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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刑事政策、罪刑法定与严厉打击暴恐犯罪
【作者】 梁根林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反恐;刑事政策;罪刑法定;死刑政策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4)-12(下)-0026-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4
【页码】 26
【摘要】 “双严”反恐刑事政策表明了我国对于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是我国应对恐怖活动组织化而采取的具体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事前严密防范、事中坚决反击与事后严厉惩治。贯彻“双严”反恐刑事政策,既要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的具体要求,又要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同时要注意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正确处理“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关系。在建设法治国家大背景下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不仅要讲究刑事政策的有效运用,还要严守罪刑法定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163    
  编者按当前,暴力恐怖犯罪已成为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现实威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有效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推进对暴力恐怖犯罪的有效规制,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围绕暴力恐怖犯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规制及司法认定展开专门研讨,敬请读者关注。
  近年来,随着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与方向调整,日益加大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的渗透,并与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现实威胁。某种意义上,我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我国将不得不进入全面反恐与全民反恐的新时代。全面反恐与全民反恐当然需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特别是需要从源头上解决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但是,严厉打击暴恐无疑是我们面对暴恐威胁不得不采取的首要反击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严厉打击暴恐犯罪行为,既要强调及时性与有效性,也要强调合理性与合法性,或者说,既要讲究反恐刑事政策的有效运用,也要根据法治国家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依法严格定罪量刑。
  一、“双严”反恐刑事政策本义解读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我国反恐刑事政策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恐怖活动。”(以下简称“双严”反恐政策)。这是我国立法者通过立法明文规定的反恐刑事政策,是指导我国反恐斗争特别是严厉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具体刑事政策。作为指导我国反恐斗争的具体刑事政策,“双严”反恐刑事政策具有丰富而完整的内容。
  首先,“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表明了我国对于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原因,可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或者动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只要符合我国立法者所界定的恐怖主义特征,就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为恐怖主义及其犯罪活动开脱罪责,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其他外国政府或者政治势力使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其次,“坚决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是我国应对恐怖活动组织化而采取的具体行动策略。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在恐怖活动组织的策划、组织与操纵下实施的恐怖袭击,较之于孤立的个人实施的泄愤性的暴力袭击,无论是犯罪计划的周密性、袭击后果的严重性,还是社会恐慌的扩散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国际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坚决取缔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组织,直接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本身犯罪化,同时将资助、包庇恐怖活动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予以单独犯罪化。对此,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条均有所体现。这些规定正是“坚决取缔恐怖活动组织”这一反恐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再次,“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恐怖活动”是我国“双严”反恐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具体要求包括对暴恐犯罪的事前严密防范、事中坚决反击与事后严厉惩治。所谓事前严密防范,就是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防微杜渐,强化恐怖活动的源头防范,及早发现暴恐犯罪活动苗头,尽量将暴恐犯罪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所谓事中坚决反击,就是一旦恐怖活动组织及其成员将暴恐犯罪活动付诸实施,反恐执法力量应当在第一时间予以快速反应,对暴恐分子给予迅速、有效与毁灭性的打击,防止暴恐犯罪活动蔓延,造成大面积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大范围的社会心理恐慌。所谓事后严厉惩治,就是对暴恐犯罪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幕后操纵者、实施者以及包庇纵容者,必须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从重从快予以严刑惩治,依法罪该处死或者判处重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或者其他重刑。
  二、“双严”反恐刑事政策的系统制约
  “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作为专门适用于暴恐犯罪这一特殊犯罪类型的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将其置于我国刑事政策系统之中予以理解,才能真切地把握其全部内涵。
  首先,“双严”反恐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从严”的具体要求。暴恐犯罪袭击国家机关及军警公职人员,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事件,杀戮、残害无辜,是极端暴力犯罪,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要求的适用对象,“双严”反恐刑事政策强调对暴恐犯罪的“严密防范”与“严厉惩治”,因而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从严”要求完全一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要求的具体展开。同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亦要求,“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作为具体刑事政策,在其政策基调强调对暴恐犯罪“严密防范”与“严厉惩治”的同时,亦必须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而不能一味地从重从严。因此,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对待暴恐犯罪的处理仍然必须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其次,运用“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满足“综合治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要求。面对暴恐犯罪活动突发多发、暴恐犯罪分子气焰嚣张、暴恐犯罪从新疆向内地蔓延、反恐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的现实,必须将“严密防范、严厉惩治”作为当前反恐斗争首要选择。但是,“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毕竟只能暂时压制暴恐犯罪的嚣张气焰,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战争开启十多年来,国际反恐形势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实质性改善,这一教训充分说明,一味依靠强力和战争手段以暴制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甚至可能激发更为严重的恐怖主义复仇。
  必须承认,与国际恐怖主义一样,中国的恐怖主义的产生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同样与暴力、贫困、教育、极端宗教信仰、利益冲突、社会不公等因素有关。只要这些因素存在,就有可能继续为恐怖主义提供温床和基础。事实上,我国最高决策者在部署“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恐怖活动”的同时,始终强调在依法从重严厉打击暴恐犯罪的同时,要继续改进和完善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加快暴恐犯罪多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底层民众的就业、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进一步促进民族和睦与社会和谐。“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全面贯彻落实,必将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是在反恐斗争中贯彻“综合治理”刑事政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的具体体现。
  三、“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与相关具体刑事政策
  正确贯彻执行“双严”反恐刑事政策,必须妥善处理“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政策系统中其他具体刑事政策的关系。
  (一)“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保留死刑、坚持少杀、严禁错杀”是我国的死刑政策。根据“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不可避免涉及如何根据死刑刑事政策正确适用死刑的问题。
  1.死刑是贯彻“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的重要刑罚方法。暴恐犯罪无端杀戮无辜,血腥残害生命,制造严重社会心理恐慌,在性质上是最极端、最严重、最危险的暴力犯罪。暴恐犯罪分子在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信仰主宰下,挑战文明社会的良知,视他人生命如草芥,具有极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因此,一般而言,对于在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信仰支配下,实施严重暴恐犯罪行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结果的暴恐犯罪分子,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死刑适用条件的,如果没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情节,应当依法坚决判处死刑。这既体现了“双严”反恐刑事政策对暴恐犯罪“严厉惩治”的要求,也是“保留死刑”的死刑刑事政策的当然要求。鉴于当前严重暴恐犯罪突发、多发、高发以及暴恐犯罪分子气焰嚣张、反恐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这一客观现实,在贯彻“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与死刑刑事政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的时候,不排除适当适用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以收震慑之效,同时告慰无辜的受害者。
  2.根据“双严”反恐刑事政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时,必须贯彻“坚持少杀”的刑事政策,重视“死缓”制度的运用。对于参与严重暴恐犯罪、杀戮无辜因而“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分别处理。除对极少数为首策划、组织、操纵暴恐犯罪的首要分子、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肆意凌虐、残害无辜以及造成多人伤亡的骨干暴恐分子,必须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外,对其他虽然罪该处死,“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严重暴恐犯罪分子,如果确系受人蛊惑、操纵、蒙蔽而参与犯罪,犯罪情节相对轻微,犯罪后确有自首、立功、认罪悔罪等积极表现的,应当尽量避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转而代之以死刑缓期执行,从而达成“坚持少杀”的政策目标。因此,正确适用死缓制度,就成为平衡“严厉惩治恐怖活动”的反恐刑事政策要求与“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的重要支点。将“死缓”制度作为实际减少死刑执行的一种策略手段,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与刑事政策上的合目的性,既没有放松对犯罪性质和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特别巨大的暴恐罪犯的必要惩戒,又没有堵塞罪该处死的暴恐罪犯悔过自新的最后机会,亦有利于分化瓦解恐怖主义势力及其支持者、同情者。
  3.贯彻“双严”反恐刑事政策对严重暴恐犯罪适用死刑,必须满足“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的要求。也就是说,对暴恐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严厉打击暴恐犯罪贯彻“严禁错杀”的刑事政策要求,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严把事实关和证据关,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规定了极其严格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并且明令对于使用非法手段特别是刑讯逼供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适用毒树之果法则予以排除。这些规定要求“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办理涉及暴恐犯罪的死刑案件,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才能具体落实“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要求,确保死刑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4.严厉打击暴恐犯罪贯彻“严禁错杀”的刑事政策要求,必须严把法律适用关,正确理解和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统一的死刑适用条件,其中,“罪行极其严重”,绝非仅指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是同时包含了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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