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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公民诉讼的法律责任功能与形态
【副标题】 从公民诉讼、集团诉讼、民事诉讼辨析的视角
【英文标题】 The Functions and Forms of the Legal Liability of Citizen Lawsuit
【英文副标题】 with Analyses of CitizenLawsuit, Class Action and Civil Action
【作者】 王蓉【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公民诉讼;预防责任;特定行为责任;填补责任;惩罚责任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5
【页码】 70
【摘要】

当下关于公民诉讼的探讨大多定位和停留于公益诉讼层面,没有进一步进行亚类型化的细化分析。以法律责任功能与形态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公民诉讼与集团诉讼、民事诉讼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公民诉讼的诉权,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其法律责任功能以预防为主,相应地其法律责任类型依次为预防责任、特定行为责任、填补责任和惩罚责任;其法律责任形态以“法定性”和“行为履行令”为最基本特征。“预防功能为主”显现公民诉讼的价值取向在于保护并激励人类从事与环境相容的行为,以实现人类这一集合主体的多元利益的适度共赢;“法定性”凸显公民诉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意志”体现和“社会利益”维护;“行为履行令”反映公民诉讼的外在特征,是社会以个体化形态按照社会意志规范个体行为的强制再履行。公民诉讼法律责任功能与形态的拟制和司法实践,不仅仅体现了法律拟制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构建了国家与社会的共治机制。

【英文摘要】

Current discussions about citizen lawsuit almost stand on public welfare lawsuit, not doing any sub-typological analyses. In view of legal liability’s function, compared to class action and civil action, we can find that prevention is the major function of legal liability in citizen action as a social right. Types of legal liability are liability for prevention, liability for specific act, liability for damage and liability for punishment.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legalliability’s form are legality and act-performance.“Prevention in the first place” reflects that value orientation of citizen lawsuit lies in protecting and encouraging human’s environment-friendly act in order to realize suitable all-win of human’ s multi-dimensional benefit. Legality means that citizen lawsuit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will and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benefit. Act-performance is the external feature of citizen lawsuit and an enforced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acts which society regulates in individual models according to social wills. Therefor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legal liability’s functions and forms of citizen lawsuit, not only reflect the innovation of legislation,but also build a shared-ru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9985    
  当下关于公民诉讼、集团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探讨,大多还停留在将三者界分为公益或私益诉讼,进行较为简单化和笼统化的分析。应当承认,这种粗线条、大轮廓的研究状态对于一种新型诉讼形态的起步阶段的研究,具有合理的在先性。但这种在先形态的长期存在或停滞不前,易造成公益诉讼、公民诉讼、集团诉讼自身理论构建的空泛,导致把握对象上的失焦与研究结论的不当。因此,本文拟就公民诉讼的法律责任功能与形态,从公民诉讼、集团诉讼和民事诉讼辨析的视角,进行较为细化的讨论,以期深化对公民诉讼的理解。
  一、基本概念界定
  公民诉讼,作为环境法最普遍、最独特、最具有代表性的诉讼形态,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环境整体利益或实现社会整体环境权利而提起的诉讼。[1]公民诉讼在性质上属于公益诉讼的一类,是以公益的促进为建制的目的与诉讼的要件,诉讼实际的实施者即或应主张其与系争事件有相当的利益关联,但诉讼目的往往不是为了个案的救济,而是督促政府或受管制者积极采取某些促进公益的法定作为,判决的效力亦未必局限于诉讼的当事人。[2]公民诉讼可以针对两类主体和情形提起,一是针对政府是否执行环境法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二是针对受管制者是否遵守环境法的规定。由于针对政府提起的公民诉讼,主要涉及政府的职责责任,基本不涉及其他责任类型。因此,本文所展开的四类责任类型的功能及形态的分析,主要是指针对受管制者所提起的公民诉讼中涉及的法律责任;所谓集团诉讼,是指旨在追求一定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或实现他们的共有权利而提起的诉讼。[3]集团诉讼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多数原告的存在,而且还往往以这些原告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利害关系、他们因这样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为前提。[4]所谓民事诉讼,是指私人为实现主观私权而进行的诉讼。[5]
  对于公民诉讼和集团诉讼的界定,长期存在两种混淆认识:一是公民诉讼与集团诉讼的混同。这一混同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将公民诉讼和集团诉讼笼统归纳为公益诉讼,而没有进一步进行亚类型化分析。比如,陈虹先生认为:“发端于美国的公益诉讼,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已成为被诸多国家竞相移植的法律制度产品。尽管该制度类型在各国名称不一,如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团诉讼、公民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公害审判、环境保护诉讼等,但目的、功能却指向相似。”[6]这种混同性界定和认知,不仅使公民诉讼、集团诉讼丧失了进行亚类型化分析的前提,而且丢失了借助国外立法、司法实践深入探究借助不同诉讼类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治理机制的机会。二是集团诉讼与集体诉讼的混同。集团诉讼以德国法的团体诉讼为代表,是指由某一法人团体或经法律认可之机构,为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依法律规定在特定事件以自己的名义而提起的主要为不作为请求的诉讼。[7]集体诉讼,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成员作为集团全体成员的代表,代表全体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诉讼。作为原告或被告的集团与其代表在诉讼中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就其权利或责任作出裁决比在一系列的单个诉讼中作出裁决更为有效。[8]尽管集团诉讼和集体诉讼都具有群体性诉讼的特征,但二者的性质却有根本的不同。一是获取原告资格的路径不同。集团诉讼是通过法律直接授权,以自身名义获得起诉资格。法律授权意味着团体代表团体利益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公共权力;集体诉讼尽管也以团体自身名义起诉,但其授权不是基于法律的直接授权,而是基于个体侵害者的授权。[9]因此,这种个体授权属性决定了集体诉讼本质上仍是个体诉讼,是一种更具有规模效应的个体诉讼形态。[10]二是从维护的利益层面,集团诉讼中的团体作为团体利益的法定代表,维护的应是团体整体利益,[11]而不应是团体成员的个体利益;集体诉讼中的团体作为团体成员或其他个体的诉讼代表,维护的应是个体利益,尽管这种个体利益具有群体性产生、生长和实现的特征。因此,从本质而言,集体诉讼仍属于特殊形态的民事诉讼,而非集团诉讼。[12]
  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带有直接强制性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13]法律责任功能是指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可以实现的效应。法律责任的功能一般认为包括惩罚、救济、预防三大功能。所谓惩罚功能,是指惩罚违法者和违约人,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所谓救济功能,是指救济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恢复或补偿受侵犯的权利;所谓预防功能,是指通过使违法者、违约人承担法律责任,教育违法者、违约人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违法犯罪或违约行为。[14]为了实现以上法律责任功能,法律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法律责任类型及形态。
  以下分别就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特定行为责任、填补责任、惩罚责任的功能和形态,进行较为细化地对比分析。
  二、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功能及形态
  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是指任何公民[15]以最终监督者的代表身份,[16]要求法院对被告下达要求其履行法定预防义务的法律责任。[17]在公民诉讼的责任形态中,预防责任具有“在先”的地位和功能。“在先”地位是指预防责任总是优先于其他法律责任。这种“在先”地位不仅基于损害预防是防止损害发生的最有效方式,[18]还基于损害的预防对于环境损害的救济而言是最经济的方式。“在先”功能是指预防责任具有其他责任无法比拟的降低“理性无知”风险的作用。[19]其对于任何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行动或活动都是必须的“在先”需求,而不仅仅只是某些特定行为或活动的“在先”需要。
  集团诉讼的阻却责任是指原告基于维护集体公益的目的,诉请法院对被告下达的可直接阻却被告实施违法或严重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该阻却责任形式对应于私法上的预防型责任及复原型责任中的恢复原状。[20]阻却责任在集团诉讼责任体系中最为重要,因为其在保护集体权利或法益方面,具有其他责任类型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因为阻却型责任是保护扩散性集体小额权利或权益免受非法侵害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因一切侵害皆出自不当行为,不当行为的禁止是预防或消除侵害的最彻底方式。[21]阻却责任的主要形态是法定禁止令。
  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旨在不以加害行为已经对原告发生危害后果为前提。只要存在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并且这种危害指向特定的受害者,受害者就可以提起阻却被告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之诉。[22]在民事责任形式中,预防责任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在功能上,它是私法之损害赔偿法的一部分,是必要的和先于损害赔偿制度的那一部分,因事实上损害的预防总是优于损害的赔偿。[23]预防责任在对某些权利或法益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对不动产、商业利益及非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有着填补责任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的形态主要是课以被告禁止令而非强制履行令,[24]因设定预防型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或消除被告行为指向性地对原告权利或法益继续造成侵害。[25]
  公民诉讼、民事诉讼、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具有以下不同:
  第一,责任设置的起因不同。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设置的起因主要在于“行为无害化的在先评价和限制”,即行为人对自身行为“在先”进行一种评价,并在此评价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自身行为对环境无害,而非对已出现的危险的一种化解;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设置的起因主要在于“诉讼的有效性”。假如被告已经不合理地侵扰了大众之共同利益,禁令即应给出。一旦给出禁令,被告也就“免受”旨在寻求救济之禁令之重复诉讼。[26]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集团诉讼所要维护的集团共同利益,基本都具有小额、分散的特点,禁令是救济小额、分散权益的最有效方式;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设置的起因主要在于“弥补金钱赔偿不能弥补的损害”。有时候加害人采取的一些能够避免受害人继续遭受不利影响甚至能够彻底消除影响的措施,更符合受害人利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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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维护的利益不同。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环境利益;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维护的是集体公益;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维护的是个体利益。
  第三,责任形态不同。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主要为行为履行令,即法院课以被告强制履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法定预防义务为主;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主要为法定禁止令;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为自治性禁止令。
  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即利益冲突不同、危害行为的科技程度不同、危害行为与无害行为的关联度不同和诉讼价值追求不同。
  一是关于利益冲突不同。公民诉讼的利益冲突具有相容性,这由环境容量的兼容性和利益冲突的归属主体的同一性决定。环境容量的兼容性允许人类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利用环境的纳污能力,满足人类生理和生产的多元需求。利益冲突的归属主体的同一性,是指公民诉讼中所要解决的利益冲突,无论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生存利益,都是人类这一单一性集合主体必须的利益。同时,作为集合性主体,其利益体现是一种普遍的均衡状态,而非像个体利益或集团利益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差异状态。集团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利益冲突具有相对对立性。这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归属主体的差异性和冲突利益的正当性不同。利益冲突的归属主体的差异性是指集团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拟解决的利益冲突是权利人与权利人以外的人的利益冲突。冲突利益的正当性不同是指集团诉讼和民事诉讼拟解决的不是两个正当性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正当性利益与非正当性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利益冲突的对立关系需要将解决利益冲突的理性思路建立在对一方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的禁止上。
  二是关于危害行为的科技程度不同。环境危害具有高度的科技性,是一个风险分担和政治选择过程,而非事实判断或共同道德认知的问题,[28]因此,公民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一定是一种法定的形态,而非一个可以自由裁量的形态;集团诉讼拟消除的危害,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依据一般专业知识可以加以判断的事项,但因该危害是对一个集团共同体的危害,因此,其判断就不是或不应是一个单纯地个体性事实判断的总和,而应是一种整体性的判断。这一整体性的判断,在实践中更能依靠侵害者的“非法得利”而得以精确的表达,[29]因此,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从有效性理解,应是一个“取缔非法行为以消除非法得利”的形态;民事诉讼拟消除的危害是一种可以依据个体认知或一般专业认知判断的事项,因此,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形态可以是一个可以由原告和法院共同确认、[30]具有一定自由裁量属性的形态。
  三是关于危害行为与无害行为的关联度不同。人类利用环境的行为是一个“危害性”与“无害性”关联度非常强的行为。所谓关联度强,是指同一行为在一定限度内(通常为一定标准内)是一种无害行为,超过这个限度则为危害行为。同时,这一关联度还蕴含了一定范畴内的人类多元利益的实现[31]与环境容量的客观许可度的有机结合,是人类的必要和必然的需求。因此,通过履行法定预防义务,保证人类行为“无害化”实施,[32]以实现人类多元利益的适度共赢,就成为公民诉讼预防责任的基本形态;民事诉讼和集团诉讼中,在一般情况下,“危害行为”与“正当行为”[33]相互独立。[34]这种相互独立关系意味着“正当行为”的实现需要以消除“危害行为”为保障。
  四是关于诉讼价值追求不同。公民诉讼具有社会属性,即社会整体环境利益的实现具有在先的价值位阶。[35]社会属性要求公民诉讼必须在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社会与个体的利益冲突。在这一诉讼价值追求下,公民诉讼以法定行为履行令[36]作为其最基本的预防责任形态,以保证个体利益的实现不损害社会整体环境利益,就成为其内生要求。因此,环境损害的预防有效点不在于对个体已发生的行为进行危害评断后的禁止行为,而在于要求被告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为进行“去危险化”的事先强制行为;集团诉讼具有集体属性。这一集体属性是对个体救济在维护某一水平下的集团整体利益的“失语”的弥补。[37]在这一目标指导下,集团诉讼会采取事后性法定的“阻却违法”的预防方式,以消除个体行为对集团整体利益的侵害。[38]因此,集团损害的预防有效点在于对个体已显现的危害行为进行法定判断后的一种禁止;民事诉讼具有个体性属性,是在保持个体主动性前提下,借助司法第三方力量解决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一目标指导下,民事诉讼会采取事后的禁止性预防方式,[39]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因此,民事损害的预防有效点在于对个体已显现的危害行为进行事实评断后的禁止。
  三、公民诉讼的特定行为责任功能及形态的对比分析
  公民诉讼中的特定行为责任是民事诉讼、集团诉讼中所没有的。这一责任是指任何公民以最终监督者代表身份,要求法院对被告下达要求其履行法定的特定行为或职责的法律责任。在公民诉讼责任体系中,特定行为责任具有重要功能和特定适用范围。从功能上,它是对已采取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法定限制。[40]在这一方面,特定行为责任与民事诉讼、集体诉讼的预防型责任有共通之处,都是对已发生的危害行为的“消除”,但三者在责任形态、危害判断方式、适用范围方面均有不同。
  第一,在责任形态上。公民诉讼中的特定行为责任的最基本形态是法定行为履行令,即履行法律赋予的特定行为义务(最典型的特定行为义务为达标排放);集团诉讼的最基本形态是取缔非法行为或所得;民事诉讼中预防型责任最基本的形态是禁止令。[41]造成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民诉讼的特定行为义务的本质为个体“污染成本外溢的内部化”,本身就具有救济属性。[42]比如,达标排放作为法定的特定行为义务,从理论上讲,如果某企业达标排放了,则推定该行为是一个不产生“成本外溢”的排污行为,即该排污行为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如果不达标排放,则推定该排污行为是一个产生“成本外溢”的行为,即该排污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损害。[43]可见,从这种意义上讲,遵守特定行为义务就意味着行为的无害性,违反特定行为义务就意味着行为的危害性;消除违反特定行为义务所造成的危害的最有效救济方式,就是强制再履行法定特定行为义务。
  第二,在危害判断方式上。公民诉讼中的判断是以被告是否违反了法定特定行为义务为标准,具有公共判断的性质;集团诉讼的判断是以是否违法为标准,具有法定判断的性质;民事诉讼的判断是以是否有危害效应等事实为标准,具有个体判断的性质。
  第三,在适用范围上。公民诉讼的特定行为责任适用于在法律上负有特定行为义务的任何人;[44]集团诉讼的预防责任主要适用一定集团内所有成员的小额权益受到损害,民事救济手段无法救济的领域;民事诉讼的预防责任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领域,比如,不动产权利、商业利益及非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等领域。[45]
  四、公民诉讼的填补责任功能及形态
  公民诉讼的填补责任是指任何公民以最终监督者代表身份,要求法院对被告下达要求其履行法定整治或恢复环境义务的法律责任。填补责任在环境法责任体系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功能。特定地位体现为填补责任是作为预防责任、特定行为责任的一种后续责任。后续责任是指当被告没有充分履行其预防责任和特定行为责任时,应承担的一种责任。特定功能体现为填补责任是一种事后补救责任,而非事先预防责任。公民诉讼的填补责任的基本形态为“法定行为履行令”,即要求被告履行整治或恢复环境的法定义务。这是基于环境损害具有不可估算和不可逆转的属性。
  集团诉讼的填补责任是指原告基于维护集体公益的目的,诉请法院对被告判处赔偿原告所代表的集体整体上所遭受的损失的法律责任。[46]其责任形态在于剥夺侵害者的非法得利。由于集团诉讼在针对众多的小额权利或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下,才有存在和运作的必要,[47]因此,在众多小额赔偿案件中,众多受害者对自己的权利是否得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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