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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建议取消刑法中的类推制度
【作者】 李华平【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2
【页码】 4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6648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类推制度。笔者建议修改《刑法》时将该规定取消。理由如下:
  一、取消类推制度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国4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基本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依法办事成为社会仁义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罪刑法定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对刑法的根本要求。而类推制度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类推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罪刑法定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存在着矛盾。苏联学者柳勃林斯基把类推制度视为“暂时背离严格法制的一种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取消类推制度,有利于敦促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
  二、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取消类推制度提供了现实条件与可能性。
  198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保留了类推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1)犯罪现象的复杂性。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激化;同时,我国也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时可能出现新的、为《刑法》所未曾规定的犯罪形式,规定类推制度,是为了不使那些法律尚未规定的新出现的犯罪逃避惩罚。(2)《刑法》诞生时我国立法工作的现状。《刑法》产生于10年“文革”刚刚结束之际,立法队伍不足,立法经验匮乏,当时既已存在的许多犯罪形式,如侵占公私财物、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一些犯罪行为在《刑法》中都没有规定。保留类推制度的目的在于借助司法工作来弥补立法之不足。(3)当时的立法体制。根据我国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具有解释宪法、法律与制定法令的权力,而无制定、修改、补充法律的权力。全国人大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我国当时缺少一个灵活机动的立法体制,要求全国人大根据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犯罪情况及时对《刑法》进行修改和补充,是不可能的。犯罪情况的复杂性、刑法典本身的极不完备性以及单一、僵化的立法体制等原因的综合,乃是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的根源之所在,孤立地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都不可能对此予以科学说明,都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若以为只要刑法典不能将所有的犯罪包括无遗,就应保留类推制度,那么取消类推制度永远是没有可能的,最起码是遥遥无期了,这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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