一名16岁青少年的死刑判决。在Thompson v. Oklahoma案中,[24]多数法官认为,年仅15岁的罪犯缺乏判处死刑的充分罪责。在1989年的Stanford v. Kentucky案中,最高法院则主张对犯有谋杀罪的16岁或17岁以上的青少年判处死刑。[25]Stanford案承认,多数青少年的刑事责任要小于成年人,但拒绝了明确的禁令,并允许陪审团决定青少年的罪责是否足以被处以死刑这一问题。[26]

Roper v. Simmons案对Stanford案进行了否决,它禁止各州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青少年判处死刑。[27]州法院和陪审团的量刑裁决为反对青少年死刑的全国性共识提供了证据。Roper案的法官也进行了独立的相称性分析,并为州法院不能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严惩青少年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青少年不成熟的判断力和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造成了他们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第二,青少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对父母的依赖性以及无法摆脱外部环境的这些特质都减轻了犯罪责任;第三,他们的人格与成年人相比,更为易变和不健全。此外,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无法为堕落的品质提供可靠的证据。这些变化的特征与减轻量刑的刑罚学说相对应。心智未健全的判断和易受社会影响的特点同样也会否定死刑的报复和威慑两大理论基础。Roper案使70名青少年免于死刑,并将他们的刑罚转化成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大法官奥康纳(Justice O’Connor)的异议承认了青少年通常要比成年人不具可责性,但是他就17岁与18岁青少年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明确界限这一问题表示质疑,认为一些17岁的谋杀犯完全能被判处死刑,[28]同时主张陪审团应当将年龄作为一个减轻情节。[29]大法官斯卡利亚(Justice Scalia)的异议则嘲讽地认为所有青少年都缺乏判处死刑的罪责的多数意见所依赖的社会科学研究,[30]并主张进行个案审查而不是绝对性的禁止。[31]

尽管Roper案的多数意见和异议在若干问题上有所不同,[32]但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死刑进行绝对的禁止,还是让陪审团对青少年的罪责进行个案审查。大法官肯尼迪(Justice Kennedy)选择了绝对的禁止:“少年犯和成人犯之间的差异过于明显,而且很容易理解让没有充分罪责的青少年接受死刑判罚的风险。令人无法接受的一种可能性是,即使青少年客观上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非真正堕落性的特点应当要求一个轻于死刑的刑罚,但是任何特定罪行的暴力或冷血的性质仍将超越年龄这一减轻情节。”[33]临床医生没有对那些18岁以下的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青少年进行诊断,[34]而Roper案也拒绝让陪审员做出此种罪责评估。残忍的谋杀可能会压制年龄作为减轻情节的作用,[35]而且Roper案使用年龄作为减少罪责的决定性情节,以防止陪审员将其视为加重情节。[36]

(二)发展心理学与青少年罪责

Roper案依据三点理由,认为对青少年应该比成年人的罪责更轻:不成熟的判断;容易受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格特质。但是法院更容易依赖于直觉——“正如任何父母都知道的那样”,[37]而不是科学的证据。之后几个法院专家简要地提出了有关青少年减轻化刑事责任的发展心理与神经科学研究,但法院对其中的决定性证据加以分析确定。[38]不成熟的判断力、冲动性和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与刑事责任的评估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发展的神经科学研究对这些评估也产生一定影响。

报复量刑理论与犯罪严重性的刑罚相适应。危害与罪责这两种情节对犯罪的严重性以及行为人需承担的责任作出了界定:“一般来说,对犯罪行为的可责程度是根据两种情节进行评估的:犯罪造成危害的性质与严重性;以及罪犯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罪责程度,特别是犯罪意图、动机、目的,以及精神疾病或者其他可减轻责任情节。”[39]

罪犯的年龄并不会改变犯罪行为造成危害的程度,一个15岁的儿童可以和成年人一样,造成相同的危害。然而,青少年无法完全理解不法行为或者无法控制行为的特征可能会减少刑事责任。青少年对后果理解的有限性以及缺乏冲动控制能力的特点降低了他们所造成危害的可责性。[40]各州认为他们应当为这些危害承担责任,但不应当像成年人一样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

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的思维和行为是如何随着生长过程不断成熟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到了青春期的中期阶段,大多数青少年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明辨是非。比如说,青少年能与成年人一样在医疗机构中做出知情同意的决定。但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反思后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与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中自发做出负责任选择的能力有着明显不同。相较于成年人,情感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判断,同时研究人员区分了在“冷”和“热”认知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兴奋和压力使得青少年比成年人更会作出更具风险的决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赞助青少年发展和未成年人司法(ADJJ)研究中心,对青少年的认知、决策和判断能力进行调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ADJJ研究中心就青少年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青少年发展和未成年人司法研究区分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判断的成熟度。虽然16岁的儿童展现了与成年人具有可比性的认知能力,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出成人特质的决定或者运用自我控制的能力。青少年发展和未成年人司法将“不成熟的差距”描述为认知能力和成熟的判断力之间的脱节。青少年不成熟判断力反映了在风险认知、后果判断、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经验方面的差异。青少年和成年人在知识经验、时间观念、风险倾向和冲动性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所作的选择更不具可责性。

1.不成熟的判断与冲动控制。青少年倾向于实施自杀、吸食毒品、不安全的性行为和犯罪行为等危险活动。为了评估风险,必须确定潜在的结果,预测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价值评估。青少年低估了风险可能性,而强调即时结果,同时相较于成年人,他们更注重收益而不是损失。年幼的青少年比年长的同辈或者成年人更容易实施冲动行为。青少年与成年人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信息,也更少考虑影响风险的选择。在简单问题上,青少年和成年人将耗费相同的时间去解决;但在复杂问题上,成年人则需要更久的时间去考虑。[41]

在青春期中期阶段,青少年对风险的感知会下降,但是随着成长,又会逐渐增加。相较于年幼以及年长的研究对象,16、17岁的儿童对风险的预期最低。他们以当前为导向,不考虑未来的结果。同时,他们采用与成年人不同的方式衡量成本与收益,并将不同的主观价值应用于结果中。青少年偏爱即时的,哪怕是更细微的好处,而成年人则会推迟此种满足感,除非当前的付出可以忽略不计。[42]此外,年轻人对参与冒险活动的看法与成年人有所不同。他们渴望肾上腺素带来的刺激和兴奋。对冒险和刺激的追求在16、17岁时达到最高峰,成年后则趋于减少。对风险感知和偏好之间的差异对应着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增加。自认为的刀枪不入增加了青少年的风险倾向。

2.神经系统科学和青少年大脑发育。青少年在20岁之前的脑部发育还未成熟,而社会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在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这些发育的特征。[43]青少年缺乏成年人的生理能力来进行成熟的判断或者对冲动进行有效的控制。两种神经系统导致了年轻人从事冒险行为的倾向。前额调节系统负责判断和冲动控制,边缘系统负责情绪和寻求奖励的行为。大脑额叶的前额叶皮层担任首席执行官,执行的功能包括推理、计划和冲动控制。在青春期末期,前额叶皮层的髓鞘化和突触修剪增加了认知功能、推理能力和冲动控制能力。边缘系统控制本能行为,如战斗或逃跑。与成年人不同,青少年更依赖于边缘系统而非前额叶皮层。在青春期,当边缘系统活动增加而前额调节系统滞后时,这两个系统将处于失衡的状态。追求愉悦和情感奖励的反应比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系统发展得更快。青少年的冲动行为是对一种直觉而非冷静行为的反应。同伴的出现刺激了大脑奖励中心更强的神经活动,并进一步增加冒险行为的倾向。和边缘寻求奖励系统相关的前额叶皮层的冲动控制系统的缓慢发育导致青少年从事冒险活动、犯罪行为的风险。神经科学有助于解释青少年的冲动行为。科学家没有在脑部发育和现实生活的行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形成一种基于脑部发育对青少年罪犯进行个别审查的方式。然而,研究有助于解释青少年为何会做出具有风险的决定以及他们为何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这些问题。

3.同伴团体的影响。Roper案还将青少年的减轻化责任归因于他们更容易受到消极同伴的影响。一般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和犯罪行为与环境特征相互作用。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倾向于选择共同犯罪,而这增加了他们过失犯罪或亲自犯罪的帮助责任风险。易受同伴影响的特征与风险倾向相互作用,而且比起单独行动,青少年往往会集结在一起从事更具风险的活动。同时,青少年可能会因害怕被社会排斥而做出一时冲动犯罪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Roper案、Graham案、Miller案和Jackson案中的被告,都承认了他们与一个或多个同案犯实施犯罪行为。青少年在十几岁、二十岁左右才具有抵制同伴影响的能力。由于青少年缺乏完全抵御同伴压力的能力,因而这也减轻了他们的刑事责任。[44]

三、Graham v. Florida案:青少年犯刑事责任的平衡

由于青少年的判断不成熟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Roper案禁止对青少年判处死刑。在Graham案之前,法院的宪法第八修正案判例宣称“死刑特殊论”。然而,排除死刑的减轻刑事责任也减少了青少年在其他刑罚方面的可责性。

(一)Graham v. Florida案:废除“死刑特殊论”

在Graham案之前,法院没有将相称性原则适用于青少年的有期徒刑当中,也没有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最低年龄。因此,上诉法院没有对法官判处青少年的法定最低刑罚或者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进行审查。[45]虽然罪刑相适应原则将犯罪的严重性(危害与罪责)与所规定的刑罚相联系,但是法院使用了一种循环逻辑,即因为所受到危害,所以该罪行是严重的。同时,它关注危害而不是罪责。

在Graham v. Florida案中,16岁的特伦斯·格雷厄姆(Terrance Graham)和3位同伴因预谋抢劫一家饭店,被判处监禁1年缓期3年。[46]在从监狱释放后不久,仍处于缓刑的格雷厄姆和他的同伴再次犯下了两起入室抢劫案。初审法官撤销了格雷厄姆先前的缓刑判罚,并拒绝了控方提出判处30年监禁的建议,而将他判处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47]格雷厄姆随后声称,对一个非杀人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违反了第八修正案的规定以及Roper案对青少年减轻刑事责任的认识。[48]

在Graham案中,大法官肯尼迪确定了在第八修正案中两种不相称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涉及对有期徒刑的质疑,它大大超过罪行的严重程度,因而造成“严重的不相称”。另一种情形则禁止对各类犯罪或者罪行判处死刑——“绝对的不相称”,如在Roper案的儿童,在Atkins案中,有智力障碍的被告人并非杀人犯。[49]虽然第八修正案的语句和历史表明它不会对死刑和非死刑判罚采取不同的检验法,但是最高法院根据“死刑特殊论”采用了双重相称性分析。

当被告对有期徒刑提出质疑时,法院对第八修正案中是否包含适用于非死刑判罚的狭义相称原则进行了考虑。[50]Rummel v. Estelle案认为,当对一个三次犯有轻微财产罪的罪犯判处为有可能假释的终身监禁,并不会违反第八修正案的规定。三年之后的Solem v. Helm案则认为对犯有财产罪的累犯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违反了宪法规定。Solem案的相称性分析关注于三个要素:“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罚的严苛程度;对同一管辖区范围内的其他罪犯的刑法适用;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对同类犯罪的刑罚适用。”在Harmelin v. Michigan案中,虽然最高法院内部没有就宪法理由达一致,但它支持对首次贩卖毒品的罪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大法官肯尼迪在Harmelin案中的主张,为评估不相称的判罚提供了具体操作规则。在Harmelin案以后,只有有期徒刑的判罚严重违反了相称性原则时,法院才会进行Solem案中的比较性审查。法院在Ewing v. California案中采用了这些要素,并主张对三家高尔夫俱乐部实施盗窃行为的被告人判处25年的监禁。[51]

法院的死刑相称情形则审查了某些类别的罪犯或者罪行判处死刑的合宪性。一些判决禁止对非杀人的罪行和犯轻微罪的罪犯判处死刑。[52]而另一些判决,如Roper案和Atkins案,则禁止对青少年、有智力障碍的罪犯判处死刑。[53]Graham案件处于这两种情形的交叉点——对有期徒刑的绝对质疑。[54]法院没有对个案的判罚是否造成不相称进行审查,而是考虑了对实施犯罪的所有罪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合法性。[55]Graham案否认了法院的“死刑特殊论”,并对Roper案中的绝对减轻责任的理由进行了延伸,同时“宣布对全部罪犯进行非死刑判决。”[56]由于Graham案件提出了一个绝对的而非个别量刑相称性的质疑,最高法院对Harmelin案进行了区别对待。[57]

一旦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就绝对刑期提出质疑,它将重复Roper案的相称性分析方法,并就是否将非杀人的青少年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问题达成全国性的共识。[58]虽然有37个州对非杀人的青少年犯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但是只有除了佛罗里达以外的少数州真正得以实施。[59]Graham案重申了早些时候在Thompson v. Oklahoma案中的担忧,即允许将青少年移交至刑事法庭的法律与将非杀人的青少年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一般性刑罚条款的相互作用,并不能成为各州提出将此类罪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理由。[60]

Graham案依赖于三种特征:罪犯、罪行和刑期。Graham案的相称性分析在罪犯行为与特征以及刑罚严重性的基础之上,考虑涉案罪犯的刑事责任。[61]它重申了为什么减少罪责的青少年比那些实施相同犯罪行为的成年人会受到更轻刑罚的三个原因。虽然Roper案引用了较少的社会科学证据,但是Graham案明确支持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以达成有关青少年减轻刑事责任的结论:心理和脑部发育的科学表明了青少年和成年人心智的基本差异。比如说,参与行为控制的部分大脑在后青春期阶段逐渐发育。Graham案借鉴重罪谋杀的死刑判决,得出结论认为,即使是最严重的非杀人犯罪在其严重性和不可挽回性方面上也不能与谋杀罪相提并论。那些没有犯谋杀罪的青少年的刑事责任被“两次减轻”,并且不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Graham案陈述了对非杀人的青少年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理由:报复、威慑、无刑事能力和改过自新。尽管死刑不同于监禁,但对青少年来说,死刑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都是最严重的判罚,它们都以不可挽回的方式改变了罪犯的命运。它否认了罪犯改过自新的希望或者前景。[62]而且,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青少年将会比年长的罪犯在监狱里服刑的时间更长,监禁在其一生中所占的时间比例也更高。[63]Graham案认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刑罚对青少年的边际威慑效应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64]尽管缺乏刑事能力将会减弱未来犯罪的风险,但是法官无法在判决时预测“青少年犯将永远是社会的危险品”抑或仍然屡教不改。最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剥夺了青少年罪犯成长和改变的动机和机会。[65]很多州否认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罪犯能够获得职业培训计划或者为那些重返社区的人提供改造服务。[66]由于非杀人青少年犯有限的罪责以及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严重性,Graham案认为,不能对那些没有犯杀人罪的青少年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67]

最高法院绝对禁止判处青少年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并否认法官和陪审团根据个案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可能性。Graham案再次强调临床医生或法学家无法对少数屡教不改的青少年以及多数有能力蜕变改造的青少年之间加以区分。而且,青少年的不成熟以及能力缺乏等特征增加了在事实发现和罪责评估阶段出现错误的风险。[68]

审判能力要求一个人能够理解诉讼程序,做出理智的决定,并对律师进行协助。与精神疾病或者智力障碍会使成年人缺乏相关能力一样,发育受限也会减弱青少年的能力。心理学家提出了青少年和成人年在能力、判断力和法律决策方面有关年龄的显著差异。[69]发育的差异导致青少年缺乏与律师交流的能力,集中注意的能力,提供犯罪信息的能力,承认无罪事实的能力,以及作出法律决定的能力。与低智商的成年人相比,年龄和智力的相互作用对低智商的青少年

小词儿都挺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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