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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变迁中的英美补强规则
【作者】 李训虎
【作者单位】 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补强规则;罪体;证据法;证人证言;庭外陈述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21
【摘要】 尽管英国和美国的补强规则具有同源性,但却演绎出迥异的发展模式。发端于英国普通法实践的补强规则,在当下的英国已基本被废除,裁量性警告作为替代性措施在发挥作用。在美国则发展出两种形态的补强规则,尽管强奸案件的补强规则基本被废除,但针对庭外供述的补强规则依然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司法实践。英美补强规则的变迁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全景展示、描述完整的英美证据法生态,能够为理论分析和改革建言奠定坚实的基础。研判补强规则变迁背后的原因,挖掘影响变迁的深层因素,能够在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以及因应本土刑事司法文化等方面,为我国补强规则的完善提供参考。
【英文摘要】 Although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n UK and US share the same origins, they have evolved into two very different modes.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n UK, originated from its common law practice, have been basically abolished, whereas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eveloped into two patterns: rules applicable to rape cases and rules applicable to out-of-court statements. The former have been basically abrogated, while the latter still exist, even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China can learn a lot form the evolution of Anglo-American corroboration rules. More specifically, the comprehensive displa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evidence law ecology in the UK and US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urther reform of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in China. Moreover, studying the reasons behind and digging into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corroboration rule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can provide China with useful references i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orroboration ru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373    
  一 为什么研究英美的补强规则?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被视为中国的补强规则,并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6条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沿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这被视为“对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口供补强规则的具体细化和完善”。[1]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从语言表述上对该条文予以了进一步完善。
  地方司法实务机关也存在通过地方性证据规定对补强规则作出补充性规定的传统。[2]由是观之,近些年我国对补强规则的规定日趋明确、细化,总体呈现强化的趋势。
  相较于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强化补强规则的进路,英美法中的补强规则展现的则是另外一种景观:以英国[3]为代表的一些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基本废除了补强规则。庭外陈述补强规则在美国尽管保持一种坚强的韧性,但一直处于流变状态,颇受证据法学者非议,并且,强奸案件补强规则也难逃被废除的命运。
  两相对比,在对待补强规则问题上,英美国家与我国之间出现废除或式微与强化的强烈反差。正是这样一种明显的反差促使笔者思考,为什么以英国为代表的众多普通法国家或地区要废除补强规则?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或者左右着这样一种变迁?英美补强规则的当下生态是什么?
  上述一系列追问构成本文探讨英美补强规则的背景。检索、梳理既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英美证据法中补强规则的研究严重不足: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和地区补强规则的历史缺乏关注,导致对于问题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尽管对于美国证据法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学术界主要关注成文的《联邦证据规则》,很少关注以补强规则为代表的不成文证据法。对于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差异及英美废除特定补强规则的背后因素更是缺乏深入分析、阐释,甚至可以说,国内几乎没有对于英美补强规则历史发展、演变及当下运行进行全面梳理的文献。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专门对英美补强规则的发展、演变及当下的适用情况,进行系统的描述、梳理、分析,以还原、展现补强规则在英美的历史变迁与当下发展。[4]当然,本文并不止于单纯的现象描述、介绍,更意在挖掘影响、左右英美补强规则变迁的深层次因素,通过对英美补强规则的挖掘、分析、阐释,展现真实的英美证据法生态,以对我们当下的证据法学研究和补强规则的完善有所助益。
  二 英国补强规则的流变
  在“以可采性规则为核心假设”[5]建构的英美证据法体系中,证明力规则难以进入成文的证据法中。尽管证明力规则总体处于边缘地位,但其中的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层面并未受到冷落,围绕这一规则产生的学术争论与实务见解绵延不绝、众说纷纭、仁智互见。[6]
  依据《牛津法律词典》,补强证据是指在要项上用来确认其他证据真实性的证据。[7]进而言之,英国证据法中的补强规则是指任何法律规则或实践,要求特定类型的证据必须被其他独立证据证实或佐证,以达到诸如刑事定罪的特定效果。[8]通过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其并没有像后文介绍的美国一样严格限制被补强的证据类型。一般而言,英国法中需要补强的证据主要是指控犯罪的证人证言,[9]按照1991年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报告的解释,补强规则适用的证人主要是嫌疑人的共犯和性犯罪案件中的受害人。[10]如今,补强规则在英国已经基本衰落,随着法律修改以及1995年R.v. Makanjuola一案判决的作出,这一曾经的主要普通法证据规则几乎荡然无存。[11]相较来看,在美国,由于补强规则本来就不是制定法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法典意义上的衰落,但围绕补强规则产生的争论从未停止,甚至在基本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12]基于补强规则在英美的差异,下文对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变迁分别予以论述。
  (一)源起与产生
  尽管有学者试图将补强规则追溯至中世纪甚至古代,[13]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补强规则源于17世纪的英国,[14]肇端于1661年一起三名共同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被害人“亡者归来”的谋杀案。[15]尽管根据英国当时的法律,仅仅依据未补强的口供定罪并无不当,但该案却促使英国人反思既有的制度设计。马修·黑尔(Matthew Hale)爵士在1768年出版的专著中通过两个与前述谋杀案类似的案例,提出“除非事实已经证明或者尸体被找到,否则我绝不会给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的被告人定罪”。[16]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表述与口供并无关系,[17]但依然被接受为补强规则的主要来源。[18]
  不过,在1740年之前,补强规则更多地仅是一种零星的存在,正如兰博约(John H. Langbein)所言,“虽然早在黑尔的时代,司法中就对污点证人所提供证言的危险存在担心,而且,确实有些案件中,对某项没有佐证的污点证人控告存在疑问,因此,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决”。兰博约进一步指出,从《审判实录》的记载来看,补强规则并未得到应用,直到1744年才真正产生。[19]这一建立在对老贝利审判实录详尽考察基础上的判断得到约翰·豪斯泰勒(John Hostettler)的验证:“在允许罪犯延请律师不久,18世纪40年代开始生效的另一条规则是污点证人的补强排除规则”,[20]这一规则推翻了威格莫尔关于补强规则产生于18世纪80年代的判断。[21]
  英美学者一般将补强规则的产生原因归于防止基于错误供述[22]或不真实供述[23]的定罪,特别是防范对想象的犯罪[24]或未曾发生的犯罪定罪的风险。[25]艾伦(C. J. W. Allen)认为,“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污点证人”[26]产生的弊端催生了补强规则的出现。兰博约作出进一步解释,大都市缺乏警察力量,为了侦查和控制犯罪,创造出赏金制度和污点证人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容易导致冤错案件发生,为了克服这两种制度存在的缺陷而引入辩护律师制度、补强规则和口供规则。补强规则是针对污点证人作伪证的一种举措,将污点证人案件中特殊的某一类——那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罪行的案件——确认为存在重大疑问,陪审团因此不能做有罪裁决。[27]
  (二)发展与定型
  从补强规则在刑事个案中的萌芽到18世纪40年代正式产生,经历了七八十年时间,发展缓慢,特别是在产生之初,适用范围极其狭窄,大部分学者认为补强规则在当时只适用于谋杀案件,[28]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补强规则除适用于谋杀案件外,还适用于重婚案件。[29]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在英国受到严格限制与在美国扩展至所有案件形成了鲜明对比。[30]
  补强规则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其性质或定位的流变。18世纪40年代的补强规则,并非今天我们所通常认为的证明力规则,相反其以排除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31]威格莫尔认为,“它并非证据规则,其仅仅是法官给予陪审团的提醒而已”,陪审团“或许尊重或许视而不见……”[32]对此,兰博约则认为补强规则是排除规则而非单纯的警告。[33]豪斯泰勒的考察验证了兰博约的观点,认为“在允许罪犯延请律师不久,18世纪40年代开始生效的另一条规则是控方证人补强的排除规则”。[34]直到18世纪80年代,补强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1787年的Atwood and Robbins案将补强规则还原为一项警告规则。[35]自此,补强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作为提醒陪审团的警告规则予以运用,其仅被视为法官自由裁量的事项,并没有上升为正式的制定法。
  相较于传闻规则,补强规则出现很晚,英国学者将原因归结于缺乏行之有效的上诉制度,[36]指出议会并不是一个解决刑事法改革细节问题的机构,在刑事上诉法院于1907年成立之前,并没有有效的刑事上诉制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自由裁量权才上升为法律规则。直到1916年,关于补强的法律才开始清晰地形成。然而,当时所确立的原则却是:需要某些在某一重要细节方面证明被告有罪的独立证据。[37]由此可以看出,刑事上诉法院在补强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刑事上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挥效用,补强规则体系日益复杂,并且以制定法的形式呈现出来。[38]1956年的《性犯罪法》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规定:被控以威胁、恐吓等手段与女性进行非法性交,或利用药物达成性交之目的,或强制妇女卖淫,或与21周岁以下女性进行非法性交之被告,不能仅仅根据未经补强之证人证言定罪。[39]当然,这里所说的证人仅仅指性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并不包括目击证人。除了制定法对补强规则作出规定之外,司法实践亦在强化补强规则。以共犯证言的补强为例,英国在20世纪50-80年代,通过一系列判例对其中的问题予以明确、细化,如明确共犯既包括主犯也包括从犯,还指出当共犯证人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时,其证言也无需补强。[40]
  在刑事上诉法院成立后,统一的上诉制度促进了补强规则的发展。进而,基于对特定犯罪及特殊类型证言的重视,英国将通过司法实践发展而来的补强规则上升为制定法。截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补强规则已经基本定型,主要体现在性犯罪案件、共犯以及特殊类型的叛国、伪证及超速驾驶等案件中。
  (三)衰落与替代
  随着实践的发展,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日益精细甚至繁琐,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尽管有观点曾主张用新的制定法替代补强规则,但被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否定,并作出一锤定音的决定:现行补强规则必须废除,并且无需替代措施。[41]最终改革成果在成文法上表现为《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34条之二和《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2条废除补强规则,这使得英国补强规则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42]目前,仅局限于叛国、伪证和超速驾驶[43]三类案件中,如果证据没有得到补强不能作出定罪判决。[44]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简单的法条废止,废除之后并非没有替代措施。正如英国学者所言,狭隘的、强制性的补强规则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但上诉法院以裁量性的注意警告替代先前的补强规则。[45]通过1995年的R.v. Makanjuola一案,首席法官泰勒勋爵(Lord Taylor CJ)对裁量性的注意警告作出了详细描述。[46]
  (四)背后因素解析
  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补强规则在英国存续长达三百余年,已经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条文甚至已经上升到制定法层面。为什么英国会废除沿用三百余年的补强规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这是制度设计者基于平衡保护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为了规制警察执法,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英国出台《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力图实现警察权力和被追诉人权利之间的平衡。[47]但是仅仅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担心正义的天平过于倾向于被告,又通过了有利于检控方的制定法。关于令人怀疑的旧的证人补强规则已经被废除。[48]由此观之,废除补强规则是平衡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一种举措。
  其次,补强规则的操作过于复杂和技术化容易导致不可欲知的后果。补强规则自身的存在并非制度设计者废除补强规则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规制补强规则的操作规程过于技术化,甚至被普遍认为混乱并且造成不必要的限制。许多定罪被上诉法院推翻仅仅是因为审判法官没有依据规则的技术要求向陪审团进行总结。[49]高度复杂的补强规则法律体系造成的后果是,在没有进行准确警告的情况下,定罪判决很有可能被撤销。这恐怕是制度设计者所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在流行的意见认为儿童证言更为可信,并认为某些女性可能会出于恶意或者无任何原因地捏造男性有性犯罪罪行的说法不足为信之后,[50]对补强规则进行改革无疑更为顺理成章。
  再次,原有的法律条文因性别歧视、妨碍追究犯罪而遭受质疑。在传统观点看来,性犯罪案件中的补强警告是合理的,因为受害人很可能在陈述案情时撒谎、捏造、夸大甚至想象,基于此,应当对陪审团进行警告。但这样一种立法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是对女性受害人的不信任,进而导致受害人不愿意告发犯罪,导致追究犯罪的难度加大。[51]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赋予了上述观点政治正确的意涵,使这样一种观点具有难以抗拒的正当性。
  最后,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补强规则本身缺乏灵活性,而且复杂、反常,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不管规则内容如何,并无将相同规则自动适用于共犯和性犯罪案件被害人的正当性。[52]这样一种不区分适用对象,统一适用相同补强规则的做法遭致批评,进而加速了废除补强规则的进程。
  综合上述,基于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这一社会背景的变化、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以及克服补强规则过于技术化导致的内在缺陷等原因,英国于20世纪90年代基本废除补强规则,并推出替代性措施。作为替代性措施的裁量性警告尽管详尽、完备,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R.v. Makanjuola一案创立的警告并没有在保护被告和社会正义之间实现平衡。[53]裁量性警告实施效果如何、未来走向尚需进一步研判。
  英国从制定法层面废除补强规则的举动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引发废除补强规则的浪潮,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我国香港地区等已经废除补强规则,这一浪潮甚至波及同属一个国家但属于大陆法系的苏格兰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苏格兰掀起声势浩大的废除补强规则运动,[54]但仍然功亏一篑。[55]
  三 美国补强规则的变迁
  美国与英国的补强规则具有同源性,但在补强规则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走出了一条与英国相异的发展模式。为全景展示美国证据法中的补强规则,下文依次对现存的庭外陈述补强规则和基本被废除的强奸案件补强规则展开论述,并对容易引发误解的《联邦证据规则》中的所谓“补强”问题予以厘清。
  (一)庭外陈述补强规则[56]
  1.基本情况
  补强规则在美国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与英国不同的样态,在适用范围上,美国将补强规则扩展至所有刑事案件中。[57]更为特殊的是,美国补强规则无论在性质、功能、具体应用还是面临的挑战等方面都独具特色。[58]
  当下,所有的美国司法辖区都有某种形式的要求对被告的庭外陈述进行补强。这一规则在有些州已经引入成文法或者法院规则。[59]但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普遍认为补强规则缺乏宪法根基,[60]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有些州已将补强规则上升到了宪法层面。[61]一般而言,补强规则包括适用于大多数州的罪体规则和适用于联邦和部分州的可信性标准,前者被视为补强规则的正统形式,后者则被视为前者的替代选择。[62]
  总体来看,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坚强的韧性,根据该规则作出判决的判例不时发生。[63]尽管如此,围绕这一规则产生的争论从未中断。具体言之,这些争论既有概念层面的问题,如关于“庭外”“供述”的争论,也有具体实施方面的问题,如需要多少证据才能达到补强的要求,补强问题是由法官还是陪审团决定等。除上述具体问题外,还有理论层面的问题,如补强规则是可采性规则问题还是充分性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的答案因司法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庭外供述是指在法庭外做的供述,补强规则不规制被告人在法庭上所作的供述,无论是证言还是有罪答辩。对于供述的范围,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不仅包括供述——对于指控犯罪事实完整和有意识的承认,同时包括自认——对于犯罪相关事实的承认,有些法院还将范围扩及至无罪辩解,但这一立场受到挑战。[64]通常情况下,少量证据就可以补强口供对于犯罪的证明,但不同的司法辖区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实行有助于证明犯罪发生、表见证明、合理根据、优势证据,甚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一而足。[65]
  绝大多数法院都将裁断问题交由法官,将其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部分,但在个别司法辖区,则授权法官指示陪审团作出决定,还有个别州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决定犯罪证据独立存在的权力交由法官,将是否充分则交由陪审团决定。[66]
  上述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些技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补强规则性质的定位。时至今日,关于补强规则的性质依然存在冲突,其到底是证据法规则还是实体法规则,到底是可采性规则还是充分性规则抑或兼而有之,美国学者仁智互见。尽管一般将补强规则作为证据法规则,但在主流的证据法专著中却很少论及补强规则。[67]当然,有学者认为,[68]补强规则既是证据规则,又是刑法规则。[69]
  就补强规则的性质而言,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上诉法院将补强要求视作与证据充分性有关,同时兼具可采性。[70]但有美国学者将补强规则视为可采性规则,认为其规制的是证据的可采性,而非所有定罪证据的最终充分性。[71]在一些法院从罪体规则转向可信性标准后,多数观点认为“将补强规则视为可采性规则的理据不足,其应当被视为一种充分性规则”。[72]
  2.正统形式
  在美国对于补强规则一般使用“罪体规则”(Corpus delicti Rule)来表述,这几乎是一个与补强规则等同的词汇。有些学术专著将二者并列使用,[73]几乎所有关于补强规则的论文都会详细介绍罪体规则。在美国版本的Perry案(Boorn案)冲击下,[74]几乎所有的美国法院都在19世纪采用了罪体规则,要求对庭外供述予以补强才能被法庭采纳。时至今日,罪体规则仍然为大多数司法区所采用。
  就罪体规则来看,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法中控方需将犯罪的如下三个要素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1)有损害或者伤害发生;(2)损害或伤害系因犯罪行为而非自然或意外原因造成;(3)被告系犯罪行为人。[75]绝大多数美国的司法辖区认为罪体包括前面两个要素,[76]进而罪体规则可以表述为,只有被告人庭外供述不足以证明罪体的存在,必须有独立于口供的其他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发生。
  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放弃证明罪体所有要素的严格标准,转而要求只需要证明指控罪行涉及的主要或者必要的损害即可。尽管如此,这一适用于杀人案件为代表的传统案件规则依然面临挑战,即当适用于与杀人案件不同的现代犯罪,比如无独立和实质的伤害或损害而无法轻易地归入主要或必要损害时,往往比较麻烦。由此,司法实践中又创造出将罪体规则界定为只包括犯罪控诉的要旨。[77]由此可以看出,罪体规则不断发展演变以因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司法实践。
  3.替代选择
  1954年以前,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都适用罪体规则。但在之后,有些司法管辖区开始拒绝适用罪体规则,转而适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Opper案和Smith案确立的可信性标准,后者成为部分法院放弃罪体规则后的替代选择。
  在Opper一案中,最高法院要求控方必须补强被告的庭外供述,但是认定“不需要独立于供述的补强证据去证明罪体”。政府的责任在于“引入倾向于确立供述可信性的大量独立证据”,“补强证据可以用来佐证陪审团得出结论所基于的案件基本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必须证明被告有罪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8]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定作为一个联邦证据法的问题,联邦法院不能依据未补强的口供确定有罪。相较于罪体规则,更好的规则应该是通过实质独立的证据以确立供述的可信性。[79]在Smith一案中,最高法院对这一标准作出进一步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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